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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或“禅那”是梵文 Dhyana 的音译,原意是沉思、静虑。佛教禅宗的起源,按传统说法,谓佛法有“教外别传”,除佛教经典的教义外,还有“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义,从释迦牟尼佛直接传下来,传到菩提达摩,据说已经是第二十八代。达摩于梁武帝时,约 520—526 年,到中国,为中国禅宗的初祖。
第一义不可说,因为对于“无”什么也不能说。如果把它叫做“心”或别的什么名字,那就是立即给它一个定义,因而给它一种限制。像禅宗和道家说的,这就落入了“言筌”。马祖 (788 年卒 ) 是慧能的再传弟子,僧问马祖:“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曰;‘为止小儿啼。’曰:‘啼止时将如何?’曰:‘非心非佛。’”(《古尊宿语录》卷一 ) 又,庞居士问马祖:“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同上 ) 一口吸尽西江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马祖以此暗示,所问的问题是不可回答的。事实上,他的问题也真正是不可回答的。因为不与万物为侣者,即超越万物者。如果真地超越万物,又怎么能问他“是什么人”呢?
第一义的知识是不知之知;所以修行的方法也是不修之修。据说马祖在成为怀让 (744 年卒 ) 弟子之前,住在衡山 ( 在今湖南省 ) 上。“独处一庵,惟习坐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怀让“一日将砖于庵前磨,马祖亦不顾。时既久,乃问曰:‘作什么?’师云:‘磨作镜。’马祖云:‘磨砖岂能成镜?’师云:‘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能成佛?’”(《古尊宿语录》卷一 ) 马祖闻言大悟,于是拜怀让为师。因此照禅宗所说,为了成佛,最好的修行方法,是不作任何修行,就是不修之修。
不造新业,并不是不作任何事,而是作事以无心。因此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以无心作事。这正是道家所说的“无为”和“无心”。这就是慧远的理论的意思,也可能就是道生的“善不受报”义。这种修行方法的目的,不在于作事以求好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本身可能有多么好。无宁说它的目的,在于作事而不引起任何结果。一个人的行为不引起任何结果,那么在他以前积累的业消除净尽以后,他就能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涅盘。
所以在禅宗看来,圣人的生活。无异于平常人的生活;圣人作的事,也就是平常人作的事。他自迷而悟,从凡入圣。入圣之后,又必须从圣再入凡。禅师们把这叫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尺竿头,象征着悟的成就的顶点。更进一步,意谓既悟之后,圣人还有别的事要作。可是他所要作的,仍然不过是日用平常的事。就像南泉说的:“直向那边会了,却来这里行履。”
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 622 年重建起来。 62S 年,唐太宗 (627—649 年在位 ) 命令在太学内建孔庙; 630 年,他又命令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从前代浩繁的注释中选出标准的注释,再为标准注释作疏。然后皇帝以命令颁布这些经典正文及其官方注疏,在太学里讲授。以这种方式,儒家又被重新确立为国家的官方教义。这时候,儒家表现在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著作中的活力早已丧失。经典原文具在,注疏甚至更多,可是都不能满足时代的精神兴趣和需要。道家复兴和佛教传入之后,人们变得对于形上学问题,以及我所说的超道德价值,或当时称为性命之学的问题,比较有兴趣。
新儒家的主要来源可以追溯到三条思想路线。第一,当然是儒家本身。第二,是佛家,包括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因为在佛家各宗之中,禅宗在新儒家形成时期是最有影响的。在新儒家看来,禅与佛是同义语;前一章已经讲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最后,第三是道教,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
关于凡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的理论。听起来好像黑格尔的理论,不过照黑格尔的说法,一个事物被否定了,一个新事物在更高水平上开始了。但是照老子和“易传”的说法,一个事物被否定了。新事物只是重复旧事物。这是具有农业民族特征的哲学
新儒家接着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真是喜人的巧合,这两个学派竟是兄弟二人开创的。他们号称“二程”。弟弟程颐 (1033—1108 年 ) 开创的学派,由朱熹 (1130—1200 年 ) 完成,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颖 (1032 一 1085 年 ) 开创的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 (1139—1193 年 ) 继续,王守仁 (1473 一 1529 年 ) 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在二程的时代,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两个学派不同的意义,但是到了朱熹和陆九渊,就开始了一场大论战。一直继续到今天。
程颐也区别“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个名词,源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传 · 上》 ) 在程朱的系统中,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具体”的区别。“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器”,程朱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
从程颖的观点看,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它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他的心象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这种态度产生的结果是,只要对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这样,圣人虽然有情,而无累。让我们回到以前举过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如果他遵循他的自然冲动,就会立即冲上去救那个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欢喜,他的失败也一定使他悲伤。但是由于他的行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无累。
清代的学者们发动了“回到汉代”的运动,意思就是回到汉代学者为先秦经典所作的注释。他们相信,汉代学者生活的时代距孔子不远,又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因此汉儒对经典的解释一定比较纯粹,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于是,他们研究了浩繁的汉儒注释,都是新儒家所摈弃的,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为“汉学”。这个名称是与新儒家对立的,他们称新儒家为“宋学”,因为新儒家的主要学派兴于宋代。从十八世纪到本世纪初,清儒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论争之一。
在哲学上,汉学家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在文化上,他们确实大大打开了当时人们的眼界,看到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广阔成就。在明代,绝大多数读书人,在新儒家的影响下,只需要应付科举考试的知识、全部精力都耗在“四书”上。其结果,对另外的文献,他们简直毫无所知。到了清儒致力于古代文献文字整理工作,他们就不可能仅仅限于儒家经典了。当然,他们首先从事的还是儒家经典,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完以后,他们就开始研究正统儒家以外各家的古代文献,如《墨子》、《荀子》、《韩非子》。这些书都是长期被人忽视的。他们的工作是改正羼入原文的许多讹误,解释词语的古代用法。正是由于他们的劳动,这些文献现在才比以前,例如明代,好读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