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三百六十五天。”
——毛泽东
一
二十世纪初，湖南虽然是内陆地区，但是革命的思潮从来没有落后过。
湖南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活跃在这片传承着朱程理学的大地上，他们在报刊上宣传新的变法，尝试从教育改变中国。
湖南是湘军的发育地，在近代战争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军事作用。
晚清中著名的重臣曾国藩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曾老先生去世二十一年后，在湘潭县的韶山冲，一个婴儿出生了。
他便是毛泽东。
毛泽东出生在农村，家里的条件还不错，算是“小康水平”。但是他从小就被要求干农活，六岁就开始下地。
毛泽东八岁入私塾，接受中国传统启蒙教育，读的是《三字经》、《论语》、《诗经》这些基本教材。
他先后读过两个私塾，在十三岁那年，父亲供他读书只是想让他学会识字记账，能够满足基本生意需要就够了，便要他停了学。
如果毛泽东按照父亲的意愿行事，那么历史也就要改写了。
这时，一本可以说是改变了中国历史方向、已经出版了十几年的书，彻底改变了毛泽东的命运，它就是《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由光绪帝下旨印发的，曾出版2000本，民间盗版无数，其中一本就流传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是不对的。
只有颠覆性的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新知识的颠覆，是对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推倒和重铸。
《盛世危言》给毛泽东所认知的世界带来了全新的改观。
虽然那时候的毛泽东对于社会改良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概念，但是决心要改变中国的种子已经埋下。
在家务农两年的毛泽东希望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而后在亲戚的帮助下，父亲同意了毛泽东的求学之旅。
此后他到多个地方读书，拜了多位老师。
有从学堂学习新思想毕业的学生、有参军后回乡的秀才，他们将外面的思想带给毛泽东，为他扩宽了视野。
不过，私塾里的知识已经不能够带给毛泽东新思想了，他打算到别的地方求学。
1910年，毛泽东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了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这是一所新式学堂。
临行前，毛泽东改编了一首诗作为告别：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从这里开始，毛主席就像沙漠中迷路的人，读书如同饮水，不断提升自己。
学校的教科书无法满足他的需求，毛泽东就自己找书读。
毛泽东喜欢读历史、哲学，中国历史、外国哲学方面的书，能找的他都读了，还在书上做了标注。
通晓历史的毛泽东此时有了超越同辈的眼界，他曾写过的一篇《救国图存论》，让老师都赞叹不已。
除了历史，毛泽东最喜欢的就是当时梁启超汇编的《新民丛报》，他反复阅读，可以说得上是倒背如流。
梁启超是毛泽东非常崇拜的人物，他推崇的维新变法是当时毛泽东认为可以“救国救民”的出路。
毛泽东少年时候写的文章颇有几分梁启超的文风，他的老师在文章上这样批阅：
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视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毛泽东这时心中立志改变世界的理想变得更加宏伟。
他要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长沙，我来了！
二
来到长沙后，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毛泽东的面前。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并成为了它的热心读者。毛泽东在上面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毛泽东发现报纸太有意思了，记录着最新的时事，天下大事尽在其中。
从那时起，他读报的习惯坚持了一生。
求学期间，毛泽东三分之一的花销都在买报纸和书上面。
后来，毛泽东考入了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在这里碰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两位恩师。
一位是国文教员袁仲谦，被人称为袁大胡子。
另一位，是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也是毛泽东后来的岳父。
这两位老师不仅仅交给了毛泽东许多知识，还打破了毛泽东旧的知识体系。
好的老师不仅仅是新知识的传授者，更是旧知识的破坏者。
袁大胡子看毛泽东的文章后，笑他是新闻记者的文笔。
在袁大胡子的指导下，毛泽东开始研读《韩昌黎集》，明白了四个字——文以载道。
文章里面要蕴含真正的道，这样才算得上好文章。
毛泽东后来回忆道：他当时能够写出一篇好的文言文，要多谢袁大胡子。
杨昌济则是教授毛泽东伦理学和哲学，给予他思想上的启蒙。他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具有批判的精神。
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引导下，开始专研哲学方面的知识。
读康德派哲学家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做了1.2万字的笔记，而这本书只有十万字。
毛泽东读书的一个习惯是“不动笔墨不读书”。
他读过的书，批注可能比原文还要多，他会做许多标记、圈圈点点、勾勾画画，最有意义的是问号。
大多数人读书时不会做问号，只会顺着别人的思想走，不反思。
在毛泽东眼里，不管是谁写的书，都是可以和他平等对话的人。
遇到不懂或者质疑，就要标记一个问号仔细研究。
毛泽东的另一个读书方法是现在的“主题阅读法”。
对于一个问题，要想吃透它，读一本书是不行的，而是要尽可能把这个方面的书都拿过来。
毛泽东随着读书的深入，他发现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观点并不适用于现在的中国。
好像小时候敬仰的人物，长大以后发现，他们好像也就那样，想要变成的人是那么平淡。
毛泽东开始在书中寻求改变世界和中国的方法，就是要探求“大本大源”。
“大本大源”是“宇宙之真理”，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
康有为的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不能够找到“大本大源”。
这五年的学生生活，对毛泽东十分的重要。
毛泽东对哲学思想的理解、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的变化，开始有了自己的见解。
虽然此时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个社会不断出现的新思想，会让他一步步接近所谓的“大本大源”。
毛泽东的思想也是从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到阶级革命不断发展。
今天抛弃旧思想，明天又会有思想的诞生。
迭代的速度，决定成长的速度。
后来和同学萧子升的分道扬镳，就是因为萧子升坚持无政府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而毛泽东经历了自治运动的失败，认识到温和的“呼声革命”是行不通的，只有坚持阶级斗争进行武装革命。
三
1927年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没有打过仗，就当过半年兵。
他所知道关于打仗的知识，都是从书中看到的，大多来自于《三国演义》《孙子兵法》。
这些也是被都留学苏联回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所鄙视的，他们说毛泽东为“惬意经验论”，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也没有上过正规的军事学校，完全是野路子。
可就是这样的“野路子”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红军越打越强大。
革命前期，像自诩通晓军事的博古以及军事指导李德，带着红军越打越弱，还死不悔改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彭德怀骂他们“崽卖爷田心不疼”。
为什么毛泽东能带领红军“绝处逢生”？
毛泽东打仗不光是靠以往的知识和经验，他还结合情报对局势进行仔细地分析和掌控，以及边打边学的能力。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开始研读大量军事书籍，重点关注战略和战役方面。
此时中央领导人内部对于红军未来的军事规划还有分歧，李德等代表的“留苏派”不同意当时红军的战略方针。
中央委派毛泽东写一份战略报告，总结一下红军的军事路线，更好地找准未来发展的方向。
此时的毛泽东心里还是比较迷茫的，怎么办？
读书！
他写信给当时在东北军做工作的刘鼎，买关于战略战役的书，要大兵团作战的书，最主要的是买几本《孙子兵法》带回来。
就这样，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苦苦思索，结合书中的实例和自己十年内战的经验，写出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史诗级著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毛泽东开始研究哲学。
他阅读了大量关于唯物论的书籍和资料，还组建了哲学研究小组，经常和人辩论。
正是战事吃紧的时候，有人十分不解。毛泽东告诉大家：“打仗不仅仅需要战术支持，还要有理论武器。”
在学习哲学的同时，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一点没有落下。
他带头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参会者有肖劲光、罗瑞卿、滕代远等人。
1938年5月，《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本著作的出现代表着毛泽东的战略指挥能力进入了新的境界，也堵上了那些质疑他的人的嘴巴。
这两篇文章将军事和哲学做到了统一，文中有理有据的论述体现着辩证法的光芒。
面对留苏派的质疑，毛泽东对经典的掌握可能不如他们，但是他将书中的内容和实践相结合，就彻底征服了他们。
快速学习，并且是快速结合实际问题学习，是毛泽东在某个领域快速突破的不二法门。
四
读书，毛泽东坚持了一辈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可以安心地读书了。
毛泽东曾让人给他弄一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解放前的图书。虽然这个愿望没有达成，但是可以看出毛泽东也喜欢收藏好书。
在毛泽东经常看书的菊香书屋，到处都是书，连坐的地方都很少有。毛泽东离开后，人们发现在这里有多达九万多册的藏书。
毛泽东除了买书，还喜欢借书。他曾在北京图书馆办过借阅证，编号是01。
毛泽东说过：“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他开始为中国的建设思考，读关于经济建设的书籍，例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
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理论文章，对指导国家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虽然毛泽东在国家建设的中出现过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里就不给予讨论。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经看不了书了，最后一次让人读给他听，读了七分钟。
次日凌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溘然长逝。
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读书的真谛，一生都在为中国伟大复兴而奋斗。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