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30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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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见多识广的西方读者来说，这看来无疑是对文学地位的扭曲。但是在斯大林治下的俄罗斯却不是这样，在那里阅读群体的主体对文学创作的惯例都很陌生，而且也很少意识到真实世界与书中世界的区别。人们接触文学，就像他们曾经可能接触圣像或圣徒传记那样，是相信其中蕴含着指导他们生活的道德真理。德国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在1937年访问莫斯科时，曾这样评论苏联大众阅读的这个奇怪特点

严格的书刊审查以及更多别的措施，打击了充斥西方火车站报刊摊的那些色情书刊、粗制滥造的惊险小说，使苏联读者和剧院观众比我们更纯洁、更直率和更朴素。我注意到，上演莎士比亚、谢里丹或格里鲍耶多夫的戏剧时，观众（其中一些明显是乡下人）很容易为舞台上的演出所触动……会赞成或不赞成地大声议论；有时，观众情绪之强烈，在西方来访者看来既新鲜又令人感动。

值得重视的是，共产主义在苏联战时宣传中消失了。苏联以俄罗斯的名义，以苏联“民族大家庭”的名义，以泛斯拉夫情谊的名义，或者以斯大林的名义而战，但从来不说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而战。为了动员支持力量，苏联政府甚至还与俄罗斯教会合作。对仍在从集体化运动的灾难性影响中恢复的农村居民来说，由教会进行爱国宣传更可能奏效。 1943 年选出了自 1917 年以来首位大牧首，同时还重新开放了一所神学院和若干所宗教学校。在经历了多年压制之后，教区教堂终于被允许恢复某些属灵生活。

1957年10月4日，航天先驱斯普尼克1号上天，人们第一次听到从太空传来的声音。在几周之后的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上，斯普尼克2号带着狗狗莱卡飞入了太空。通过这小小的一步，苏联的科学技术似乎突然超越了西方世界。赫鲁晓夫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成功，宣称它预示着共产主义理念的胜利。之后一年，红旗就插到了月球表面。1961年4月，尤里·加加林成为第一位脱离地球大气层的人。苏维埃体系的一大标志就是其对科学技术的信念。1945年之后，苏联政府开始大量资助科学机构，不仅推动核物理学等有军事价值的学科的发展，也鼓励纯科学和数学的研究。国家高度重视科学家，将其提升到了与高级工业管理人员和党干部同等的地位。苏联意识形态的内核，就是对人能够用理性消除人类的苦难和驾驭自然力量的乐观信念。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儒勒·凡尔纳和H.G.威尔斯想象中的那种未来景象之上的——他们的作品在苏联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流行。威尔斯属于最早一批访问苏维埃俄国的西方作家（1919）。他发现，即便在俄罗斯人为国内战争荼毒的时刻，列宁仍在克里姆林宫中梦想着太空旅行。

科幻小说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基本销声匿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没有乌托邦幻想的空间，也不允许有任何道德上的不确定。当时只有那些吹捧苏联科技的科幻小说才没有被禁。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太空计划带来了科幻小说的复兴，而且本身是个科幻小说迷的赫鲁晓夫也鼓励作家重返前斯大林时代的传统。

她的遗体被送到前舍列梅捷夫救济院的太平间。这座救济院是为纪念普拉斯科维娅而修建的，她在那里同样接受着俯视着喷泉宫大门的格言的守护：“上帝善存一切。”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她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葬礼。整场追思弥撒中，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大教堂中涌进了无数人，进不去的人就站在大街上，人人都在虔诚地默哀。这座城市的百姓向这位市民致以最后的敬意，她在其他人不得不保持沉默的时候，用自己的诗表达了他们的心声。阿赫玛托娃曾与她的同胞同在“我的人民不幸而在的地方”。现在他们与她同在。在送葬队伍穿过彼得堡来到科马罗沃墓地的路上，人群在喷泉宫前停留了片刻，这样她就能和它作最后的告别。PondsLane）的房子也能唤起她的“俄罗斯”心象。这座房子在1918年的严冬被拆毁当了柴火。但是在经历了近20年的流亡生涯，她1939年回国时，发现自己最爱的山楂树生长一如往昔。这棵树是她的“俄罗斯”中仅存之物，她乞求阿赫玛托娃不要告诉别人它的存在，除非“他们自己发现并把它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