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和幸福总能使人感到快乐，而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社会现实却成了通往自由、幸福之路上绕不开的阻碍。为了适应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能（专业技能以及处理社会关系的技能）。但是提升技能是否一定能增强人的幸福感？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人是不是注定要沦为社会的奴隶，把自己变成一种工具而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幸福又从何而来？这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不断思索、反复考量，人生之路才有可能走得更加坚定。
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选择自己的人生，如何面对这个社会，这是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重点。遗憾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不少思想都被后人曲解和误用了。以天下为己任变成了追名逐利，保存自己、清静无为变成了逃避遁世，“心中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成了一些人放纵自我的借口。生活在如今这个时代，每天有太多的信息向我们扑过来，报纸、电视、广播、网络以及街头巷尾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口号，一个涉世不深的人往往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何去何从。这种无所适从的状态是很危险的：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时光和青春的消磨；对社会而言，它意味着社会组织的混乱，相应地也埋下了社会危机的种子，只等着危机在某一刻爆发。
城南旧事写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小孩子（英子）的成长历程，但是英子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应该经历的：从接触、感悟并认识这个社会到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小说内容涉及爱情、道德、法律与犯罪，读完这部小说，可以对个人成长有更深的体会，同时能够更新对于道德和法律的认识。
总的来讲，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世界是残缺的、有黑暗面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固执地宣称“这个世界像花园一样美好，人人团结友爱”，那就和鸵鸟有点相似了——遇到危险时立马把头埋进沙子中。同时，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选择做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人，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行为使得我们周边的世界、使得我们的亲人朋友构成的小社会变得和谐美好。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原本是渺小软弱的，当并且只有当人开始动手把这个世界变得和谐美好、井然有序时，人们才以一种较为有力的姿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才不至于永远沦为自然和社会的奴隶。
在承认这个世界本身不美好的基础上，我们依然可以而且更应该以一种积极的建设者的姿态去生活。一方面，我们不自卑，即便社会现实冷冰冰，我们也有信心在坚定的价值追寻下把我们周边的世界变得和谐美好；另一方面，我们不狂妄，即便我们功成名就，也从不幻想着抹去这个社会的本来面目。
一.社会中个人无助感的根源
社会上的各种现象纷繁复杂，扑朔迷离，有时还使人感到恐惧。一双父母可以很疼爱自己的女儿，同时却又把自己的外孙女给扔掉；一个人可以很高尚、崇拜知识和美德，同时又做着偷鸡摸狗的勾当；一个人极其思念自己的孩子，却又连续几年不回家，专心致志地给别人家的孩子喂奶、做饭；更有甚者，亲生父亲竟然卖掉自己的儿女。
千百年来，在复杂又稍显极端的社会之下，有无数人感叹命运无法逃脱。但是，个人的这种无助感究竟来源于何处呢？
1.个人能力的弱小
一方面，一个人如果脱离社会独自生活，那么他既无法应对狼虫虎豹的侵扰，也无法应对洪水和荒年的来袭，最终要么很快死于野兽口中，要么死于饥饿和寒冷。
另一方面，一如人如果想在社会体系中存活，那么他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水平为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体系做出实际贡献。随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对人的能力水平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些因为先天缺陷或者后天个人因素不能够达到社会的这一要求的人会面临很尴尬的处境：被人给予出于怜悯的呵护、被人嘲弄或鄙视，或者干脆淡出社会大众的视野。如果对这一论断感到难以理解的话，只要看一看路人对乞丐的态度、颐指气使的老板对待即将被开除的员工的态度、法律的光芒照射不到的地方悄无声息地死去的男男女女以及战争年代倒在路边无人理会的死尸就可以了。
总而言之，无论在自然面前，还是在社会面前，个人的能力和素质往往是渺小的（套用基督徒的一句话，个人的智慧永远超不过上帝的智慧），而这种弱小性本身就会让人在很多情形下感到沮丧。
2.社会法律体系的影响
“法律”一词最初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公正”、“秩序”，似乎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井然有序同时又欣欣向荣的世界。但如果对法律的本质进行深究，人们往往会大跌眼镜。
首先，法律是作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存在的。社会上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斗争、妥协一直持续着，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古往今来各个国家的法律条文一直都在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通常是部分的修订，在社会动荡时期往往出现大幅甚至通盘的改写。现在五十岁左右的人可能深有感触，在三十年前会被关进监狱的行为，现在已经变得不值一提。
作为一种工具，法律是冷冰冰的。所以《城南旧事》中那个为了供自己弟弟上学而偷东西的那个人是值得怜悯的，同时又无处伸冤。近些年吵得沸沸扬扬的清华大学付林、浙江大学褚健等人的案子，也带有这种味道在里面。
3.社会伦理体系漏洞带来的压迫和歧视
社会伦理体系在一部分程度上对个人能力弱小带来的恐惧感进行了弥补。无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中国的儒教，都鼓励在人世间创造出一种超越阶层的相互关爱的氛围，只是表述不同。
一方面，这些伦理体系的构建是有一定效果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孤儿院、兴建了大学，这些行为对社会上弱势群体起到了一定的帮扶作用，缓解了强者逻辑带来的压抑感。
另一方面，所有伦理思想体系的传承都需要依赖于实际的组织体系，而任何由人组成的组织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现象。基督、佛和儒本身是一种思想体系，但是传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教会，以及教会与政府、权贵、经济组织的联合（虽然这种联合带来了一些不好的结果，但是也有积极成分在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用联合而不用勾结这个词），这种联合在另一方面也加深了社会成员的不安定感，对伦理体系本应起到的缓和社会氛围的作用有所减杀。
再者，伦理思想的内核往往很难仔细体会并把握，少部分社会精英可以从内核中自我发掘出行为准则，而社会大众则需要更为详细的行为规范指引（我们暂且称之为“伦理思想的法律化”），这在很多时候也对社会成员造成了压迫。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以儒教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儒家思想的内核之一为“仁”，接下来“仁”被更加细化地表达为“克己复礼”，再后来就构成了上千年来对中国妇女的道德枷锁，才有了惠安馆里的女疯子。虽然事实上对妇女的这种压迫是违反“仁”的思想的，但是“仁”的思想的规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种问题。
总而言之，社会中本来就存在着能力、资源、地位的差异，法律体系虽然具有公正性，但是同时也为这种差异提供了保障。伦理体系的构建旨在缓和社会氛围，但是伦理思想的属性本身就很模糊，不好界定，在依赖于组织体系传承的过程中其应有的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法律思想和伦理思想都需要通过具体准则来存在，这有时也成了勾心斗角、阴谋诡计的温床（这时候就出现了“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现象）。
二．关于婚姻、家庭与恋爱的看法
错综复杂的社会经常使人们感觉紧张或者疲倦，人们渴望一个避风港，一个可以全面放松、不需要有太多防备和顾虑的地方，家庭在千百年来一直发挥着这种作用。同时，家庭也是各类文学作品中都会涉及、讨论的话题，因为它不光涉及到人最本质的需求，而且往往也充斥着各种争端。本文将对英子爸爸、德先以及兰姨娘三人之间感情纠葛的始末做一个分析，从中可尝试着探寻稳固的婚姻所赖以生存的要素。
英子的爸爸是有缺点的，最糟糕的就是吸食鸦片，在精神懈怠的时候和兰姨娘产生了暧昧关系，并且已经影响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使得家庭变得不再和睦。
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有正面精神的角色：敢于承担风险与责任，有一定的自律意识。说他敢于承担风险与责任，可以从这几件事中看出来：①收留具有进步思想的大学生；②生病时不忘提醒女儿把钱寄给在外留学的叔叔；③看到兰姨娘被欺负，伸出援手进行收留。说他有自律意识可以从这几件事中看出来：①虽然德先处于被收留的地位，但是当德先提出要和兰姨娘在一起并远走别处时，他并没有像《红楼梦》中薛蟠、贾珍一样把情爱欲和个人享受放在第一位，而是选择了送德先和兰姨娘离开。虽然他心里很痛并抱有遗憾（文中说送别的宴席上“爸爸头上的青筋暴起”），但他还是这么做了，因为他看到这会是最好的结局。②他将严于律己的品格灌输给了自己的小孩，经常严厉地告诉英子“做唔得”。
德先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或者说反叛思想）的大学生。这种进步思想不仅表现在不为当时政府所鼓励的社会活动中，同时也必然会显露于对伦理规范的遵从度上。所以，虽然他也知晓英子的爸爸和兰姨娘有暧昧关系，但还是把兰姨娘约了出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部分年轻知识分子的弊端：在精神上和口号上对国家和民族喊得比较多，在行为上对个人诉求的关注也比较多，崇高的思想并没有多少坚实的基础。（或许用“特点”而不用“弊端”这个词会更客观，但是这种“特点”在不少时候确实是个“弊端”。我们可以假想，如果来生德先和英子爸爸互换身份，家境稍显优渥的德先叔是绝不会收留具有进步思想的英子父亲的）
兰姨娘是一个年轻漂亮同时又孤苦伶仃、受旧制度压迫的女性，这本身令人同情、怜爱，但受压迫的她又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吸食鸦片、自我管理不严），所以才险些破坏英子的家庭。她渴望一个伴侣的关爱，她对收容她的英子爸爸有真切的好感，但后者的家国情怀、兄弟情谊以及责任和自律意识不是兰姨娘所能够承载的。
由此看来这个故事的结局早已注定。即便没有英子的撮合，兰姨娘和德先叔还是会走在一起（或者和另外一个德先叔走在一起），至多只是时间早晚、过程曲折与否的问题；换个角度看会发现，这个故事的开头也带有必然性在里面，兰姨娘和英子爸爸肯定会相互产生好感，只是这种好感的表现程度和方式、以及导致二人分开的因素和时机会视具体情形有所不同而已。
茫茫人海中，不同的人从自己身边来了又去，只有将自己和别人以上所有的方方面面都考察结束之后，才能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写到这里，我们应该相信：该在一起的人总会走在一起，对方会出现得不早不晚、对你的爱会不多不少。
三．远离农业时代，我们应有的生活态度
自从人类结成社会起，个人或多或少地就变成了社会的一份子，他不光属于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庭，还属于这个社会。这一点在人类逐渐告别农业时代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农业时代，有不少人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同一个村落或者乡镇里面，一个人每天面对的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族以及街坊邻居，家庭、工作以及社会这三者之间并没有特别明显地区分；在工业化时代以后，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交状态被打破了，一个人在家庭里可能是丈夫或者儿子，在工作中可能是个总经理，在社会中可能并不起眼、没有多少人关注他；正如文中的宋妈，她有着自己的丈夫和小孩，却数年如一日地照顾英子一家人，最后自己的小孩被卖掉也不知道。
总之，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个人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侵占。
由于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自由是人类永远的追寻，面对这种对个人生活的侵占和撕裂，不少人拼尽全力与社会抗争，他们的专业技能越来越精湛，与人相处的手腕也越来越娴熟。一方面，这些技能和手腕的提升使人看起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性情（万类霜天竞自由）所致，这些复杂的技能和手腕又会让一批人觉得很累、疲于应对。
值此心力交瘁之际，人们反复追问自己心之所向的自由世界到底有多远。所谓自由世界，其实就是小英子和妞无忧无虑地玩游戏时所感知到的世界。关于这样的世界，还有其他很多种表述，比如伊甸园，极乐世界或者大同社会。不过很遗憾，这样的世界（或者社会）都是虚构的。一方面，它们在过去从未存在过，另一方面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也不会出现。那么人们是不是应该就此向这个世界低头？当然不是。
我认识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女孩子，她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免被邪恶的东西影响，不免接触到邪恶的人，他们的行事我们不支持，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遇见有邪念的人该怎么办？我们自己有邪念了怎么办？——因为我们是信主的，我们的行为在别人眼里就是神的带领，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了，别人会说：“原来信上帝是这样的，原来基督徒是这样的，信与不信都是一样的，那有什么可信的呢？我不信比他们过得好多了”，这样神的形象就被我们弄坏了。”
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很赞同这种在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活出一种完美人生的观点。只要我能够用惬意的眼光不紧不慢地看一下这个世界的风景，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有相互帮扶的朋友，有相互牵挂的家人，有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伴侣，那我就应该为当下的生活而感到高兴。换句话说，不管外界环境如何，我们从自身做起，把自己周围的世界变得美好就可以了。换句话说，不管这个社会怎么样，我都愿意站出来守护自己向往并仅能把握的那一部分幸福。
所有人，无论他是谁，可以实实在在把握的幸福只有这一部分，然而这部分幸福也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凭空得来的，人们必须得勇于站出来承担一定的责任才能得到。在爸爸病危、只有妈妈一个人在医院陪护、弟弟妹妹年纪尚小时，刚刚小学毕业的英子整理好物品、合上书包就去了医院，这就是她承担这部分责任的开始。
我们可以预测，合上书包、前向医院的小英子，在接下来的生活中也会学会很多技能、掌握很多应对手段，但我们并不担心她会因为这些技能和手段的习得而变成一个心力交瘁、觉得人生乏味的人。因为她接下来会学到的技能和手段是为了弟弟妹妹和妈妈而存在的。
这里实际上只是一个如何看待技能和手腕、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问题：
我们勤劳工作、坚持学习，不是为了做官、赚钱，而是为了使自己具备解决问题、破解困境的能力。
我们学会说话和应答，更多地不是为了通过人际手腕达成个人目的，而是为了让具有同样原则的人认可、接纳我们。
或许我们能力素质超群、可以在大部分竞争中胜出，但我们从不刻意去压倒别人。
我们通晓世故、手腕娴熟，但我们尽量不依靠这种方式去生存。
我们参与竞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勇敢自信而又坚毅，更多地是因为环境需要我们竞争一下，而不是我们喜欢和别人竞争。
我们也用手腕，但不是因为我们惯于此道，而是有所担当、需要化解困境。
总之，我们掌握技能和手腕是因为我们了解实际的世界并且想要建立相对美好的世界。我们绝不滥用技能和手腕，因为充满爱与谦和的世界是我们永恒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