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很喜欢《红楼梦》，也听了一些别人对红楼梦的评论，有说红楼梦是反礼教的，也有说是维护礼教的。听时觉得很有道理，听完了再去看原文，总觉得评论与原文不是一个味道。大约原著是一碗调和了五味的汤，而评论者只是从中抽出了糖或盐。
我想有些让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比如到底是拥礼还是反礼，到底是钗好还是黛好，也许根本没有唯一标准的答案，因为《红楼梦》里至少有三套价值观。
第一套是佛老的空无。毕竟红楼梦一开篇就先写了一僧一道。
我国历史上佛家和道家是经常被拿来做幌子的，杨贵妃出家，鲁智深剃度。但《红楼梦》里显然不只是这样的利用，一僧一道的存在可以说给全文打上了“白茫茫”的底色，后面再怎样鲜花着锦都掩不住这层底色隐隐地透出来。
最明显的是宝玉几次要参禅。这里就不说了。说说林妹妹。林黛玉听了一句“不是冤家不碰头”，“好似参禅一般，都低头细嚼这句的滋味。”这里她体味到了什么，恐怕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自己“还泪而生”泪尽缘尽的命运吧。
还有“西厢记妙辞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不是动芳心，而是警芳心，可见林黛玉听牡丹亭绝不是只听到青春的美好，爱情的可贵，而是听到了这一切的“如梦幻泡影”吧。
二玉给读者留下的空灵印象想来有一部分是因为两人的人生观里有一部分是佛老的空无。宝玉是深知花不能常开，人不能常聚而只愿花常开人常聚，黛玉干脆喜散不喜聚。人生是空无的这件事人人知道，但常常会想起来这就成了一种人格特质了。贾家上下，常常会想起的大概就是二玉了。（还有一个隐隐然看破一切的是宝钗。）正在修行的妙玉，以后要出家的惜春反而不见有类似的表现。
《红楼梦》里的出家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去太虚幻境销号了，站在人世看其实也就相当于是死了，另一种则还留在人世，妙玉与惜春的出家似都属于后一种，但比被那些被姑子带走的小丫头清净些罢了。
红楼写尼姑的恶行，但这并不代表小说或者作者就不推崇佛理。看脂批，感觉他是一个比曹雪芹更儒家正统些的人。宝玉参禅时，他盛赞宝钗说“这些东西最能移性”，却也说“两次挣扎不出所以一生挣扎不出”，好像颇遗憾似的。那对于参禅悟道，脂砚斋到底是认为是歪心邪性呢，还是觉得是某种应当敬而远之的外道呢，还是觉得应当像薛宝钗那样既懂得世事的虚妄却仍然安分随时呢？
不管脂砚斋怎样想，从整部小说的架构看，《红楼梦》就是一首由色入空的好了歌。警幻仙姑之警，即是牡丹亭之警，亦是“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警句已出的警。
说起来我国文人好像非常热衷于警世，醒世。他们劝世人不要为恶的方法常常是告诉人们你蝇营狗苟得来的一切最终都是泡影。在西方，人们对无神论者，虚无主义者投以怀疑的目光，觉得他们什么都不信仰，所以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为恶。但我国传统认为人如果没有执着，那就没有什么去诱惑他为恶了。这种差异大概和性善论性恶论有关吧。
儒家思想，比如性善论，深深浸在古人的血液里。贾宝玉说女孩是珍珠，嫁了人就变坏，这岂不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女性版变奏？
红楼梦里的第二套价值观无疑就是儒家思想。作为历史超过千年的显学，儒家思想本身就非常复杂。贾宝玉对孔子如此尊敬，对礼数那么讲究，他绝对没有反儒家的意思，至多是用儒家的一部分去攻击它的另一部分而已。
宝玉游幻境一回写警幻仙姑受宁荣二公之托要将宝玉导引入正，这里的“正”无疑就是参加科举，光耀门楣。而警幻无疑是道教里的神仙人物。她用来规训宝玉的方法居然是声乐女色，颇有几分佛教的某种修行的味道。如果说由色入空还有几分道理，由色入儒我实在不懂怎么可能能成功。只能说在作者和当时人的心里儒释道深刻地纠缠在一起，已到了可以彼此换用的地步。
仙境里的众仙女见了宝玉，嫌弃他是浊物，警幻解释说是宁荣二公的嘱托。如果按照男子是浊物，关心利禄者是浊物的逻辑，那么宁荣二公不也是浊物吗？为何有了两个老浊物的嘱托，一个小浊物就可以进女儿清净地了呢？显然这里的宁荣二公不但没有被视为浊物而且俨俨然是位列仙班的。
虽然说起来道教讲无为，但在古人心中那些大有作为的人又是可以成仙的。儒释道在最高层是打通的。警幻仙姑不劝宝玉“世间一切都是幻”，而是要他好好留心功名也是不成问题的。
这样的《红楼梦》绝对不可以说是反儒家的，但如果说他是支持儒家的，那么像韩愈这样的纯儒恐怕会觉得受冒犯。我想浸透骨髓的东西既不可能真正地“反”，整个社会都信奉的东西也没有必要特意去“弘扬”。总之儒学是《红楼梦》里内蕴的价值观之一，薛宝钗绝对是一个可以和林黛玉并举的正面人物。宝钗的不读西厢与黛玉的读西厢一样是美好的。
《红楼梦》里的第三套价值观，自然是“大旨言情”的“情”字。这个情字不止是爱情，似也不止是友情，亲情。人对一草一木，一饭一饮的留心，亦是情。“发乎情，止乎礼”这情字的概念是何其宽广，起心动念即是了。如果说佛老思想是对真理的探究，儒教是对善的要求，那么情就可对应于美了。
也许因为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看重创新，大家在谈《红楼梦》时，也更多地强调曹雪芹独创了什么。但在我看来红楼梦中对情的推崇与其说是一种独创，不如说是一种继承与发扬。其所继承的也不仅仅是《西厢记》，《牡丹亭》，而是始于《诗经》的一个大传统。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传统啊。千年的时间里，一个巨大的国度中，所有能够受教育的人，把多少智力心血投入到他们自己深以为无用的诗歌，书法，图画，音乐，园林，文玩里去了。一般来说我们想象中的古人是远比今日的人要压抑自我的，所谓克己复礼嘛。但在上述这些领域，我看到的是人性的大爆炸。“天子呼来不上船”“白鸥投浩荡，万里谁能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这个句子的结构多么像那段正邪两赋说。那么他说正在吾辈时，是骄傲，是无奈，是自愧？不必弄清楚，总之一个大传统已然建立，古中国的读书人，他们的悲与喜，爱与恨，悟与痴，他们一切的“情”都已好好地安放在审美中。他们即使决定了要去死，也与真正的绝望隔着一本《别竹辞花记》。
倒是我们，一会儿攻击宝钗，一会儿攻击黛玉的我们，该好好想想什么是我们的儒教，规范我们在世间的路；什么是我们的佛老，照耀我们以人世之外的光；什么又是我们的“情”，给予我们哭泣的权力，因为悲，或者因为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