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天到太阳能研究组上班，就被通知出差，来到了北京原昌平县南邵的一个示范蛋鸡场，参与一个太阳能集热的浴池设计。
这种项目，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完全工业化产品化了，在当时，确实个新兴领域的探讨。
当时最贴近太阳能的工科专业，应该是热力工程所属的几个专业领域，各大学尚没有专设太阳能专业。
到了昌平南邵以后，我认识了蛋鸡场书记老韩（他应该是村书记）。
老韩名字叫韩德芝，五十多岁的一个农民，但此人不得了，获得过几次北京市级劳动模范的荣誉。
老韩是个很有眼光的人物，经过他的积极努力，我们太阳能研究组，把他的养鸡场作为一个科研试验场所，由双方共同出资，解决试验经费问题。
养鸡场最怕瘟疫，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消毒后进场工作，“光”消毒固然先进，不过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我们为他们设计了一套北京最先进的太阳能淋浴室，让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可以在工作之前完成简单的消毒，工作之后，又可以舒舒服服洗个淋浴，除去一身的疲劳，这个实验太阳能浴室，在当地口碑颇好。
由于我是中途入组参与课题的，我进课题组的时候，主要的设计工作、零部件加工业已完成，我的任务就是参与协助组装，随后直接做数据测试工作。
这段时间工作不紧张，而且又是住在蛋鸡场，比较安静，我买来一些《热力工程》、《流体力学》等大学教材，自己把所有初高中的历史地理课本也带到南邵。
一般到了冬季，北京就不适合用太阳能集热了，不过我们还是努力改造，做了很多技术上的调整，居然在冬天，员工上下班都可以完成洗浴和热水消毒，这在当时，算是小有影响。
我们这套设施其实极为简单，但当时是北京第一家四季可以使用的太阳能集热板，并得到最有效的应用。
工作期间，我和老韩交上了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和比我大30多岁的普通农民伯伯交心。
我们所在的这个蛋鸡场，就是在他的努力下，得到昌平县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才得以建成的。
这在今天看，就不是一个什么事儿，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压力相当大，特别是农民刚刚吃到包产到户的甜头，这种集约化生产，算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初步尝试。
老韩很朴实，一心一意地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快改善南邵本地农民的生活，这个仅有初小文化水平的男人，居然认准了这么一条死理儿，只有科学，才能让农民尽快致富。
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他让南邵和我们这种国家级科研院联手，走科技发展之路，非常难能可贵。
认识老韩，让我对中国农民中的那种单纯的朴实，又有了新的认识。
在南邵，我也被当地人称为“X工”，这让我很惭愧，倒不是因为我仅仅是个普通工人，更重要的是我的能力，还远够不上所谓“工”这种称呼。
对了，在1981年高考不久，我的工资又升了一级，每月基本工资达到41.2元，加上乱七八糟的补贴和奖金什么的，一个月居然可以拿到将近60元。
在1982年夏天，我被派往郑州工学院，接受了一次长达三个月的专业培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相关的科研院所，这是权威机构中国太阳能学会、中国农业工程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全国太阳能专业的速成培训班，学员大约有100多人。
大概我是学员中唯一没有进过大学门槛的学员了（有一些工农兵大学生），这时候我已经自学了不少大学有关专业方面的课程，有这个基础，我在郑州工学院参加培训就没有那么辛苦了。
三个多月下来，我居然拿到了双第一的成绩，理论课程考试总分第一，毕业设计100分，铁定第一。
老师知道我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特别欣慰，为了鼓励我，还专门给北京太阳能协会、中国农业工程院和中国农研院高主任写信，表扬了我。
学习班的这封信，作用还是蛮大的。
这一年大学的分配季，太阳能研究组又分来了一个学锅炉专业的毕业生小宋，小宋中学和我一届，长我1岁，我们相处非常好。
还是我前面说的，这几届大学生，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优秀而优秀。
小宋也很优秀。
1982年夏秋，我们接到了一个湖北天门农研厂的一个请求，要求给他们做一套太阳能集团性热水器设计，太阳能组长刘工带着我过去了。
这个小工程，现在已经完全商品化了，但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人做过，只是在相关的专业杂志上有过探讨。
到了天门县，我们很快进入状态，做现场考察。原来就是给他们的一栋宿舍楼，在楼顶上安装一套可以为每一户四季提供热水的太阳能热水器装置。
这种装置我在培训班学习过，属于简单的设计，只要计算好几个关键点，就可以设计制图了，我把建议要点对老拔
提出：第一，根据热能采集和用水需要，通过流体力学的阻尼计算，做分流管道设计；第二，根据楼房承重情况分散楼顶承压，设计支架；第三，计算半年太阳角度，做机械调整设计；第四，材料最佳选配和价格。等等，得到了老拔的认可。
只要完成数据采集，很快就可以计算关键数据，随后就可以进行设计方案和材料的选择，并提交了设计大纲。
厂方非常满意，那时候也没有“合同”那么一说，他们的农研系统的单位，我们是系统内的最高研究机构，签了个协议，立项的事情就定下来了。
天门这一带盛产甲鱼和鳝鱼，甲鱼也好鳝鱼也罢，都是先收拾好，剁吧剁吧以后，大锅炖，大碗吃，原汁原味，绝不矫情，厂长也很爽，一句话，“这种玩意儿你们北京吃不上，在这里多吃一点”。
完事这一天，厂长不断敬酒，我也高兴，不断陪酒。饭毕，我大醉，在招待所门口，把所有吃进去的东西又全吐出来了。
那时候电视机并不普及，此时招待所门厅的彩电正在播放中国女排一次在日本再次获得世界冠军的比赛直播，当比赛结束的一刻，我迷迷糊糊地明白她们又得世界冠军了，这一刻，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
因为，振兴中华，这一口号，终于响彻全中国了！
天门的这个项目很小，属于企业对农研院的委托课题。
那时候，研究院的课题主要来源是：
计划课题。可以分为国家、部委、研究院三个等级的课题，这种自上而下所做得研究课题。
委托课题。是一些单位和研究院相关部门，共同根据具体的需要，一起立项，做的课题研究。
两种课题的立项，经费来源不同，一个是国家出资，属于各级部门的科研经费；
委托课题，是课题提出单位出资，我们出力。这种新的立项方式，是当时研究院的一个改革方向。
我在太阳能研究组所做的课题，都是委托性质的课题，确切地说，这些课题有些偏离农研院的“主业”，院方并不重视。
可是能源动力研究室的领导，比较重视，认为太阳能是发展方向，所以也为我们这个小小课题组争取到了一个新分配的大学生，而且小宋就是学“热力工程专业”的，他也是踌躇满志进入到我们研究组。
回单位以后，他们的服务费就到了。我们太阳能组一共四个人，老仇、婉姐（1966年大学毕业）、小宋（1982年大学毕业）和我，这些图纸，大家分工，很快就完成了。
而关键的总装图，基本都是我做的，这个项目客观也检验了我在郑州工学院的学习成果。
这个月，我的工资又涨了一级，是三级工，基本工资47.2元，一个月乱七八糟凑到一起，小70元钱，算是相当不错了。
高主任对我们的湖北之行非常满意，这时候他有意培养我的态度，完全不加掩饰，这一年十月份，派我去上海我一个人参加一个太阳能研究所的项目鉴定会，而且是代表中国农研院去参加这个鉴定会的。
这在农研院可能也是先例，一个工人身份的人，代表国家级研究院，去鉴定地方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这个差事，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和褒奖。
1982年深秋，我在上海参加完鉴定会后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