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未必欢，死未必哀。
君子知命随分守时而已
前言
二月河在谈到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时，这样说道：“我写历史题材的小说，讲究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相结合。所谓历史真实性， 并不指历史事件细节的真实性，而是指当时历史氛围和环境、大的事件、重要人物不能虚构，重要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立场和表现不能有虚构。” 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曹雪芹可谓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学巨匠。那么，对于这样一位对后世影响卓著的作家，二月河对他的形象塑造也遵循着将艺 术虚构的成分降到最低、尽可能地在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创造这一“期待视野”——尤其，二月河对曹雪芹的钦慕程度是“怎一个敬畏了得” 因此，在该形象的塑造上，二月河尽可能地运用了红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用以充实文献资料并不丰赡的曹雪芹形象。二月河对红学成果的运用大致表现在： 其一，对于学界相对认可的研究，如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张宜泉等人的交游上，二月河基本尊重史实， 以小说笔法将其作艺术化的处理；其二，对于一些当时学界争议颇大的红学公案，他也尽可能予以采信，以便为“直观资料太少"的曹公形象提供尽可能充分的创作空间。在这些各执一端的对立中，二 月河的取舍态度与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他的红学观，这是他在塑造曹雪芹形象时所透露出的重要信息，也是我们了解二月河与《红楼梦》关系的关键所在。笔者在此对学界比较认可的问题存而不论， 而是从一些当时看来争议较大的节点入手，以此考稽二月河的创作倾向与红学观。需要指出的是，二 月河对曹雪芹形象的塑造完成于1994年9月以前，故对其创作倾向的考索主要针对在此之前的红学研究状况与二月河对当时《红楼梦》研究的接受情况。
四、由曹雪芹形象看二月河对相关史实的艺术化运用
对曹雪芹形象的塑造，涉及如下重要的问题：
(一）关于曹雪芹与傅恒的关系
在二月河的笔下，曹雪芹首先是作为乾隆皇帝的国舅爷傅恒的随从身份出现的。他在傅府的舞文弄墨是其得到爱情、友情的重要平台，也是《红楼梦》得以在民间及庙堂辗转流播的重要渠道。可以说， 在《乾隆皇帝》中，没有傅恒就没有曹雪芹。显然，二月河是将傅恒与曹雪芹的交往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网上。对于此点，尤其对二月河在小说中将曹雪芹设为傅府“西宾”，招致不少非议。有人指出， 《乾隆皇帝》中的曹雪芹“一出场就给读者一个‘混饭帮闲的清客’的印象”，这样一个“奴化了的小市侩儿”与曹雪芹之叛逆傲骨不相符合，以致于这样造成了对曹雪芹形象的“贬低” 。时隔数月之后，王谦也以相似的语言、观点对二月河所创作的曹雪芹形象进行了诘难。客观而论，这二者的所谓 “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已然超出了学术批评与文学评论的范围，甚至带有人身攻击的意味，但是，仅就曹雪芹清客身份的质疑则表明作家的此番设置似乎有悖于一代文豪桀骜不驯的精神气质。然而，综观学界对此题的研究，二月河所本并非姑妄言之。其实，早在1953年、1976年的《红楼梦新证》（下简称《新证》）中，周汝昌就将傅恒列于曹雪芹之“姻戚”条，并认为曹家与傅家的关系，“似乎是不能否认 的” “似乎是有迹可寻的” ,且在1998年版的《新证》中，“似乎有迹可寻” —语也依然保留。 可以看出，在1953〜1998年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周氏对此问题的态度一直是处于不容轻易否定的 或然性推论中。1982年，宋谋場发表《曹雪芹与尹继善、傅恒交游考》一文，认为曹雪芹极有可能在傅 恒府作过“西宾”，其“亲见亲闻”构成了《红楼梦》小说中的大观园原型显而易见，曹雪芹与傅恒之 姻亲关系虽为周汝昌所倡，而“西宾”之说则是宋氏在步武周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的结果。笔者无意 厚此薄彼，但需指出，二月河的此番设置并非向隅虚构，而是受到了当时学界观点的影响。
(二） 关于曹瓣芹与尹继善的关系
在《乾隆皇帝》中，二月河简单设置了曹雪芹南游至尹继善处的情节。《乾隆皇帝•风华初露》第 44回“尹继善泛舟歌侑酒刘啸林闲赋讥时文”即为对二者交游的集中描写。尹继善时为江南巡抚，二 月河设置曹雪芹与这一朝廷要员的交往非关其他，只为凸显曹公之卓异文才，此为曹霉芹形象的主要 立足点。事实上，曹雪芹与尹继善是否真正有过交往，一度是红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此争执的产生 端赖于1963年上海方行在郑州河南博物馆发现的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像，因上题有尹继善诗二首，遂引 发了学界对于该画像的真伪以及曹雪芹与尹继善关系的考论。刘梦溪在《第十次论争：曹雪芹画像问 题》中对此公案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梳理，认为对曹、尹二者关系持论肯定者有周汝昌、宋谋場，否定 者有刘世德、史树青、梅节、陈毓罴、冯其庸、程德卿等。鉴于此问题在当时持续时间之久、论争 之激烈，1982年，此问题在第三次全国红学讨论会上被作为重要议题提出并参与大会讨论，尚未成名的 二月河正好也参加了此次盛会。次年2月，“曹雪芹画像调查报告会”在京召开，历时二十年的红学公 案仍是各执一端，悬而未决。1963〜1983年之间，周汝昌多次撰写文章力挺此说，并在《新证》中首次 以信史形式将曹雪芹入尹继善幕一事“确定”下来。即此而言，在二月河的艺术表达中，二月河 实际上是米周、宋之说。
(三） 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及墓地
在《乾隆皇帝》第二卷第四十回，二月河对曹雪芹谢世的时间作了特意凸显：
梵音寺的钟声响了，悠扬而又沉浑，在雪幕中回荡。通济河浑浑噩噩的暮色和雪绒在钟声中悄悄地降落。弥漫着晚炊的张家湾仿佛都融化在这凄凉又充满了欢乐的除夕之夜。随着钟声响起，满街满巷逃脱了天花瘟疫的孩子们追逐戏闹，快乐地大叫着，燃放着各色各样的爆竹，庆贺乾隆癸未年的到来。——《乾隆皇帝•夕照空山第四十回》乾隆帝丧子慰中宫曹雪芹泪尽归离恨
二月河采用艺术化的语言将曹雪芹离世的悲凉之境与除夕之夜的欢乐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按照传统纪年法，除夕为农历年的最后一天。二月河专署“除夕之夜” “庆贺乾隆癸未年的到来”，意在表明，壬午终，而癸未始。显然此除夕乃癸未年前夜的壬午除夕，亦即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3年2 月12日，二月河作此番提示性的强调，显然表明他更同意壬午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曹雪芹 卒年的探讨已然形成了壬午说、癸未说、甲申说三足鼎立的局面。相形之下壬午说产生时间最早，也为多数红学研究者信服。就连早期笃信癸未说的红学家冯其庸也在1992年舍癸未转而取壬午对于曹雪芹形象而言，这个至关重要的时间点的确定与选择显然是二月河尊重学界已有研究的重要体现。于小说创作而言，作家无论持何种卒年说，均与丰富形象、构建情节之间所关非多，而仅是作家着力突出他遵循历史真实的重要表征。
1992年7月，镌刻着“曹公讳霑墓”“壬午”字样的墓石在通州张家湾被发现，并因此引发了学界关于曹雪芹墓石真伪的一场大讨论。冯其庸作为该墓石的“坚信不疑者” 对其进行目验后的第三天写下了《曹雪芹墓石目验记》，其中有一段推测性文字：“雪芹暮年潦倒，以至于无棺可盛，草草裸埋，碑石亦是极端草草，认真地说，这根本不是墓碑，而是随死者埋葬作为标志的墓石，故埋在入土 1米深处，而不是立在地面上，墓石下端一点也未留余地，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用来树立的墓碑，而是作为标志的墓 石！雪芹死时已无家人，这可能是他的‘新妇’和穷困的朋友们勉力办的吧，埋葬得如此草草，墓碑也 如此不成样子，是否还有更不幸的事，这就无法揣度了！”在《落霞三部曲》中，二月河基本“还原” 了关于曹雪芹墓石的产生源流，与冯氏的目验考察大抵一致。在二月河的小说中，《乾隆皇帝》第三卷 第十九回借玉儿之口曰：“雪芹爷病故，曹家族人跟芳卿过不去，先是洗了曹爷的家。芳卿病得人事不 知，是我来看他们埋人的，说旗人不立墓碑。我跟死鬼男人商量，怎么着也得叫后人知道下头埋的是曹爷，临时寻了块石头，也没书丹，连夜自己凿了几个字。因曹家放出风，朝廷有人说雪芹的书里头有悖逆的话头，也不敢声张，悄悄埋在这木粧子下头——钱爷看可使得？”这段人物对话正是发生于雪 芹遗孀与他的生前好友前来张家湾探望雪芹坟茔之时，也是冯氏所论学术语言的艺术化体现。于此可见，曹公之墓无墓碑，只有“凿了几个字的石头”“临时”“连夜” “也没书丹” “不敢声张”这一连串的限制语与冯氏所言之“极端草草”情理相通；小说中芳卿等人将“临时寻来的石头”“悄悄埋在这木桩子下 头”与曹雪芹的“墓石”“埋在入土 1米深处，而不是立在地面上”又若合符契。依此循绎，在小说中将曹雪芹墓石作艺术化的呈现也是他参考和借鉴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等人研究成果的体现。
(四） 关于曹雪芹夫人芳卿的命名
一般意义上讲，“芳卿”之名，乃用于对心中所爱之年轻女子的尊称，从这个意义上讲，二月河将曹雪芹所爱名之曰芳卿也合情合理。然而，1977年，曹雪芹书箱的发现，其箱门背面赫然志有“芳卿”之 名，并有娟秀之体写就的一首七言悼亡诗。可以说，假设此物为真，那么“芳卿”之名极有可能就是雪雪芹 之妻。冯其庸、吴恩裕等人对此物的真实性表示肯定，且冯氏认为：“这样我们不仅得到了曹雪芹的墨迹手书，而且还知道了这位雪芹续配夫人的名字，这对于研究曹雪芹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由此观之，二月河在小说创作中，即使细微如曹雪芹之妻的芳名，二月河也尽可能参酌学界成果。
(五） 关于脂砚斋与畸笏叟形象的设置
在《乾隆皇帝》中，脂砚斋名为何之或何是之，乃一介落第书生，因慕曹雪芹之才而甘心为他洗砚磨墨，后又参与批阅《红楼梦》而成为大家所熟知的脂砚斋；畸笏叟，原名刘啸林，年长于曹雪芹，曾在金陵曹家做过西宾，是一位中过探花的落魄才子，他与脂砚斋一道追随曹雪芹，并致力于《红楼梦》的批阅传抄甚至后续出版事宜。首先，二月河将此二人分而述之，本身就是对当时学界所论脂砚斋、畸笏叟为 “一人说”的否定；其次，虽然在小说中作家对此二者着墨不多，但他的此番设置也透露出二月河对这 两位批者的独特之见。譬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学界对脂砚斋身份的研究就存在着曹雪芹 说、叔父说、妻子史湘云说、堂兄弟说、“作伪者”共名说等观点，但从二月河的形象设置来看，他却未采众说而另辟蹊径，将脂砚斋设置成与曹雪芹毫无亲戚关系的落魄文人。从命名上看，尽管脂砚斋存在着“何之”“何是之”两种前后不一的名字，但这两个名字皆传达着作家二月河“脂砚斋身份为何”的不 确定叙述，也是对此前诸种说法所显示的存疑态度。另，畸笏叟在当时学界也存在着舅父、曹頫、史湘云等说法，撇开史湘云说不论，结合畸笏叟的批语可以推知畸笏叟确是年长于曹雪芹、并与之相熟的长者。据此而论，二月河所设置的畸笏翁——刘啸林形象与学界通识并不违拗。
以上所及，皆是关于曹雪芹生平交游方面存在争议的问题。此处，二月河总体上表现出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批判式采纳，但同时也显示出他为丰富形象自觉采信“有”而避其“无”的创作倾向。当然，允许虚构想象的文体形式而言，此种采信不仅允许，而且必要。对于历史小说而言，这种重要人物在重要事件、重要节点上的倾向则无一不在彰显作家个人对历史真实的理解，一位对红学颇 有兴趣而用力甚勤的作家而言，他的创作倾向则集中转化为其红学观的全方位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