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 读明朝末代皇帝的故事 让我想起了现在闹的沸沸扬扬的韩国总统朴槿惠。
崇祯皇帝临危受命，接下一摊“烂摊子”。史书云“明之亡，亡于天启”，还有说“实亡于万历”，还有的说“始亡于嘉靖” 。总之经过他哥哥 他爷爷 他爷爷的爷爷败家败下来，到崇祯这里 只能做个衣服都是打过布丁的皇帝。而且是皇后免费打补丁。
没钱没人。虽然是皇帝，但安排个事特没效率，底下人能推就推。好在他也算勤勉理政。先费劲除去“人妖”魏仲贤 ，史称“钦定逆案”，又在“东邻党”、“阉党”等党派斗争中权衡维系。后金（皇太极）入侵。好不容易提拔了袁崇焕 后金还没打回去。袁督师倒先给斩了。东北还在打仗，西北又连年旱灾。没饭吃就造反了，冒出了张献忠、李自成造反派。打了东边 打西边。拆了东墙 补西墙。打仗需要钱…偏偏明朝的地方政府都没行政拨款 都是自己养活自己。比如毛文龙 为了养点兵 还要搞点“走私”。实在没钱只能征税，偏偏还继续遇上天灾 除了西北 河南又闹饥荒。都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那就都造反吧。 最后在内忧外患 天灾人祸中 应该是1645年3月18日 自杀了（也算是有气节的一位皇帝 但终究明朝气数已尽）。
改变历史的关键人物：孙承宗
孙承宗 嘉靖42年（1563）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皇帝的老师。--高龄，被俘后自杀
打仗的重要人物：
明末的军队 ，战斗力最强的 ，是关宁铁骑 ，排第三的 ，是天雄军 ，排在第二的 ，是秦兵 。关宁铁骑强悍 ，因为机动 ；天雄军善战 ，因为团结 ；而秦兵的战斗力 ，因为个性 。
1、袁崇焕（功过有争议）：关宁铁骑--被崇赐死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生于广东东莞石碣，祖籍广西梧州（籍贯争议[1]）。明朝末年蓟辽督师。
2、曹文诏 山西大同人 率领 “关宁铁骑”---被围自杀
3、洪承畴，率领 洪兵。（叛变）
洪承畴（1593.10.16—1665.04.03），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南安英都（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1]。[2]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累官至陕西布政使参政，崇祯时官至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松锦之战战败后被清朝俘虏，后投降成为清朝汉人大学士。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随清军入关。抵京后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衔，列内院佐理机务。
4、卢象昇，江苏宜兴人，--战死
率领天雄兵（主要来自大名 广平当地，走的是关系路子 大多是同乡 同学亲戚等）
5、孙传庭-秦军---战死
孙传庭是个相当奇怪的人 ，因为在杀死高迎祥之前 ，他从未带过兵 、从未打过仗 ，过去的三十多年里 ，他主要的工作 ，是人事干部 。孙传庭 ，字伯雅 ，山西代州 （今山西代县 ）人 ，万历四十七年 （ 1 6 1 9 ）进士 。在崇祯九年 （ 1 6 3 6 ）之前 ，历任永城 、商丘知县 ，吏部主事 。孙传庭算是个三无人员 ，无钱 、无兵 、无将 。孙传庭上任的准确时间 ，是崇祯九年 （ 1 6 3 6 ）三月 ，他全歼高迎祥的时间 ，是崇祯九年 （ 1 6 3 6 ）七月 。从开始到结束 ，从一无所有到所向披靡 ，四个月 。
秦兵的主力 ，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陕西榆林 。榆林 ，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 ，据说每次打仗的时候 ，压根儿不用动员 ，只要喊两嗓子 ，无论男女老幼 ，抄起家伙就上 ，而且说砍就砍 ，绝无废话 。
6、杨嗣昌--战中病死
湖广武陵人（今湖南常德） 他老爸是杨鹤（专业诏安）
杨嗣昌（1588年—1641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崇祯十年（1637年）出任兵部尚书，翌年入阁，深受崇祯皇帝信任。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镇压农民军，同时主张对清朝议和。但他的计划没能成功，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以“督师辅臣”的身份前往湖广围剿农民军。
不干正事 只搞内耗的重要人物
1、温体仁2、魏仲贤
总结
《明朝这点事》我就只看了 第一个皇帝和最后一个皇帝的故事。洪武的干支“戊申”，崇祯的干支“戊辰” 276年的统治一共有17位皇帝。
以我浅薄的历史知识，我就很想问这样的问题：
1、明朝的“言官”和“宦官”到底起到啥积极作用？崇祯同志有句名言 ： “诸臣误我 。 ”还有一句 ： “是文臣人人可杀 。 ”
2、明朝的作为一个当时世界上的强国，有严明的法律 。有被程朱理学熏陶过的 名师气节：“存天理 ，去人欲 ” ，“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 ” 还有伟大的“心学”哲学。王守仁的“天理即是人欲 ”。
3、中晚明科学著作众多，倒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吴有性的《瘟疫论》、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这些明朝科学家几乎都是明朝有功名的士子。而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现代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与现代理论非常相似。方以智则在《物理小识》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在《物理小识》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从这些些来看，明朝的科技在当时来说是作了很多的改进，有很多的突破。
4、明代中后期在江南的一些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即雇佣关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丝织业中心的苏州和杭州，机户雇佣机工。二是在棉纺织业中心的松江，包买商雇佣居民。明代棉纺织业中心松江的商人开设暑袜店，利用雄厚的资金，购进大量的尤墩布（以乌泥泾被为基础而进行改良的细密、柔软的三纱布）分给当地居民编制暑袜，计件付给工资，这样商人与居民之间便形成了雇佣关系
那么为啥还是被亡了？附上 郑记辉《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
历史中人物与事件，开化并激发后人的思考潜能，最初原始人的本性没有什么善与恶的评价，他们都是依靠本能，依靠天性的趋利避害做出相应的反应。可以说，生存就是他们唯一的追求（这是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表述，也许这种求生本能根本就不能成为追求，求生只是一种天性的能力，只有到有时间概念意识的现代人出现为止，有死亡意识后人才有求生这一追求）。每种动物在受到外界环境改变而改变的潜能，如反抗、逃跑、隐蔽等，这都是生命生物本能反应（趋利避害），但是并非每种动物都具有时间意识与死亡意识，时间意识促使现代人有规律去劳动与生产（直到还来的创造与发明），死亡意识促使人的自私（时间意识与死亡意识一起也促使私有制的产生，人知道死亡非偶然性及其在时间上的规律性，促使人们储存食物与保护食物的意识，慢慢地随着初级文明的产生，私有制成为了一种财产及文明制度）。
明朝党派争斗、宫廷斗争 那些官员的脑袋都是随时要掉的。越是有这样的死亡紧迫性，估计大多人对财产的占有欲望就越强。然后再被皇帝以贪污罪赐死 周而复始。
在封建社会里，一个普通人的不作为行为也许不会影响什么？但是一个需要作为决定与承担重大责任的政府的不作为行为或者不该的作为行为都将影响国家的命运。我们不能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交给一个人的手中或一小部分集团利益的手中，一方面是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再强的人可不可能是万能的；二是：一个人或一小部分很难维护和管理国家的命运；三是：人性的弱点，注定人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是如何高的要求别人不反错误，而是要有修改错误的机制和可能性。
批判、解析与最后的反思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
我们不禁反问？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好面子”呢？（一些有水平之人把之称为“灵魂或骨气”，的确“灵魂和骨气”是我们中国文化延续一个根基，但是殊不知就是它阻碍了自我否定，自我改进的步伐），为什么中国人做事情都评一个感觉呢？（不可否认，感觉往往成就大事业，但是这个大事业是建立在牺牲众他的基础之上的自私行为），做事也罢，做人也罢，我们中国都喜欢一个“感觉”，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人大多数不喜欢一个坚持原则的人呢？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女性不喜欢一个太爱较真的男人呢？（是因为她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宽容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三位先秦圣贤（老子、孔子、孟子）中思想的“文化原罪”。这又如何阐述呢？
在第一篇就是说过，老子获得“道”的过程与方法是“悟”，而“悟”又是依靠什么东西还获得呢？那就是佛教有一定共同之处，那就是说：“我们人所获得的知识与认识是通过我们知觉器官”，佛教把其成为“六知觉”。可以说，中国与印度在同时的哲学认识观是基本相似的。然而，不同的是，老子提倡的是“静心”修炼，他提出的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一种辩证的思维观，从而提倡的是“无为”而治，依靠一个人自己的先天之命还行事。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老子关于人性的问题，是一个积极的认识，认为作为人就是向善的，否则与畜生无区别（这可以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中可以看出，也可以从他的“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智慧中得到），而佛教就认为人的感觉是“人的万恶之源”开端。在佛教鼻祖释迦摩尼却放弃自己的财富与地位，选择开化与点化世人，道家与佛教又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提出放弃追求，提倡清心寡欲，这就是为什么佛道能为一家之所在，也是佛教能在中国共存并融入之所在。关于人性的问题，我这是有一个自己的个人的推测，可能是老子认为世人不应该拥有智慧，所有他没有选择开化与传播他的思想，最后选择了一个在对统治者来说是一个智慧的行为，那就是隐居（他认为做小国寡民是需要勇气的，在先秦时期做一个手中没有权力的“寡民”的确是需要勇气的），而他自己却被称为是一个“智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的“智者”是很少的，因而在以后儒家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论”。而无论是印度先哲释迦摩尼还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选择普度世人，因为人的自利性，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灾难，他们对人性的理解就是“人性本恶”，但是两者又有不同，一个提倡放弃，一个提倡“争辩”。
与儒释道为根基的东方文化相比，此时西方文化提倡的是“争辩”，虽然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是通过“感觉”的，但是获得“客观的本质规律”就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会有不断地起义吗？不是他们为了反抗而反抗，从本质的角度看，那是普通人民在“儒释道文化”不太重视的“经济物质”上出现严重的问题，自然灾害与统治者的无能（内乱外患等），外加一些地方官员的横行霸道，反抗是必然形成的。“争辩”不是为了“争论”而去“争论”，其目的是为了获得“现象”之外的“真理”，也就是说不是依靠感觉本身来判断事物的对与错，而是通过“思辨”来寻找矛盾的根源在哪里？从而有利于解决问题。
不难发现，我们的中国人很多陋习都因为自己的亲身感觉而引起的，同样也是深受我们先秦思想的深重影响。忽视“争辩”，因为你的“在理”很可能剥夺别人“面子”，也可能剥夺别人本身成功的“利益”，这种自私自利性就是中国的“面子”。而它也是中国式的“傲慢”。中国的领导反对手下的“争辩”，中国的老师反对学生“争辩”，中国的家长反对子女“争辩”，在种傲慢在中国的圣贤与儒家文化圈中随处可见，可以这就是中国文化人中的一种“文化原罪”。善良是在痛苦历史中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忘却历史，不能把过去的历史作为一个“神话中”美好的故事，记忆历史，从历史反思并前进是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