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的一位作者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谈了一个中年失业者的家庭财务悲剧。故事的主人公在深圳一家通信行业的顶级公司就职，依靠自身的努力完成了原始积累，在深圳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也买了两套房，还生了二胎。眼看人生大道越走越宽，忽然落下一道晴天霹雳，公司清理高年龄、高成本的员工，他不幸中招，离职了发现出去根本做不了独当一面的头狼，能争取的薪水只能腰斩，于是两套房贷和俩娃的养育成本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中年财务危机像一条绳索，在他无望的脖颈上，越缠越深。
这篇文章在朋友圈被广泛转发和改编，阅读量达到10w+。文章成功的原因，除了我这位作者朋友在理财方面确有见解，在家庭财务方面做了非常精到的分析之外，也是因为这个话题切中了当下的一个热点：中产阶级的焦虑。关于这个热点已经有过太多的讨论，今天不展开说，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一看到这个案例就想到的：为什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离开他的工作岗位后，竟然找不到一个同等待遇的职位？一次离职，怎么就成了灭顶之灾？
是他所处的行业不好吗？不是的。直到今天，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仍然比较快，而且中国在这个行业的全球相对地位还在持续上升。如果说这个行业不好，那全体传统制造业、农业、实体零售业都要去跳海。我曾经遇到一个开快的补贴家用的杭钢半山基地中年失业工人，那才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是他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太大吗？也未必是。文章没有说明这位主人公的具体岗位，但应该是属于高技术领域无疑。虽然这个行业的高薪确实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去抢饭碗，但总的来说需求量足够大，技术壁垒肯定存在，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也绝非等闲，不可能没有市场需求。
那么是他不努力吗？更不是了。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么多年来，我时时鞭策自己，从来不敢懈怠，能加班就加班，能早去就早去，领导一点不满，就紧张好多天，生怕丢了工作”。这样的自述可信度很高，因为他是农村苦出身，能在深圳闯出名堂来，你说他不努力，鬼都不信。
所以分析来分析去，无论内因还是外因，几乎都挑不出他的毛病——这就是故事的悲伤之处，你做对了每一步，命运却板着脸说了一句：Game Over——理由？没有理由。这样的结局，很难不让人产生兔死狐悲之感。
这个主人公是个典型的理工科生，即使面对这样的人生悲剧，他还是很理性地分析自己的情况，并在文中道出了他面临困境的缘由：“最近也在网上投过简历，我们这三十大几年纪，一般出去做不了高管，企业也不要，面试机会也很少，少数小公司面试过，基本月薪也是税前不到两万，税后房贷都不够，有的还看不上我。我们在大公司，自我感觉水平不错，视野开阔，但和人家一交流，明显有很大不同，人家小公司我们这年龄的，即使不是高管，基本产品从前到后啥都懂，软硬件，结构啥都能做，我们则只做自己擅长的一段，真正让我们做出产品需要很多配置协助，小公司也养不起我们这样复杂的玩法。”
辛辛苦苦十几年，把自己干成了一颗螺丝钉，一颗只能在原来那架隆隆运作的庞大机器上运行的螺丝钉。一旦那架机器垮了，或者是用一颗新的螺丝钉来代替旧的，旧的就只能跌落黄土，蒙尘悲泣。即便还能换一架恰好要用到旧螺丝钉的机器，也绝不是原先的待遇，因为旧螺丝钉创造不了那么大的价值——否则也不会被原来的机器所抛弃。
在现实中，很多螺丝钉会被机器的隆隆声所误导，把机器的巨大误认为是自己的巨大，并以为这种巨大可以永恒下去。机器的巨大对螺丝钉而言，应当是好事，但螺丝钉如果止于螺丝钉，而不去试图进化为发动机，则可能会演化成螺丝钉个体的巨大悲剧。武钢被兼并前被裁掉的上万名工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失业工人，对此应该都深有感触。放在历史长河中间，兴衰只是过眼云烟，但这种感触对个体而言，代价未免过于沉重。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资源诅咒”，多指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得更慢。世行2000年的研究证明了这个概念的真实存在：1965—1998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国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同期却下降了1.3%。在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人均GNP年增速达到4%(1970—1998)，而一些东亚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中国国内也有类似的景象，2016年GDP增速排倒数的东三省和山西省，全都是资源大省；而自然资源匮乏的闽浙、潮汕，如今其商帮纵横四海，遍布全球。
造成资源诅咒的原因很多。我以为其核心原因在于，当外部资源对于地区经济成长赋能过多，其内生动力就会削弱，但外部资源又是属于可控范围之外的“身外之物”，一旦受到扰动，经济体的虚弱就完全暴露出来。
对于个体也是一样的道理。超级平台对于个体的赋能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因为这种赋能而导致个体的内生动力减弱，那就是“福兮祸所伏”了。《财富》杂志曾经报道，美国一般跨国企业的寿命只有10-12年，世界1000强企业平均寿命只有30年。中国的数据并不会比这个数字更乐观，将来企业生死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寄望在一个企业终老，将是越来越难的事——这还是在不被裁员的前提下。
以上的这些讨论可能比较沉重，但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意义是，我们过去太习惯于被平台定义，譬如“我在政府机关工作”、“我在大型国企工作”、“我在世界500强外企工作”。这对于职场新人来说可能很重要，但对于逐渐步入中年的职场老鸟来说，你也许更需要认真思考一点：我有没有定义平台的能力？也就是在局外人看来，“这是XX的公司”、“这是XX的部门”、“这是XX才能干的业务”。拥有这一点能力，你对待外部世界的变化，也许会更加从容镇定。毕竟内在的才能禀赋，是不可能被外部变化轻易颠覆的。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样的问题不容易想清楚，即使想清楚也不一定有方向着手去做。但是早一点考虑这个问题，比事到临头再行反思要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事里的那个主人公，用他的亲身经历，给我们上了振聋发聩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