《史记精读》伯夷列传

《伯夷叔齐列传》

名列七十列传之首。

《太史公自序》：“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天下重器

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

“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对继任者长时间的试用，然后才进行权力移交，这是为了体现天下之重。

司马迁疑惑为何许由、务光这些先贤不见于六经呢？

章太炎认为许由即上古传说系统中的皋陶。

求仁得仁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和幼子，国君打算立叔齐，但国君去世后，叔齐却要把王位让给大哥伯夷，伯夷跑了，叔齐也跑了，最后只好立次子为国君。

伯夷和叔齐投奔西伯昌，但西伯已死。西伯之子武王装载西伯的木制牌位伐纣，伯夷叔齐劝阻：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姜太公出来打圆场。

武王灭商后，天下都以周朝为正宗，但伯夷叔齐以为耻，最后饿死于首阳山。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清人梁玉绳对此有十条“不可信”。

武王伐纣乃正义之举，伯夷叔齐将其视为以暴易暴，完全错误VS武王伐纣虽为正义之举，但表彰伯夷叔齐也就是对企图颠覆无上君权的越轨理念进行狙击。

这一辩论的实质是君权智商和正义至上两种不同政治原则的较量。

鲁迅《故事新编》中的《采薇》。

天道何报

“或曰：‘天道无常，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天道无常，常与善人”出自《老子》第七十九章。司马迁对这一说法产生怀疑，最后悲愤质问苍天：“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近乎固执地坚持探求《论语》与该传的矛盾，着眼点却在伯夷、叔齐是否有怨，根源就在于。在他的价值世界里，凡俗所谓的天人感应、因果报应之说已经轰然倒塌。而正义与权势、气节与财富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也正以一种特殊形式在他心头重起波澜。

各从其志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有不同理解。

清代顾炎武认为：“其重若彼，谓俗人之重富贵也；其轻若此，谓清士之轻富贵也”。

《报任安书》：“人固有一死，或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原本是指人们对死的两种态度：一些人把死看得和泰山一样重，珍惜生命，不轻易赴死；而另外一些人则把死看得比鸿毛还轻，只要现实需要，视死如归。但被后世之人误读成为了道德判词：一类人道德高尚，其死比泰山还重；另一类人卑鄙龌蹉，其死比鸿毛还轻。

附青云之士

“‘君子疾没于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君子疾没于世而名不称焉”出自《论语·卫灵公》。

“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出自贾谊《鹏鸟赋》。

“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出自《周易》乾卦。

文体

此文相比《史记》其他篇章，疑问、议论与感慨多得多。

明代陈仁锡点评《伯夷列传》的文体：

“颇似论，不似传，是太史公极得意之文，亦极变体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