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乄妖乀
汉献帝皇后伏寿，一个无论正史、抑或小说皆微不足道的角色，在汉朝之光辉即将熄灭之际，却机缘巧合地起着举足轻重之效用……
同时亦使得伏寿之死扑朔迷离、难辨真伪。小说言道伏后与其父伏完同时被杀，不过是为了突出曹操之‘残暴’。实则据《后汉书·献帝伏皇后纪》载，伏完因病卒于建安十四年（209）；而伏后则是被曹操幽禁而死，卒于建安十九年（214）。二者前后相差五年之久。
而伏寿之死因，仅源于昔年的一封书信而已。据《三国志·武帝纪》所载，“建安十九年（214）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难道伏氏一族抄家灭门，仅仅因为伏后的些许怨言……
参《后汉书·献帝伏皇后纪》所言，“当年董承叛逆，诛连董氏一族。伏后因见董贵人怀孕在身，尚不能免除诛连，从此心怀恐惧。乃与父伏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可见伏寿确实暗中欲有图谋，并非仅述著于文字。
但问题是‘董承事件’始于建安五年（200），然至建安十四年（210）伏完去世，亦未曾有所行动。
且依《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引注《献帝春秋》中言，“董承之诛，伏后与父完书，言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完得书以示彧，彧恶之，久隐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阴为之备。”
曹操应是早已得知书信之事，却亦仅是暗中防备而已。反而至建安十九年（214），曹操却是一反常态地对此大动干戈……
不仅逼迫献帝废去伏后，将伏后下于掖庭暴室，幽禁去世，《曹瞒传》更是直言‘遂将后杀之’。所生的两位皇子亦以毒酒毒杀，并将伏氏宗族有百多人处死，仅余伏母盈等十九人都被流放到涿郡。而据《献帝春秋》推测，伏母盈等十九人亦仅是因，其弟樊普心向曹操方才侥幸免死。
换言之，曹操对伏氏一族赶尽杀绝、连根拔起，缘由却因一封十余载前之书信，不禁让人心中生疑……
民国史学家吕思勉曾在《三国史话·替魏武帝辩诬》中言“凡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是把毁誉置诸度外的。魏武帝难道是怕人家谤毁的人？要是有一封信说他的坏话，就要发怒而杀人，那他生平，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才够。所以当时的伏皇后，必是另有什么政治上的阴谋的，断不会因一封信骂魏武帝而被杀。”
就事件而言，以曹操的地位和气魄，确实没有大动干戈的必要。以结果而言，伏后另有谋划的可能性极高，但主观认为曹操仅是被动防御，到亦不尽然。
伏氏一族身为外戚，是献帝能够依仗的主要力量，亦是曹操的重点关注目标。
伏后目睹董贵人之身死，而心生忧惧，暗中谋划无可厚非。但无论如何正史中完全可以春秋笔法，没有必要只字不提，而仅是将书信作为借口，如此只会显得曹操无有容人之量。即使伏寿等人所谋甚大，又有什么可以让曹操难以启齿的呢？
那么是否是曹操初心不正，方才不便于将事实公诸于世呢……
蜀汉之诸葛亮、东吴之鲁肃皆可预测三国鼎立之局势，曹魏麾下之谋士亦是洞若观火，仅是因曹操立场不同，不能明言而已，故而正史未有只字片语的记载。
特别自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南下之路受阻，鼎立之势已是无法逆转，曹魏内部拥护献帝的力量亦会随之复苏。曹操知晓一统汉室江山此生无望，心态上的转变，自是要为曹氏一族未雨绸缪一番。
故而提升曹操的政治地位，以应对孙刘之崛起；缓解内部矛盾，同时铲除些许隐患，已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十七年（212）春正月，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建安十八年(213)五月，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秋七月，天子聘公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
曹操不断地提升自身政治地位，进而弹压因赤壁之战的失败而有所复苏的‘反动’势力。更是并将三女送入皇宫，目标直指外戚。
《资治通鉴》载，“建安十七年（212）九月，立皇子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邈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
参《后汉书》所载，伏寿初平元年(190)，献帝西迁长安时入掖庭为贵人。兴平二年(195)，被立为皇后，至建安十九年已然二十余载。按照时间推算，既然献帝诸子已然到了就藩的年龄，伏寿的两位嫡子必然亦是如此，故而是否册立太子理应提上日程。
太子的册立必然增幅伏氏之势力，增强伏氏之声望，凝固帝党之决心。而伏后暗中所谋，必然与此相关。
但伏后的行为亦坚定了曹操将伏氏一族彻底清除的决心，并顺手将两位嫡子除去。
随着伏寿之死，于建安二十年（215）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即曹节为皇后。致使献帝一生未曾册立太子，曹操的三个女儿亦只为刘协生下了一个女儿而已。最终曹操扑灭帝党力量的同时，亦割断了东汉最后的悲鸣。
面对‘册立太子’之风波，曹操不得不扑杀伏后势力，并选择隐而不言，情愿舍弃名声与气度，以换取内部的稳定。不过如此一来，亦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的疑问与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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