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全球大萧条的对策与禁忌
文|郝一生
随着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国的肆虐，2020全球大萧条或不可避免，如何认识这次大萧条的特性，对选择有效对策至关重要。
此次大萧条可以与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并列，成为全球的三次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此次大萧条并没有改变经济危机的本质：经济危机源于民间消费恐慌性的突然大面积减少造成的恶性循环。
此前的所有经济危机，几乎都是金融危机造成的社会恐慌带来的消费需求下降引发的恶性循环所致。
1929大萧条的导火索是美国股市的大崩盘，没有融断和跌停板的美国股市一落千丈，美国通用公司的股票从368美元跌到6美元。由于当时美国民众近一半的房地产被抵押出去后投入了股市，因此次后一年内美国有进1000多人因股市崩盘输光了全部家当跳楼自杀。此后全球经济便陷入了：消费锐减、倒闭失业、消费再减恶性循环的大萧条黑洞。
全球金融风暴之后的2009年，在全球民间消费锐减之后，全球GDP缩水约5万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全球GDP 62.98万亿美元的7.9%，其特点是“美国打喷嚏全球感冒”：美国以外的收入减少和负面冲击要大于美国自身。除了恐慌造成的消费减少，更严重的是全球投资也随之趋缓。
最终决定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的基石是民间投资，政府投资最多可以作为一种政策性投资调整。
瘟疫导致的消费突然大面积缩减部分带有被迫性，民众许多最初是无法消费，之后转为几个月的收入下降导致的恐慌性消费需求萎缩。
此次疫情过后消费的回复和反弹要比前两次大萧条强劲，这是因为全球民间财富要比前两次丰润，但疫情期间收入的减少，以及疫情对今后一段时间收入的影响，决定着消费即便反弹，短期内也不可能马上回到疫情之前。
战后70年来各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使几乎所有国家政府在对抗经济危机时的财政手段捉襟见肘（凯恩斯主义使对抗经济周期时期各国政府的政府投资在危机过后不能收回、财政赤字长期化、巨大化，以致政府没钱再投资）。
不论“罗斯福新政”还是“2009中国4万亿政府投资”，都是有效的政府危机对策毋庸置疑。但是，政府财政投资的本质应当是“政府周期对策蓄水池”，也就是说：危机来临政府从蓄水池中取水灭火；危机过后政府出卖投资项目的所有权和资产，收回投资放回蓄水池（如美国政府在股价回升后卖出CITI BANK的股权）。
凯恩斯的最大功绩是：指出可以通过政府投资对抗经济危机；然而，凯恩斯主义最大的危害也在于，各国政府不论是否面临危机，都在不停地走政府投资的单行路，危机过后没有收回投资。于是，政府财政赤字就像雪球下山越滚越庞大（2019财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9844亿美元，债务余额已经相当于GDP的约100%，2020年仅利息支出就将达4600亿美元；日本的政府中央负债更是占到了GDP的200%；），于是，到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资金蓄水池的水已经被抽干了，政府没钱再通过投资对抗经济危机；同时，既往政府投资项目因效率低下而不断加速贬值；而且，在政府为了稀释财政赤字而增发货币之后，整个国民财富和投资能量也会随之贬值，民间投资反而会因此被拖累下行。
2020大萧条会促进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流动，带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调整，但却不可能在根本上决定这些变化的总体趋势，因为决定这些流动的最终动因是“国际间的利润洼地”。例如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时代，产业回归美国一直是美国政府的夙愿，但在中国仍然处于利润洼地时，这些愿望只能望洋兴叹。因为当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同时采取等量扶植政策时，这些政策会相互抵消。
危机时期促进国内消费的政策（如美国、日本的补贴政策），最多是一种救济，它依然不可能像政府期盼的那样等量增加民间消费，因为在收入预期不明朗时，这些补贴更多会转为民众的银行存款。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和台湾地区发放消费券后消费没有增加所证明，但日本和美国似乎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所以，刺激国内消费的对策总的说是劳民伤财、事与愿违。内需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民众的长期收入预期和安全感，而不是发放消费券。
今后数年全球经济将进入缓慢衰退，走出衰退需要的时间要比2008年以后长，对2020大萧条的任何过于乐观的预期都可能是有害的。
加大政府投资只能作为短期策略，随着危机缓解确保及时变卖政府的投资项目和资产——回笼政府反周期资源，消减政府财政赤字，尽早结束并摒弃盲目追随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
建立政府“反周期资金池”并专款专用。好钢用在刀刃上，在对扶植和奖励民间投资方面出台超强力度的扶植政策。
摒弃发放消费券之类的刺激内需政策，把钱用于产业重点扶植。例如，对此次疫情重灾区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
不再对所有企业“无差别补贴（扶植）”，同时，强调选择被扶植企业的原则，由市场决定而不是人为决定，最大限度地规避贪腐成本。
不论股市如何波动，不再动用公共资源“救市”。股市涨落自有它自身的逻辑。
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在大浪淘沙中实现产业升级。危机中的“机”，就是通过危机淘汰一批年迈体弱的企业，驱动朝阳产业和体魄强健企业的发展，脱胎换骨。
谨防危机期间加大政府投资后加剧“国进民退”，防止国民经济整体效率降低。
对因疫情造成的失业者，发放“短期失业特殊津贴”，对受冲击严重的同类企业中增加雇佣或维持雇佣的企业施行免税等政策。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客座教授，编辑：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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