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60年代——王瑞英老师

我的第一位老师，叫王瑞英，她是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第一天上学，什么都新鲜，操场啊、教室啊、课桌啊，当然，最新鲜的是一下子与那么多不认识的人成了同学。1970年代的小学生尤其是地处上海市边缘地带的杨浦区的小学生，粗糙得要命，还没上学呢，我们通过逃江山、跳橡皮筋、刮刮片等等可以混战成一团的游戏，彼此就没有不认识的小朋友，要说新鲜，也就是有线电厂宿舍和兰州河地块的了。我们先是自动站成三堆彼此打量，终于爆发了谁也听不见谁在说什么的口角，教室里乱成了一锅粥。

奇怪的是，人声鼎沸中我们居然都听到黑板擦敲击讲台的声音了，我们齐刷刷地看向讲台，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了，因为讲台旁站着的，跟我们见惯了的妈妈、阿姨等等我们身边的女性完全不一样的女性：象牙白的肤色衬托得她的一头乌黑的短发如轻纱一般仿佛已经拂动起来，一双大极了的眼睛含笑看着我们——天呐，长这么大，哪里见过一个如此漂亮的成年女性这么笑吟吟地看过我们？不论的陈家浜的，还是有线电厂宿舍的、兰州河的，我们全都乖乖地俯首帖耳，听她会说什么。

她让我们就近坐下。我一坐下发现同桌是我特别讨厌的小鹏，刚想跳起来换个地方，一抬眼又看见了那一头像雾像云的黑发，还有藏青色两用衫领口翻出来的白底粉红小花的衬衫领头，就又一言不发地坐了回去。她像是已经看到了我的心事，笑意在脸上漾开着说：“临时坐坐，待会儿老师会根据每一个小朋友的身高重新安排座位。”说着，回身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王瑞英。一笔一划像一截截小木棍勉强搭在了一起，难看，我的身体扭了扭。“好，现在听王老师指挥，按照个子的长短，男同学一排女同学一排在走廊里排队，我们来排座位。”一男一女搭配成一组同桌，先左后右填满一排四张课桌后，再第二排第三排……等到我们全都落了位，王老师尝试将每一个活泼泼的人与她手上的名单对应上，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1970年代，除了淮海路上的法国梧桐还树影婆娑外，偌大一个上海就难见像样的树木，更不用说花草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仅仅花朵就有玫瑰、蔷薇、牡丹、康乃馨……我的名字拈用了一种花草名字的第一个字，玫瑰的玫，倒不是我爸爸知道玫瑰的花语，而是我的堂姐取名敏捷的敏，他就从字典里翻检出个“玫”字来，以示我们是同一辈分的人。后来，我的名字被同学们叫歪了成了一个笑话后，我责怪爸爸为什么给我去这个名字，他很无辜地跟我商量：“那你说叫什么名字好呢？叫四清？”我出生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四清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彼时，又有将孩子的名字与政治运动衔接的社会风气，“吴四清”，我将这个可能的姓名念了几遍后，还是算了吧。

将我名字叫歪的源头，是唐老师，她居然不识玫瑰的玫字，斩钉截铁地管我叫吴某！就算是王老师不识玫瑰，数学老师、政治老师他们总有一人识玫瑰吧？奇怪的是，至少有一年半的时间在江浦路二小，我就叫吴某了。很多年以后，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王瑞英老师，责怪自己当年其实可以悄悄地王唐老师说，她把我们名字念错了。可那时的我，真的是胆小如鼠，连上课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也不敢放开音量。

不认识玫瑰的玫的王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在1970年代，没有一个家长会想到去质疑学校老师的能力，好在，一年级的语文课，两句口号“毛主席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要教很长时间。

是我爸爸，听见我的同学逮着机会就追着我喊“打到吴某”，就问，为什么？他这才知道原来王老师一直把他女儿的名字叫错了。我爸爸，一介工人，本不会在意字对字错，可那时凡被清除出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都会失去自己的名字，被唤作张某某王某某，我爸爸一定觉得一叫我吴某，我就被打入了另册，很生气地问我：“为什么不跟王老师说，你叫吴玫而不是吴某？”我的脑袋深深地埋了下去。“没出息！”他骂我。我的眼睛里满是眼泪地申辩：“王老师语文课上得很好。”是的，上得很好，那天上午，她刚刚给我们讲过《一块银元》，说到穷人家的女孩，为了给家里挣到一块银元，心甘情愿地做地主老财的陪葬。于是，大张旗鼓的送葬队伍里，被喂了水银的女孩，虽已死却面若桃花地坐在马车的车篷顶上……讲到这里，王老师美丽的大眼睛里蓄满热泪，扑簌簌地顺着凝脂一般的脸颊，滚落下来。而教室里，也是哭声一片。

二年级开学的时候，我们被告知班主任换成了林英老师，语文老师也换了。王瑞英老师不见了，大家传说她被清退回家了。同学们纷纷责怪我，说是因为我爸爸到校长那里告了王老师一状，王老师本来就是代课老师，这下就做不成了。

就要小学毕业了，学校组织我们到沪宁戏院看电影。那时，我们的班主任又换成了庄老师，庄老师说，王瑞英老师家就住在沪宁戏院后面，要不我们请王老师一起来看电影？她做过你们一年班主任嘛。庄老师在班会课上提过这个建议后，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以后，又叽叽喳喳起来：好啊，好啊，我们很想念王老师。

电影开演前，班长硬拉着我去请王老师。我俩按图索骥找到王老师家的弄堂口一问王瑞英住在哪里，阿姨们集体呼应：“寻绒线店老板娘女儿啊。”说着，就把我们送到了王老师家门口，“王瑞英，有人找！”

开门的，就是王老师，她看见我们，一下子就认了出来：“哎呀呀，都长这么大了。”说着，把我们让进屋子。她家，是一间楼梯间，只在屋山头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窗户，所以，屋子里暗极了，一支3支光的蜡烛灯莹莹亮着，屋子里，只有王老师的人是亮的，别处，影影绰绰的，什么也看不真切。我们说明来意后，王老师为难道：“我女儿怎么办？”我们顺着她的眼光看过去，这才看到床上躺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她又说：“我带着女儿一起去吧，不行的话，我们再回家。反正也不远。”我们俩对视了一眼，又听见她嘀咕：“楠楠还没有看过电影呢。”我的心头一颤：一张电影票就5分钱啊。

庄老师看见抱着女儿的王老师，愣了愣，什么也没说，就让我们进去了。电影还没有开场，电影院里微弱的灯光闪闪烁烁的，但大家还是看见了王老师，都高兴得哇哇大叫起来。庄老师听不下去了，站起来刚想呵斥，《新闻简报》开始了。用眼睛的余光，我看见王老师的女儿咬着手指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就在这时，银幕上有一辆大卡车向着观众急驶而来，王老师女儿吓坏了，哇哇大哭起来，任王老师怎么哄也哄不住，她只好抱起女儿离场而去。

等到我意识到王老师要走了，着急得来不及让他们站起来让路，就从椅子背上上跨过去想要截住王老师。可是，椅子是翻面的，我一脚踩上去，椅子面翻了起来，我就骑在了椅背上。

我想跟王老师道歉，都是我爸去告的状，她才没能做成老师的。

当晚，我发现我的内裤上有血渍，吓了一跳，以为是被椅子背杠的的，就忍着。但出血量越来越大，到了第三天我慌了神，凄厉地叫来妈妈。妈妈一看，说你坐在那儿别动，就出去买了卫生带和1角5分钱一卷的黄褐色卫生纸——我竟然在那一天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少女。

（本文绘图：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