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所处的历史大势
1. 气候变化
从东汉中期开始，气温在不断下降，到三国魏晋时期降到了最低点。东汉时期，匈奴早已分裂为南北两支，随着气温降低，草原上的资源越来越少，南匈奴逐渐移居长城以南，其他的一些胡人也陆续迁到这里。
（另一次气候变最低点是明清朝代更替时）
2. 社会的豪族化
黄巾大起义后，豪族们为了增强自卫能力建起了很多坞堡，坞堡就像一个个小城市，大的坞堡里面能有几千户人家，内部的经济基本上能自给自足，整个社会基本退回到自然经济状态。这对朝廷来说就非常头疼了，没有了商品经济，税收就成了大问题，因此，只得借助豪族来维持运转，借助胡族来守护边疆。
3. 士族的堕落
豪族虽然进化成了士族，却在不断堕落。因为大家发现即便能把儒学说得再精致，还是天下大乱，于是，很多人索性抛弃了儒学，开始谈玄论道，这就有了著名的魏晋玄学。
有些人觉得无力回天，于是返归内心去寻觅桃花源了，比如陶渊明；但还有更多人，在社会动荡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再分配机会。于是，他们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拼命往兜里装钱，还依凭着咱们在前面说到过的“九品中正制”，把自己搂钱的地位给制度化。这种行为使得士族变得相当虚伪。
4. 西晋皇族内斗
晋武帝曾经问他的一位大臣，你看我像历史上哪位皇帝呢？这位大臣说，我看您就像汉桓帝、汉灵帝。大臣不客气地说，桓、灵两位皇帝，卖了官，钱还进入国库，陛下您卖了官，钱揣自个儿兜里了，照这么看，您还不如那两位呢。晋武帝哈哈大笑说，那两位的朝廷上可听不到这种忠言，可见我还是比他们俩强！
这故事里反映出两点，第一，朝廷真是缺钱啊，缺到晋武帝也不顾吃相了，第二，皇上拿士族大臣们真是没辙啊，所以大臣们什么都敢说。
东晋的士族政权
晋武帝大肆分封同姓诸王，力图让他们驻守在全国各地，以便压制不服的士族，拱卫朝廷，结果就造成了“八王之乱”。诸王间打得头破血流，打输了的就找旁的蛮族帮忙，于是天下就更乱了。
此时，大量士族带着其治下的百姓，向南逃往淮河和长江流域。皇族的大支们多半死于动乱，反倒是一个小支，司马睿，在南逃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
东晋就是在士族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晋就更需要与士族合作。甚至司马睿在登基时，极力要拉着南逃过来的士族的领袖王导，与其一起接受群臣朝拜，当时人们有句话描述，叫做“王与马，共天下”。
士族也分高下，高等士族是在朝廷中当权、低等士族则统领流民军队。这样，政权与军权就分离了，这构成了东晋的最终覆灭。
高等士族里面很多人开始把自己塑造出一种弱柳扶风的感觉，因为，这样才能把自己和其他低等士族区分开。掌握着军权的低等士族，终于忍受不了这一切了，最终，军队的领袖刘裕，依凭军功，逼迫司马氏把皇位禅让给他，建立了刘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到南朝。
南朝皇帝的正统性
南朝的政权和军权的重合度比东晋要强，但是皇帝们的正统性有问题。
对南朝皇帝来说，他们还面临着意识形态上的问题。随着北朝逐渐稳定下来，南朝在武力上越来越不是北朝的对手，南朝就只能通过坚持儒家理念强化自己的正朔地位，说我才是中原正统，占据北方的不过是蛮夷。
这是个两难困境，皇上无法掌握经济和资源，因为，坞堡经济还是南朝主要的经济形式，资源都掌握在豪族手里，皇帝家里还是没多少余粮。结果，南朝始终处在严重的不稳定当中，朝代像跑马灯似地变换着。
这段历史非常糟心。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视角再来看看东晋和南朝，却能发现一个新的历史价值出来。
中原人南迁
在宋朝以前的历史上，江南人口一直是远远比中原地区要稀疏的，这是因为，中原地区的黄土地带，开发难度远远低于江南。长江中下游流域，气候湿热、水网纵横，要在这里进行农耕，首先要排除沼泽地区与湖泊中多余的积水，比开发黄河流域难得多。
到了西晋末年，经过北方的若干次战乱驱赶，长江中下游平原就被开发出来了。这里潜力巨大，一旦开发出来，迅速成为帝国的经济重心。
每一次北方游牧者南下，都会伴随着中原人大规模南迁，也就带来了帝国对于南方土地开发的大规模深入。
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南朝的皇帝们为了防止过度强调儒家正统性反而伤及自己，又大力支持佛教。因此，南朝的艺术和文化都发展到很高水准。为了让更多的人承认自己的正统性，南朝便通过海上向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传播文化。
至此，东亚发展出了更宏大的结构：草原-中原-海洋。
草原和中原，在这个时期成为秩序的生成线，中原和海洋的关系，是秩序的传播线，载体就是南朝。
南朝之所以有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南侵过程，给中原带来了血腥与混乱，却也让中华世界向更大规模扩展。鲜血从来不是白白流淌的，历史就在这种血光与勇气当中，缓慢而坚定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