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显著遗传缺陷、物质供给相对充裕、有亲生母亲照顾的孩子，在我们想象当中，是会正常地成长的，更别说是在经济发达、社会保障完善的西方国家。然而，斯坦利就是这个不幸的孩子，在他六岁的时候已经被确诊为精神病患者。
斯坦利的行为在完全的低落和无间歇的狂乱行为间转换，他常常失控的大叫。给他看简单的图画书，第一张画的是一个婴儿在婴儿床后面，第二张是笼子里有只熊猫，他却分辨不清，只是注意到两张图画中类似的垂直线条，却不能觉察到明显差异。在没有关注外部时，他会陷入完全无精打采的状态，然后，他会突然转向行动，有意识的碰触治疗师的手臂，并伴随着蹦跳、扭曲、痉挛发作。
最可怕的是，在斯坦利安静的时候，他的目光中看不到任何目的和焦点，没有一丝渴望，只是深深的平静，几乎所有用来描述人类自主体验的词汇在斯坦利身上好像都不适用，他似乎不属于我们这个社会，他被湮灭在环境中，不具备与外界感知并反馈的能力，自我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一个本来有可能健康成长的生命，本应该在阳光下和其他孩子欢快的在草地上奔跑打闹的孩子，只能待在封闭阴郁的精神病医院病房里。他会永久处在严重心理病态，不可逆转，我们甚至无法把他定义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
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个人悲惨遭遇。
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这是儿童心理学家玛格丽特.马勒在研究报告中记述的一个真实案例。
马勒属于精神分析学派的学者，她以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而著称。她通过对正常和有问题的婴儿、学步儿童以及更大些的儿童、还有他们的母亲进行广泛观察，重构了儿童心理成长模型，阐述了让人更加信服的人类心理起源。
马勒认为，幼儿在心理意义上的诞生与身体出生不是一致的。
刚出生的婴儿处于“自闭”阶段，反应的对象是生理紧张，无法区分自己与母亲，只能感觉到部份（胸、脸、嘴、手）而不是完整的自我。
从第三个月至第八个月，婴儿进入“共生”阶段。他非常依赖母亲，似乎期望在情绪上和母亲保持高度同步。
从第四或第五个月，婴儿进入“分离—个体化”阶段。他体验到与重要亲人的分离，并逐步发展了自我的概念和区分他与母亲的关系。
整个过程中，母亲为婴儿未成熟的自我提供了“镜像参考框架”，如果她不可预测、不稳定、焦虑和敌意，参考框架就会受到危及，而儿童最终的独立功能就不太可能形成。同时，母亲也是婴儿的一个辅助自我，发挥刺激调节器的作用，帮助他避免强烈刺激的冲击，整理并最终识别不同类型的体验，为建立自体的感知能力打下基础。
母亲是婴儿构建自我心理的安全锚定点。母亲的关怀和容纳，就像她的身体容纳了胚胎发展一样，对婴儿的自我建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但斯坦利非常不幸。在他六个月大时，就得了腹股沟疝气，这种疾病会引起剧烈疼痛，并且无法预料、无法缓解（有实验表明，大鼠在持续遭受没有固定规律且不可避免的严重电击的痛苦下，会患上紧张性精神病）。斯坦利的母亲尽管也照顾了斯坦利，但她过分关注她自己的生活，没有和斯坦利发生真正的情绪联系。斯坦利的哭声让她感觉厌恶和烦躁。她只是想让斯坦利安静下来，不过多的影响她。当斯坦利因为病痛爆发猛烈的哭泣时，她只是一味的想平息斯坦利的哭声，想办法分散他的注意力，比如在他痛苦时强行喂食。
母亲没有把斯坦利从充满创伤情境的“未完善自我”中拯救出来，她的强行喂食等行为还增加了对斯坦利的不良刺激。
斯坦利没有可以利用的“共生体验”作为成长的安全环境，自我的心理构建停滞，并超出了“适宜时间”。于是，斯坦利的“自我形成”失败，对于“我是谁”完全混淆，分不清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他人，成了一个年幼的精神病患者。
一棵大树可以凭借粗大的树干和坚实的根系抵御一场大风的侵袭，而一颗小树苗却可能在风中折断。强烈的病痛在极其敏感的时期向斯坦利袭来，感情疏离的妈妈不能体察和有效缓解他的痛苦，还带来新的不良刺激，这些汇集在一起终于摧毁了斯坦利，造成了悲惨。
也许，斯坦利的悲剧是个极端案例，但它的严重后果，提示着每一位父母，应该更多地去学习、了解孩子各个年龄段的成长特点，体察孩子的真实感受，做一个行为可预测、情绪稳定、不含敌意的父母，成为真正尽职的家长。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很多成长的时机错过就不会重来，有些损害一旦造成就无法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