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堆里长大的孩子，语文成绩却不好。”
这是张佳面临最多也最不想解释的质疑，女儿在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绘本馆中泡书长大，她比谁都明白，孩子得到了多少书籍的滋养……可是——
“如果语文成绩不好，阅读有什么用？”
这是大部分家长惯有的逻辑：学奥数，为了数学能力变强；学英语，为了能和外国人沟通无障碍；多读书，为了语文成绩变好看。
“成绩，真的是唯一答案吗？”重庆咕噜熊绘本馆走到第7年，张佳陷入更深的教育思考，她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这座由分数、标准答案、小升初、培训班、竞赛等堆砌成的教育工厂里，一点点剥离掉自己的独特性。她的孩子苗苗，那个笑起来照亮所有人的小太阳，似乎有了心事。
内心丰盈的小诗人
在张佳记忆里，苗苗是个小诗人，2、3岁就能说出稚嫩又诗意的句子。
比如，妈妈刚讲完《巨人和春天》——春天娃娃穿着绿披风，转头，苗苗脱口而出说：“春天娃娃也穿着粉红披风。”苗苗领着妈妈来到小区里，小手指着远方，那里一树树桃花，晕红了眼。
和爸爸的对话也常常诗意暖心。出差回家的爸爸问：“你猜爸爸哪儿想你了？”苗苗背着小手，一副小大人的模样，“爸爸的眼镜想我了，因为爸爸只有带上眼镜，才能看得清我；爸爸的胡子也想我了，因为爸爸亲我的时候，胡子会扎到我。”
那一刻，苗苗爸爸冒起了幸福的泡泡，他欣喜着女儿有着他说不上来的答案，这是成人思维里没有的答案，更是爸爸想要保护的答案。
这美好的一切，和张佳的教养方式密不可分。
2007年，苗苗还是胎宝宝时，张佳就开始为她读故事，那时，她心里就存了一个疑问：到底，该给孩子怎样的故事呢？
从教育报辞职后，张佳带着这个疑问跑遍了全国的书馆，直到遇见“咕噜熊”，这个以台湾原版绘本为特色的绘本馆，让她深深着迷。
“只为更精准的翻译和更美好的语言。”
2010年，重庆第一间绘本馆——咕噜熊绘本馆迎来了第一位小读者苗苗，张佳无比心安地看着女儿沉浸在书海。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她精心挑选的台版绘本，初期30万元的投入，大部分用来采购每本100元左右的台版绘本，为女儿，为阅读，为更多孩子读到好书，值。
绘本馆陪伴着苗苗成长，张佳常常拿出台湾译本和大陆译本对比着读给苗苗听，让她感悟语言的奥妙，不同表达给人带来不同的心灵感受。
苗苗的表达力突飞猛进，连吃饭也会不时冒个小短句，“手是最智慧的汤匙。”张佳至今忆起，都忍不住赞许那个听风说雨的小苗苗，“说得多好啊！”
和标准答案硬碰硬
可苗苗的语言创造力竟在上小学后一点一点消失，让张佳没想到的是，学得多看得多，竟成了女儿学语文的障碍。
冲突常常始料不及。
一道形容蝈蝈叫声的原文填空题，标准答案是原文：蝈蝈的叫声像一曲音乐大合奏，苗苗却这样描述：蝈蝈的叫声像一曲丰收的歌。
“多美的诗句啊，劈头盖脑迎来一把大叉。苗苗问我为什么，我只能说这道题是让你抄写原文。”苗苗很不解：“那多无趣啊。”
而更多冲突，张佳也无法解释。
一把把大叉打进了苗苗的心里。不管多努力，语文成绩也就80分上下。有一段时间，苗苗考语文前还会极度焦虑，睡着后也频频醒来。张佳的焦虑，也蜂拥而至。
苗苗学语文变成一个扭曲的莫比乌斯环。常常是这样：日常学习—成绩不佳—张佳着急，考试加压—苗苗无所适从—张佳减压—日常学习。
周而复始，无始无终。
你需要一个标准孩子吗？
难道是教育方法出了问题？
张佳把苗苗的语文试卷发给一些教育专家，得到的答案是：苗苗拥有不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语文成绩不好不代表语文素养不好，苗苗只是没有找到方法去应付标准的考试答案。
找到方法应付考试，这个说法，让人沮丧。
和张佳一样，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给孩子自由，希望他们成为特别的个体。但这种理想的教育方向与现实发生着强烈碰撞——考试和升学。这些在台面上不断弱化的字眼，仍无时无刻不在隐隐作祟。
再开明的家长，也忍不住填满孩子的课余生活，多报了几个补习班和兴趣班。一位媒体人这样评价：小孩的教育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家长的“密集恐惧症”。整个族群密度太大，生存空间太小，大人很焦虑，把这种压力都放在孩子身上，要提早开发，尽量开发。
中国孩子没有太多退路。
就像美国家长可能会说：“我最亲爱的女儿将来做医生，那她们是我的医生女儿。如果她们将来去卖冰淇淋，那她们是我卖冰淇淋的女儿。她们开心就好。”
但到了中国家长这里，难免会演化出现实路径：“如果你去卖冰淇淋，当医生的同学到你这来买冰淇淋会笑话你！努力熬过读书阶段就好了。”
还能怎么办？“熬”成了读书阶段的群体画像。为了减少苗苗的煎熬感，张佳把学习拆分为两个体系：一个专用于考试，另一个用于日常生活和兴趣学习。
“可仍旧感觉到孩子的想象力在被吞噬，成为一个标准的孩子。”不久前，苗苗还玩笑：如果考课外知识，她一定是班级第一名。
第一名是社会或学校的标准，也慢慢成为了孩子的标准。
教育的边界在教育者
为何要教育标准的孩子？
Aha学院创始人顾远在11月的“听道讲坛”上分享了近期备受关注的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
导演带着观众追溯了一遍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起源。
原来，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现代教育制度不过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这种制度最早诞生在德国，那个时候还叫普鲁士，设计这个制度是为了给普鲁士培养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士兵。到了19世纪晚期，一些美国顶尖的企业家到德国取经，把这个制度复制到了美国，为美国的大工业生产输出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
了解了它的起源，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种教育制度如此地强调统一和标准化：统一的入学年龄、学生要按班级、年级统一划分；学习要按不同学科统一划分；学校要使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课表、标准化的考试。
顾远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陈丹青在清华美院当教授，上午教油画课，下午想去看看学生画得怎么样了，结果去教室发现一个学生都没有了，因为下午课表上排了别的课，学生放下画笔跑去上那些课了。陈丹青气坏了，因为画油画是不能这么中断的，画布上的颜料干了，这画就没法再改了。这种课程安排完全不符合学习油画的实际情况，而在这所艺术院校，在陈丹青之前居然没有任何人指出来过。
教育者的教育视野，是受教育者的最大边界。
教育的真正改变在于教育者自己的思维方式，就像前任北大校长蒋梦麟说的那样：教育是要培育出一个个活泼泼的人，而不是标准产品。
张佳把顾远的讲座内容分享给了很多人，希望更多家长能拓宽自己的认知边界，因为家长也是教育者，是影响孩子最多，最有希望带给孩子去标准化教育的人。
只有教育者的改变，才能带来教育的革新。
极有可能成功
家长们在寻找新教育的路上，一刻不停。
有条件的，迁徙；条件不够的，自己创造一个理想国。
先去看看，那群迁徙者的其中一个教育目的地吧。
在《极有可能成功》纪录片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学校。
学生围绕各个主题开展不同的项目式学习。项目如何设计，如何实施，项目团队如何组成，谁来做项目团队的领导者，这些都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老师的作用是搭好 “脚手架” ，在孩子们有需要时给予支持和鼓励，而不是让孩子们按照老师设定好的步骤和规矩去完成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会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变化。
有一位女生，在影片开头的时候非常羞怯，不自信；在项目团队里，她决定挑战一下自己，主动担任领导者的角色，老师和同学都提供了信任和支持；随着项目的开展，我们会看到这个女生的成长变化，她开始变得越来越开朗自信，她在享受学习的自由和成长的快乐。学习结束时，她对老师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永远只会是一个追随者，现在我发现自己也可以是一个领导者。”
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基于学生自主权利和自由探索的教学实践中，孩子们学会了制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学会了在和他人协作的过程中主动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学会了选择、学会了负责，学会了终身学习的能力。
最终，找到通往成功的各种可能，成为真正的自己。
标准化的教育正在逐渐退场。没有离开故土的新教育开拓者，也已经做出了成绩，比如一土学校、探月学院。
一土教育联合创始人李一诺说：在聚集着2000多万人口、名校林立的北京，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在没找到合适孩子的学校的情况下，她果断决定和丈夫一起，自己办学校。她将学校的课程体系概括为“骨骼（国家教学大纲）、肌肉（特色教学方法）、灵魂（个性化培养、内驱力激发）”。
探月学院，一所已在北大附中落地的学校，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定义学校。探月学院的教学目标是：“在未来社会中，持续追寻独特的自我价值，敢于深入各种挑战与未知，拥抱变化且始终保持开放，并用行动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这里更像 Google的办公室，师生一起沟通、协作，共同完成一个个项目。而探月学院的教师，比如前阿里巴巴品牌营销经理跟学生分享“BAT是如何利用大数据实现科学算命”，剑桥大学物理化学博士教学生“重新设计一堂科学的科学课”。
这只是新教育，或者说未来教育的一角，虽然，大部分家长不敢赌上孩子的18年，但你看到他们的努力，蓬勃，依然欣喜，因为这正是你梦寐以求的教育。
“人生以后的历程，只不过是前面14年所阅读的东西的展开。”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恳切地说：“孩子早期的经验对成长非常重要。当他们成人以后，他们是用孩提时代所获得的东西为根基，继续去构建内心的成人世界。”
看到这里，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张佳也相信之前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孩子的根基在，内心依然丰盈。现在，她把创造孩子的多种可能设为新目标。她正深度专研阅读教育和教育戏剧，以教育者的身份，给苗苗和更多孩子带来成功的多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