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评论摘编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天子诸侯尚且担心贫穷，何况普通百姓。物质基础决定精神的上层建筑，虽然生活中有如颜回般“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仍不改其乐”的人，但孔子弟子三千，安贫乐道的也只有颜回一个，在百姓中，这样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朗格朗说:“生活在生存边缘的人，往往也生活在人性的边缘。”当温饱尚不能解决，谈何人性。都说虎毒不食子，但当古时城墙被围，求救无果时，大家皆易子而食。郭巨埋儿奉母，打着孝字的旗号被人们所称赞，但这何尝不是极端贫困下人性的丧失，他有何权利去剥夺一个鲜活的生命?就算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物质的贫乏对人的身心健康同样不利。
自卑常是贫穷的影子，在有温饱之光的照耀下愈发显眼。《平凡的世界》中，郝红梅和孙少安所渴望的不过是普通的甲菜和乙菜，只能等所有人走完再去拿丙菜的他们处于自卑之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哪吒般呐喊:“我命由我不由天！”在美国的贫民窟，有很多很多的“郝红梅”与“孙少安”但他们并没有像小说中一样能做到将贫穷视为奠基石。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生活上的拮据令他们自暴自弃，导致贫民窟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上个世纪中后期，在中国发生的一场深刻影响社会进程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物质匮乏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变，科学技术也得到高速发展。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得到很大改观，犯罪率大幅度降低，人们的法制观念逐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和谐，规则意识深刻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这就是物质丰富给精神面貌带来改观的明显例证。人们常说为富不仁，但富人往往怀有人心。真正的富人不是暴发户，他们的钱来得光明正大，皆非弄法犯科而富，尽椎理去就，与时俯仰获其盈利。陈一丹与马云皆致力于公益事业，古有范蠡十九年间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方同姓的兄弟，此皆为富而仁之士。常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当处于贫困之时，连近朱者的机会都没有，要想出淤泥而不染，甚是妄谈。有人常想，就算我贫穷居陋室，照样能做到“谈笑有鸿儒，往来不如白丁”，但事实上却是“富人深山有远亲，穷人闹市无人问”。勾践采用计然策略使越国富有，才有重金去收买兵士报仇雪耻灭掉吴国。倘若越国不富，兵士何来?五霸之位必另有他人。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我们富如朝市世人皆往之，就更应兼济天下，而当穷如夕市，世人皆弃之，也不要抱怨，人本性使然。这时就更应该发奋图强，让自己强大起来。“我若盛开，蝴蝶自来”就是这个道理。
(付筱童)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温饱是民生大事。几个月大的小朋友不会懂礼义廉耻，但却明白在饿了以后哇哇大哭。温饱是底线，生存是本能，而礼义是在保卫底线之上的发展。在基本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才会更加的注重礼义，也可以说是内在的温饱问题。因此，在温饱问题解决的前提下，人们越发讲究礼义廉耻，从而国家也随之变得富强。虽然也有人在温饱之后作奸犯科思淫欲，可那也毕竟是少数人，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反驳这句话。正如在香港这个蒸蒸日上的今天，“饱暖思淫欲”的香港暴徒以自己口中的虚假的正义为名不断毁坏着前几辈人辛苦汗水换来的夺目成就，难道就因为这些废青我们就要放弃香港？我们不会放弃香港更不会放弃温饱之后人们对礼义的向往。当然这里的“仓廪实”和“衣食足”在我眼中更倾向于基本温饱的概念，而不是过度放纵的纸醉金迷。生存不是苟活，温饱不是奢侈，发展不是放纵。在基本温饱满足时人们就应该开始考虑如何喂饱自己思想上的胃了。若是不及时地去追求礼义，当肉体的满足与思想相差太远时，过度的温饱也便成了一种奢侈，毕竟再多的金银珠宝也无法掩盖一个人内心的干涸。再如之前提到的香港暴徒们，吃饱穿暖以后，没有及时的去修饰自己的内在，而是更加想要去追求外在的物质，甚至是妄想凭自己去促进香港的经济，渴望用自己的浅薄无知去创造香港的“正义”明天，在自己礼义不知的情况下却想去教导一个地区何为正义。过度的温饱或者说是奢侈没能教育他们礼义与道德，只是给了他们满脑子的空想，幻想自己是温室里最娇艳的大红花，而忽略了自己只是那红花旁微不足道的小草。再者还有之前被爆出来的鲍疏明之事，他作为集团总裁，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还对自己的的养女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这难道不也是缺乏礼义造成的吗？在如今的浮华世界，只有人们让礼义与物质享受并驾齐驱，才有可能坚定信念，守卫自己内心的一方净土。
（李堃玉）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很简单的一句话，剖析出社会的本质——利益至上。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总结了很多这样的金律：①故物贵之征贱，贱之征贵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④无才坐力，少有斗智；既绕争时，此其大经也⑤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⑥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具欲者也。⑦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⑧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⑨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⑩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桑；百岁，来之以德······其中，又以“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桑；百岁，来之以德” 最有感触。从表意上理解：指刚开始经商的时候只是为了能吃饭填饱肚子，所以用种谷也就是种五谷杂粮来形容初期的经商意图。“十岁，树之以木”经商中期的时候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了，而是要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的稳定繁荣做贡献，因此用植树造林造福后人来意指经商的中期的思想升华。“百岁，来之以德”企业要想做到百年不败的程度是靠德行的。以阿里巴巴为例，1999年马云在杭州西子湖旁创立阿里巴巴。在其初期，阿里巴巴的发展十分艰难，只能苦心经营，全力保生存，求发展。这就是“居之一岁，树之以谷”。而后电子商务在中国兴起时，阿里巴巴抓住契机，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后，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阿里巴巴的发展并不仅仅局限于“直接盈利”这一浅层次的目的，“生态发展”也是阿里所追求的目标。“产业生态化、规范化”是阿里实现长久发展的必选。阿里庞大的产业链提供了庞大就业岗位，满足了许多人的就业需求。同时，鉴于电子商务的特殊性与灵活性，阿里也在不断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建立与协调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不断刺激经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马云说：“我们要将阿里巴巴做成活102年的好公司。”做成好公司，不容易；做成活102年的好公司更难。但为何马云如此自信？因为阿里巴巴注重自己的文化传承与创新。2004年马云提出了旧“六脉神剑”（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诚信、激情、敬业）。阿里就制定了自己的企业使命——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自己的企业愿景——成为一家持续发展102年的公司。马云曾表示：“阿里历史上所有重大的决定，都跟钱无关，都跟价值观有关。阿里在诸多时刻的取舍和选择，背后的决策之源均是被称之为“六脉神剑”的阿里价值观。一个人的价值观是行为方式的指导，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就是其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企业有没有凝聚力？企业会营造什么样的氛围？企业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才？未来能发展成什么样？都跟企业价值观有很大关系。一个人的发心，决定了他以后的成就；一个企业的发心，决定了他能有多大布局。有人说马云是大格局的人，黄铮做了蘑菇街做不了的事情，李嘉诚建造了商业帝国依旧与人为善、为人低调。从哲学上说，价值观是关于对象对主体有用性的一种观念。而企业价值观是企业全体或多数员工一致赞同的关于企业意义的终极判断。“一个企业的发展，就像一个小孩的成长，一定要有明确的标准。员工要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价值观不是惩罚人的工具,而是做事情的准则。我们考核的目的是要大家去看价值观的解释。被考核的不是文化，而是你在公司中行为处事的准则。比如敬业的最好表现是什么？大家看到绩效考核之后就知道怎么做。” 阿里巴巴18名创始人与合伙人之一的彭蕾这样评价“六脉神剑”。（摘自网络）如今，10多年已经过去，阿里经历了成功，也遭遇了挫折。无论如何，拥有旧“六脉神剑”的阿里都挺了过来；无论怎样，拥有旧“六脉神剑”的阿里在经历了“危”后，抓住了“机”，实现自己的更好的发展。时代在变化，市场在变化，电商环境也在变化。阿里推陈出新，新的“六脉神剑”也已面世。（具体包括：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因为信任，所以简单；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今天最好的表现是明天最低的要求；此时此刻，非我莫属；认真生活，快乐工作。此外，阿里公布，公司的愿景是到2036年，服务20亿消费者，创造1亿就业机会，帮助1000万家中小企业盈利；公司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阿里文化在不断调整中进步，在不断丰富中发展。2019年9月10日，55岁的马云正式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在当天的演讲中，马云强调，今天不是马云的退休，而是一个制度传承的开始。今天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个制度的成功。我们要用文化，用制度，用人才来保证公司的传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保证了阿里成为活102年，横跨3个世纪的好公司。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阿里也积极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阿里设立10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用于采购医疗物资，无偿赠送给武汉各大医疗机构，并全力保障武汉医疗人员吃上热饭。同时，物流平台菜鸟将联合各快递公司合作伙伴优先确保各类医疗防护用品第一时间送达武汉。（摘自网络）同时阿里旗下的支付宝也推出了“疫情绿码”，为群众的流动，企业的复工复产提供了极大地便利。在那个重农抑商的年代，司马迁能写出《货殖列传》属实不易。它是一篇“不属于那个时代”，其文中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完美的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相信，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当下,我们可以借助《货殖列传》中的经济观点，实现经济领跑！
（王瑞）
一个人想要真正地做到成功经商致富，并不容易，这并不是一个简单地付出行动就会有收获的过程，你必须得具有“智、勇、仁、强”四个特性。
首先你得拥有强于他人之智，做到随机应变，灵活变通，抢先于他人夺得商机，掌握大局，遇事考虑全面。诸葛亮足智多谋，面对十五万敌军来势汹汹，决定采用“空城计”，最终不费吹灰之力取得胜利。他的机智和尽责流芳百世，经商如同作战，商人得有大局意识、先见之明，面对对手和突发之事，不慌张，冷静地采取行动。
其次还得有敢于决断的勇气，面对选择不要过于纠结，以免错失良机，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抓住机遇，善于选择，敢于决断。当马云在美国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是，他敏锐的意识到，这会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回国后不久，他想要创业，这会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是选择继续做大学老师，握住铁饭碗，还是选择从零开始，自己创业。做出这个选择需要巨大的勇气，最终他毅然决然选择辞职，自己创业，最终成为阿里巴巴总裁。也许很多创业者在初期都会经历和马云相似的过程，但不同的是你是选择坚持相信自己砥砺前行，还是避开冒险选择安稳。
当然你还得有一颗仁德之心，不能一味追求利益而忘记了做人的本分，康德曾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们心灵中唤起的惊奇与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的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心中的仁德，那么他一定不会是成功的。
最后你还得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和事业中的苦难与挫折。亚历山大说过:“苦难有多深，人的荣耀就有多高远。”你要相信，你现在经历的挫折与痛苦都将会成为你成功后熠熠生辉的星星。
（刘雅轩）
《货殖列传》是一篇专门记述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列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商业活动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有其特有的运行规律，就像水从高往低处流，这是司马迁对于商业活动从源头上的一种肯定。
在司马迁看来，商业并不是像其他人认为的那样是投机取巧的不可取行为，商业有它特有的重要地位，“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商人如果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这是商业在百姓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古代社会中商业的地位低，在很多人眼中，富有的人是豪强，富有的商人更是狡猾的阴谋家，大家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些人，但实际上商人并不是那么不堪，的确商人是在货物流通之中牟利，“但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这本就是事之常理，商人只是抓住了机会从而获得了财富，他们并没有做错。至于人们对于富家子弟皆“纨绔”的看法，也有些失偏颇，世间确实有纨绔子弟的存在，但并非全部，准确地说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其实是接受良好教育的优秀青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的确如此，出身富家，意味着天生占据更多的优质资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因而在处理问题时往往能够更加理智。这样的情况在现代社会中也是如此，占据更多资源的人往往更加注重于教育，也能享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进而导致了现在“寒门难出贵子”社会现状。而所谓的“富二代”也正在逐渐跳出贬义词的行列，“富二代”们也在向社会精英方面迈进。
司马迁对于商业，对于商人，持着于主流不同的态度，也以他独特的见解，向我们展示了商业的重要地位和古时商人的风采，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别样的商业观。
（钱春林）
这天晚上放弃赶五一作业的时间，思考良久，果然深夜总是与思想的深邃相匹配。这种思考不仅是对货殖的学术比较，还有对彭老师的目的的猜测。
考古学家一致认为，我们今天所见的历史，不过是对历史的推测,所有的考古研究，不过是99%的小数点继续向后延伸。我想，《货殖列传》便是对真相的无限放大。但也不能说太史公的记载完全正确。
不懂太高深的经济学,我只能从浅薄一点的层次去解读它。文章开篇使用老子的话:“至老死不相往来。"在那个年代,种地农耕是常态，但一群冒天下之大讳的商人横空而出，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个年代的读书人，也大都以克制修身为目标，可恰恰是一群释放欲望的人推动了时代的车轮。商人，总是社会地位低下却家财万贯的矛盾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望着太史公眼中人们被欲望驱使的画面，我不禁想起比它晚了一千多年的《浮士德》。“我要委身于最痛苦的享受，委身于陶醉沉迷”，浮土德的话完美地诠释了商人们的心态。这样的话放在现在可能也会被当作过度纵欲而受鄙视，可我却从中感觉出了另一种东西:“欲望而非欲妄”。这一群商人，理所应当地享受个人生活，可以在他们发家到致富后做的事又令人敬佩。这又应了太史公那句”仓亲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发达后，范蠡治于一国，子贡资助孔子教育,卜式捐钱报国。(列传中虽无卜式，我就是想写)他们的欲望，可能是对阶级的挑战,可能是高远的追求，也是梦想，但不是梦和想,也不是妄。这一点又在《浮士德》中有相似之处：“我的精神抓着至高和至深的东西不放，将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心上。”千年后的歌德也许成了第一个懂货殖的外国人。
“世界还能给什么保证?你要安贫守分，守分安贫。”这不是古人从小被教导的价值取向吗，怎么在两个时间点,被司马迁与歌德无情地抨击。同样地，朗格朗曾说:“生活在生存边缘的人也活在人性边缘。”这又让我想到去年奥斯卡奖电影《寄生虫》,那些贫穷而不知进取的人恰恰揭露了人类的丑恶。“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角解。”
太史公在书中提到“德者、人物之谓也”。什么是德，，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反观古代一辈子的书生，基本也算缺德了。《浮土德》中也提到“如果一个人长年埋首书斋，又怎能通过说服把世界领导起来。”在太史公看来，空谈误国的书生，不如商人有行动力。这样“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对文本的解读就到这里吧，因为我发现对比阅读真是太难了，翻书头都大了。
还有一点我一直很奇怪，彭老师饱览经史子集，为何不把另外的鲁迅全集，索尔仁尼琴的巨著拿来作为高三的句号，而单独钟情于这一篇千年前的货殖列传？
我突然想到商人，算是最了解社会的人吧？社会的黑暗，社会的繁华，那些政策潜规则，他们一定心里贼清楚。但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够保持本心，像范蠡一样洗尽铅华，像菲兹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一样了不起，实在相当困难吧。其实今天解读货殖列传，这算是教导，是那种很多年以后才会明白的那种教导。所以彭老师只在课上说他包含道理，却从未明说过什么道理。一个还未读大学的学生，怎会懂得成年人世界的悲酸啊。虽然说得我好像很沧桑一样。
解读着货殖列传，翻着《浮士德》，想着这三年从屈贾到高祖留侯，从战国四公子到后宫三千，最后到这货殖列传，解读它又何尝不是解读我这难忘“南”过的三年啊？想到这里，脑子里又是那句“想，永远比想到重要；过程，永远比结果重要。”自认为已经找到了货殖的答案，还是《浮士德》：
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所以在这儿不断出现危险/使少壮老都过着有为之年/我愿看见人群照来攘往/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我对这一瞬间可以说/你真美啊，请你暂停/我有生之年留下的痕迹/将历千百载而不致湮没无闻/现在我怀着崇高幸福的预感/享受这至高无上的瞬间/
这三年，语文学了很多，是思考，也是“为情而造文”，而不去“为文而造情”。其实货殖列传自古一直都有人解读，今天的我不过是复述了几百年前歌德对它的见解。
（高子凌）
读了《史记》货殖列传后，我想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因为他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提出奠定了西方现代经济学基础。可早在一千八百年前司马迁就提出了“道”这种类似市场机制的概念，在我国古代商品经济论述中极为罕见，也体现了司马迁超前时代的经济思想和现实意义。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可谓全篇的核心，这相当于西方经济学的理想人性假设，即：在经济活动中，主体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国富论》中也提到：“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取得的报酬以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这种比较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
人的行为是趋利避害而利己的，这与司马迁的想法不谋而合。完全理性假设是一条基本准则，没有它就无法认识经济规律，如果人是道德人，社会不需要任何制度约束和安排，甚至经济政策和国家都不需要。理性经济人并不等于利己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排斥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资本论》中就曾说“人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中国悠久的封建社会里，物质财富被统治阶级和道德家所鄙视和唾弃。孔子就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司马迁认为天性是需要引导的，盲目地抑制只能适得其反，只有以这种求利之心作为动力，产生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经济才能活跃起来，社会才会发展。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月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反映了物极必反的价格规律。计然也曾阐述价格变化的原因：“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其实就是马歇尔在《均衡价值论》中提出的商品价值与供求状况的关系。这句话告诫人们不要盲于价格表象，而要善于观察价格涨落的规律和经济周期。中国经营贸易发展工商的理论鼻祖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四个条件，这也是他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乐观时变，坚守时机。可见他们并非因“时变”而变，而是利用“时用”，用时间创造价差。
“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既要保证经营货物的质量，还要保持资金流转的通畅。资金如果停止了流动，就无法带来剩余价值，资本的效益也就消失了。这和中国俗语“盛世古董，乱世黄金”似乎有些联系，将货币转化成实物收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避免贬值的情况。正如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在香港房地产成功后，又变现向大陆投资，他总是审时度势，从而积微成著获得成功。但这句活也不是绝对的，从今天来看，政府也通过降准、加息等方式控制货币，资金流通方式也不仅是钞票，还有证券、基金、信托等多样化方式，如果盲目将资金化为泡沫资产囤积起来，反而得不偿失。
货殖列传的观点当然有其不足之处。司马迁书中所提到的价格变动理论与今日的商品经济学中的理论相比已有许多不适用之处，“人富而仁义附焉”过分强调了财富对人品格形成的作用，容易造成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人人变得富有，人人趋于道义的理想国——社会主义社会仍需辩证统一地看待。但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能阐述经济学普通原理和行之有效的贸易措施确实难能可贵。他能肯定商业活动在国家强盛中的重大意义，驳斥了儒道两家关于经济问题的不恰当观点，突出表现了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给人启迪。
（王柯熠）
太史公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阐释的经济问题不受限于时代，整篇文章层层深入地将他“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的思想贯彻到每个读者的思想中。但在我，一个现代人，被贯彻了太史公激进的思想并结合现今社会之后，觉得司马迁的理论也有局限性。经济对于社会最显著的影响就是贫富差距。郭德纲曾经这样诠释之：“穷人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勾,勾不着亲人骨肉；富人在深山老林,抡木棒打不散无义的宾朋，大将军手中枪，翻江倒海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英雄至此未必英雄”。本文把金钱至于社会的作用大概归结于“穷山恶水刁民泼妇”，经济发达则人民正直，经济落后则民风彪悍。经济之于个人则大概就是“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司马迁通过各种实例论证了经济基础是尊严和仁义的根本，而“廉吏久，久更富”，仁义又是经济长久发展之道。在强调局限性之前当然要肯定司马迁的理论。兵法儒释道，从社会的基础建设到最后的人民精神建设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几家学说也针对于不同的社会时期。法家思想在社会的基础经济建设阶段无疑是最有效的。当我们谈到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赡养不起，没有经济实力构建完整的家庭，那么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人生苦短，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目标就是广义上定义的成功了吧。那么是不是有钱就算是成功呢？身价确实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衡量标准。西方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提出了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在五个层级的需求中，只有最初级别—“基本生存”，需要金钱的辅助。需求金字塔的上层建筑都是由人格魅力和人性的坚强维持的。所以说，金钱并不代表一切，更不代表人生的成功。还是那句俗话：“钱不是万能的，没钱的万万不能的”。任何事物在进行基础建设的时候，金钱都是必不可少的，钱的重要性在《货殖列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强调。当然在司马迁的时代，或者说中国社会处在初期或者摸索阶段，强调钱和经济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钱的必要性是不可延续的。就如同母乳对于一两岁的你是不错的，但是这份不错如果延续到了五六岁，就会是灾难性的结果。政治如是，拿破仑镇压叛乱是不错的，但是延续一个帝国的生命是灾难性的；毛泽东打仗写诗是不错的，但是搞经济文化建设，是有待提高的。时至今日，对于那些还在奔小康道路上奋进的家庭，《货殖列传》真真是极好的；对于那些新闻中所谓的已经实现小康的“八成”家庭，《货殖列传》中阐述的金钱重要性是否还有必要延续，是有待考证的。我认为，对于后者，如果过分强调金钱的作用，则结果将会与预期有偏差。《货殖列传》提到富可敌国则自然“素封”为君王，但物质上的成就和精神上的满足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个道理古往今来无数人都提及过。古文有《邹忌讽齐王纳谏》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讲得在理讲得真切。同理，倘若仆人众多，却没有一个是因为喜欢为我工作而留在这里，都是为了从我这里得到金钱；妻妾成群，却没有一个是因为喜欢我的人而和我共度余生，都是为了从我这里得到奢华；宾朋满堂，却没有一个是因为欣赏我的人格而与我消遣共事，都是为了从我这里得到便利；那富可敌国，身价可与高官相比又能如何。即便是真的称王称帝，还不是要无奈的自称“寡人”。抛开个人精神层面的成就和满足不说，一味地追求金钱，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老一辈的人则更加看重自己儿媳妇，尤其是女婿的身价。都说北京的房价是丈母娘抬起来的我们可以说并非空穴来风，就是否必须房子车子票子才能结婚的问题，衍生出了“裸婚”等一系列社会热门话题，说明了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 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一辈人来说，辛苦赚钱养家糊口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题目，近些年的焦点问题变成了辛苦赚的钱交的税去哪了。至于是去了大的房地产公司，还是去了高级娱乐场所，还是去了名牌奢侈品店，众说纷纭，报道也是接连不断。人为什么要贪，人为什么如此为金钱所动的问题，浮出水面。左派亦右派也好，保守或激进也罢，每一个极端的思想都会包含时代背景下的弊端，这不可避免。重要的是事实的平衡点总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货殖列传》写得着实精彩，如今人们的金钱观念也着实令人着急。“枪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钱可以是救命草也可是催命鬼。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金钱代表的概念始终不变，但能换来的东西却千差万别。“拜金”主义之所以产生了就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而这道理是否行得通就在于人，在于时，在于世。我其实更想问：是“金钱焚烧炉”一样的时代造就了一群那样的年轻人，还是因为总有这样金钱至上的想法导致了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太多的疑问在这个纷繁的“小时代”中变得更难找到答案，我想《孟子•尽心上》中的那一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能更加顺应洪流之势吧。
（李梓瑞）
读了货殖列传后，我就一直在思考，金钱的意义.钱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像罗辑推公理一样，我想从最基本的关系推起.钱是在市场扩张后，人们物质交换频繁后出现的，金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事其物质上的.而将金钱的抽象意义具象化的是资本觉醒之后.到今日钱已不是单纯的钱，它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占有，一个人是不会不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占有的人早就死了.因此金钱是人生活下去的必须品.这从古至今都有体现.货殖列传中写到一个寡妇得到皇上的召见，在封建社会几乎是违背常理的，何？寡妇占有的社会资源够多，那她就有资格，换句话说就皇帝也不过是一个占有社会资源很多，乃至最多的人.这样说来结论可能就不太正能量了，占有社会资源足够多，确实可以为所欲为.讲简单点，就是有钱不仅能使鬼推磨，甚至再多一点的钱可以使磨推鬼.常言道，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确实如此，并且也会保持如此。
（赵博安）
货殖列传有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本是人们内心的欲望，追求。但在古代却是重农抑商，重义轻利。过去人们常常看见一群穷困的读书人讥笑巨贾，就像《师说》里的士大夫嘲笑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但反观读书人自己呢？也不过是“追名”二字。儒者追名，商者逐利，本来是对远大目标，美好理想的追求，但不知怎么回事最后都变成了贬义词。所以逐利也好，追名也罢，儒者，商者，都有名传千史或遗臭万年的人物，大家没有必要互相看不起，互相伤害。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可以说是为商人们的证明。他列举的富翁，个个都有着优秀的品格，有人节俭，有人忠贞。且各个都是凭自身的本领发的财，才让人读起来心服口服。而且像范蠡这样在朝廷做到了为国为民，在商人方面也有十分巨大的成就。这样名利双收的人也有。这一类人难道不应该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利方面的追求时，义也是有着要求的。只要是守着原则逐利，赚钱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是像某些黑心商家为钱不择手段，这些做法才是被人厌恶的。也正是因为这些人，才让商人这一个大群体的名誉受损，让很多人不认可商人的劳动成果。商人本就是对美好物质生活的追求，这一目标直到现在人们也都在追求着。社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面的，所以商人的出现也是社会的必要需求。就像人们常说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另一方面，商人也起到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作用。像陶朱公三次散财，姜太公带领百姓致富，再到改革开放时的先富带动后富。这些都是商人为社会做出的重大贡献。在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商人起到的作用是无法否认的。总而言之，商人这一职业本身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我们不能因为商人这一职业而看不起他。而至于商人自己的品质，那与职业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杜家蔚）
读了货殖列传后，我有被司马迁前无古人的见解所折服，在司马迁生活的年代甚至是他死后的千年里，传统观念都十分抵制工商业的发展。但司马迁却在货殖列传中为许多有钱人立传，表现了他对商业的重视。货殖列传中有许多先进的经济思想和发财方法我就不必多说了，这里我想说说我与司马迁观点不同的地方。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认为礼仪道德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的，这其中有他的合理性，物质上的富有确实能促进精神上的进步，但我认为道德礼仪更多的来自于教育等精神交流的作用。经济实力只是为其他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最富有的一个。孔子能周游列国、名扬天下离不开子贡的支持。但假设没有子贡，孔子还能名扬天下吗？我想是会的，也许只是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就不好说了。又假想子贡不是孔子的弟子，那他还会被后人记住吗？也许不会，可能就是以春秋时期的有钱大户的身份而出现在书中。所以我认为道德礼仪与经济实力有一定的关联，但没有充分必要的关系。以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吴精文）
古时人们重农抑商，对商业发展很不利。而商人的形象也就此以顾利无情留在世间。"商人重利轻别离"但其实只有当人们的衣食问题得以解决，人们的精神生活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商业与国家发展也是紧紧相连的，当了总统的特朗普也是一名精明的商人，虽说他做的许多决定我们难以理解，但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他就是为了国家发展，但其中利弊我们也就难以评价了。似乎当代世界大家也都对有钱人有一种敌意，“土豪"这类词汇曾经红极一时，总觉得有钱人家的孩子就是不学无术之徒，其实这不免也是一种偏见。其实环顾当代，有钱人家的孩子有时更加纯粹，至少不会为财所迷。而商业发展规律似乎又与大自然的发展规律类似，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物极必反大概也弄用到这里来吧，而这其中的极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投资，投资正确与否也就意味着成功与否。求富，是人的本性，毕竟，只有你真正富有了，你才能够真正的随心所欲。而在当代，一切都得和政治挂钩，所以在你投资的路上，不要忘记跟紧国策。
（马莹）
自古以来，统治者重本轻末，即使商人拥有大量钱财，但社会地位仍较低贱。但这是普遍情况，我们无法排除特例的存在，如乌氏倮和清。司马迁曾言：“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而名显天下，岂非富邪？”当然，富是直接原因，但观其根本，则是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对统治者有利。倮帮王畜牧，于王有直接的利益，而清则是凭借钱财保住了贞节。
在封建王朝，妇女的贞节被看得尤为重要，清无疑为其它妇女树立了榜样，使统治者可以更方便地管理，故秦始皇是因她的贞节才把她当作客，修的也是怀清台，而非赞扬她财富的台。清于统治者有着间接的利益。推及到现代，富人们也在想方设法地提高社会地位。我们为什么大多赞扬马云而非刘强东呢？两者虽皆为互联网巨头，但他们的公众形象却有所差异。马云对外界所体现的形象是一种正面向上的形象，公众需要这样的形象来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维持社会稳定。而刘强东大多出现在娱乐花边新闻中。大众津津乐道的，是他与奶茶妹妹的婚姻以及后来的猥亵罪。
这样的新闻就像浮在表面的沙子，被时间的风吹走，在社会上什么也没留下。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富人积极做慈善的原因。钱财满足了物质欲望，于是富人们开始寻求提高社会地位的方法，以满足精神欲望。但要提高社会地位，只有金钱是不够的，还需道德的加持。金钱和道德是相辅相成的。“无财作力，少有斗志。”没有金钱的支撑，连自己的物质生活都无法满足，拿什么去帮助别人？富人做慈善，哪怕只是做做样子，而非发自真心，但何尝不是一件双赢的事？贫困之人得到了他们所需的帮助，而富人也宣传了自己，提升了自己的公众形象，间接推动了富人获得更多的钱财。
（王昱）
读《货殖列传》有感：“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是司马迁对于国家治理的中心看法，彭老师上课时提到，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在这方面顶多算“整齐之”，我可以感受到彭老师对于现状的不满，而我在课后细细思考一下，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乍看司马迁的这句总结，的确十分有道理，但或许它并不适用于今日，抑或是现代。司马迁的这套理论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他那个时代的汉朝，虽对外有战争，但在对外交流方面上远远不如今天，以及当时资源与人口间的关系相较于现在，无疑是十分缓和的，正如他所认为老子的理念是小国小民，汉朝与现在其实也可算得上是某种意义上的小国小民，当时的外部政治干预少，他的理想其实是可能实现的，但放在现在，也就是近现代看，或许整齐之并不是那么差，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后，在近现代的进程中，每个国家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在这样的情形下，外部因素对本国的干预也就上升到了很高的水准。就像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又抑或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它们所成立的条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无外界政治的干预，再放宽一些，也就是外部因素的影响不能太大，否则就无法成功。再把目光放回司马迁的理论与现代中国，如果国家不去干预，不去控制市场仅仅靠百姓自己，那么如果有国外势力的干预，“看不见的手”最终会失效，而吃亏的最终还是百姓。更大一点看，现在世界情形日益复杂，就像彭先师所提到猪肉的问题那样，即使这种做法现在看来有缺陷之处，但这毕竟是国家对于环境与经济的权衡之策，从长远来看，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我看来，司马迁对于市场经济的解读在当时是超越时代的思想，但放在今日，我们也不能全盘接受，取其精华，取其落后，方进步之道！
（戚任之）
自古以来，对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有嘲讽，有批评，有赞赏，有敬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班固说“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钱钟书说“文笔腾骧”。既可以认为它是一篇优秀的议论文，也可以认为是一篇前沿的经济学著作。
在当时，农为本商为末的时代，司马迁提出农工商虞同等重要的观点，是积极进步的思想。他还不惧被嘲笑势利，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可钱财的基础性，重要性。家徒四壁、自视清高的人不值得模仿，或是畏惧世人眼光，或是自身没有能力。他一针见血的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现象。它没有鄙视，没有不齿，甚至平静阐述及认可。茫茫大地，不过一俗人罢了，谁没有名利的梦想呢？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钱财也是奋斗出来的。商场如战场，要在商场上有所作为，需要技术。首先需要对市场的了解，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物贱之征贵，物贵之征贱”，“贵出如粪土，赚取如珠玉”，赚的就是其中的差价。其次在买与卖的价格上也要花功夫，比如“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如果有一方长久的损失，则生意绝不会长久。价格歧视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高的高上去，低的低下去，满足客户需求。对产品的质量也要重视，在积货时，“务完物”“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
在货物贸易中，与人交流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所以商人还要有人格魅力。就像战国四公子，养的门客多，出谋划策的多，出力办事的才多。“刀收取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就是共同致富的好榜样。“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节约又亲自耕种，就“富者数世”。前面都是商人需具有的品质，而国家政策民风民俗也非常重要。没有改革开放，人们不会富起来，没有加入世贸，没有一带一路，我们的出口与进口不会如此兴旺。国与商，更应联合起来，为国家的发展，为自己的发展，为人民的发展贡献力量。
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国家和企业都用各自的方式促进经济回暖。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政策，鼓励企业少裁员，多招聘下岗失业人员；延长假期，促进旅游企业复工复产…企业进行打折优惠，提倡无接触送货上门…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每个主体都是冲锋陷阵的战士，而我们，必将胜利！
（李佳怡）
货殖列传开篇便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话——“至治之极，领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并对其进行了反驳，借此表达出其对商业的重视。
但是，司马迁虽不赞同无商业的做法，其在商业上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老子相通的，讲求“无为而治”，“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市场就会有一双无形的手调控，“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人们自己便会知道该怎么做，而非受到严格的控制。但这种经济也固然有其弊端，当社会动乱、民俗败坏时，其作用微乎其微，此时就需要政府这“有形的大手”进行调控，《平淮书》中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便是极好的例子。
商道，“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姜太公就做的极好，使人民也一起富足起来。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工业时代到来，以偶然机遇造就了贫与富的巨大差别。这个时代中，资本也成了获取更多财富的方式，且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财接近与权甚至凌驾于权，逐渐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甚至阶层固化。这样的商道或许过于狭隘了，仅仅满足于自身富足，最终将危害到自身。所谓的“仇富心理”产生，这也是原因之一。当富成为富的手段，穷人往往在出生的那一瞬，踏入学校的那一刻，步入社会的那一刻，就决定了难以获胜。这样的商道与社会是不完美的。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陶朱公范蠡的商道中也颇具人生哲理吧！懂得物极必反，在帮助越王勾践称霸后退隐，保全了身家性命，获得了无数财富；能看出物的本质与价值，使他也成为了一个善于看人的人，了解了越王也看透了自己的儿子。他更是做到了“富而好行其德”，使之名传千古。这才是商道，富，不仅涨其财，更要长其才，而不失其德。
（袁翔）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不只是适用于治理国家的道理，任何事物意图蓬勃发展，都应多靠“内化”而非“外固”。因此最高境异永远是“顺其自”-----靠自身约束调整发展;退而求其次再说外在的改变。
外界的行为又可分为“引导”“教育”“规范”“竞争”.想要长久、稳定地发展,最重要的必然是内在的律令，这也是占大比的，外界无论如何都只能作为辅助。这点在教学上也同样适用：老师教育学生，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学生自主探索，互相讨论、深刻钻研；其次是列导——抛出疑问、循循善诱；再差一点的是“教育“——言传身数，但留给学生自主发展思维的机会太少;然后是“规范”——灌输性导向、填鸭式教育。.任何事物发展，靠长期的外在约束伤令是无法长存的。真正的成长，要靠心后内化的力量来维持。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变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而造其力。“生活在贫困的边缘的人，往往也生活在人性的边缘“。求生是人的本能，也是一生奔波劳碌的基础盼塑。有了可供生活的资本，才算勉强逃离了善恶的峭壁;有了富足的资本，才会有精力也有究格去审视“礼”义”。比尔盖茨成立的盖茨基金会、，捐出大量贸金帮助世界上的人，他无疑是善良的，但这也都建立于经济条件条件之上。先富而后仁，或者说先富而后能仁。若无这样的条件，若有一颗善良博爱之心)却无处施以行动。生于战争环境说的人只渴求安定；生于贫团环境的人只渴求温饱。只有富足了其生活水平条件，提高了其生活质量、才会开始重视精神层面的建设。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生，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此一都之屋，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专封“者邪?故物成之故贵,贵之征贱。”
“物极必反”,一切有限制、有顶峰的事，不断地连续向着同一方向发展,则是即将反方向逆展开的预召。之所以不能“坚持持一个方向无限制发展，成者维持奇态——一定内部的基础支撑不起。如同修房之前打好地基，若更改了楼层,却与地基的承受能力不符，则会倒塌。二是外界制约也不允许。如同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不可能永久地掌握全局独霸天下，一个多元的社会决定了阶层的变更,制约与被制约相互传递和盾环使得某一方不断发展到趣出最高水平区进步是不可能的。
2020.5.1
（巫宜蔓）
《货殖列传》简感 文/彭皓耘我认为，《货殖列传》里记录了豪绅贵族的赚钱故事和经济理念——没错它甚至连理论都算不上——其实并没有多大价值，因为比起现代社会风起云涌的资本较量和全球化的经济角逐，《货殖》里的商业流动还基本处于“小国寡民”的状态，加上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商品的固定性等因素，可能比起小县城里两家小公司的掰手腕的精彩程度还差点意思。 因此我觉得期望在《货殖》里找到适用于现代社会环境的经济方案的想法纯属荒谬，简直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货殖》的真正价值应该在于它的史学价值：它记录了中国较早时间段的大型“跨国”“跨区域”商业运作，且我们可以借此略窥的中国的商业经济思想起源，找到在当今世界我们与西方经济在大多数行为模式相似甚至相同的情况下只属于中国的一份“独特”，确定自身位置，明确发展方向。毕竟只有找到了自己的来路，才可以认定自己的前途。借由《货殖》部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经济思维与西方经济思维的“地基”不同，西方自由经济在实际上更多地来源于近代市场经济操作规范，“信用”“标准”“质量”“服务”等概念实际上是在市场竞争的外部作用条件下被动规范的“产物”，但其精神内核和着力重心还是在于“逐利”。而中国商业在这方面的概念则更多是内部思想侵染下“相由心生”的外部映射，“逐利”只是动力之一，其动力还有更多价值层面的东西：儒家强调的“待人以仁”的内涵在商业领域发展并表现为“待人以诚”的行为规范。在“重农抑商”思想还相对较浅的时代，“商”也承载了“道”并可以得到较好的社会宣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赚昧心钱，不做亏心事”，“良贾不为折阅不市”，行端身正，达济天下，实则内蕴的就是儒者的内核。我们与西方经济结构体系的“基础工程”差异巨大，所以在构建经济架构时就找准自己的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货殖列传》是中国人对于经济思想基础的“寻根”，它不仅在此时这个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逐渐浮现的刀尖时刻引导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奉行全球化和多边合作中提供具有当代现实意义的时代价值，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更是意味着深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认同价值，给予了中国以全球人类命运为己任的胸襟和格局。
老子虽言:“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但从古至今，人们还是想要极声色之好，穷当豢之味。这是欲望.也是本能，一切合手本能的东西都是合理的。我们只能顺应欲望，而非与这股强大的力量逆行。而经济正是贴合人类本能，满足欲望的手段。
因此，司马迁没有像其它官员贵族善受富贵又羞于谈论金钱。而是理性分析商业背后的规律以及这其中蕴含的人生哲学。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每个人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却实现了市场经济这一伟大的合作。从早期的以物易物，到后来欧洲用胡椒做钱币，内陆用贝壳做钱币。而如今，七十亿人用一堆五颜六色的纸进行交易。这样状似荒诞而有覆盖面极广的体系，也不过是人们对更方便的满足自己交换物品的需求形成的。个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却间接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从而更好的满足了个人需求。
商人在古代一直地位不高，即使在当代，许多商业巨头成为偶像明星的时代，人们对其仍有刻板印象－利益至上，道德观淡薄等。可司马迁否定了这一刻板印象，甚至觉得人富而仁义附。电影《寄生虫》中，富有家庭的夫妇虽然嫌弃穷人身上的味道，可与底层为了生计的尔虞我诈比起来，他们甚至有些天真。司马迁没有被君子安贫乐道的仁义道德绑架，而是直指人性。
（左静雯）
《货值列传》是上学期看的，这次又看了一遍，每次都有新的感悟——许多古人例如司马迁的思想和观念实在超前，所以这次写一些对货殖列传的评价和感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句就直接点出世为利益的主题，司马迁直接看出了社会经济系统运作的本质，那就是利益，利益的牵扯作用。这里不得不佩服司马迁的观察和概括的能力，还有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表述市场规律的观念，因为这些类似的观点包括文中的许多话都是与当时社会思想背道而驰的。当时古人大多以神学思想来理解这个世界，或者说对自然万物变化无限迷信的态度，对人力的作用并不重视，也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能抛开固有观念而去理解社会本质是极难的，所以能提出这些相对当时较为先进的看法实在前无古人，极其罕见。善者因之那一句更点明了市场运作的最佳模式，也就是现在众所众知的“看不见的大手”，这些看法不仅概括了市场经济知识，更说明例如人性，或是教育的本质。 文中也提出了许多处理“商”的问题的办法。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在钱财匮乏的时候，就应当用体力去创造财富。等稍微富裕一点之后，就需要用智慧来赚取钱财。等钱财多了一些，就需要去找生钱的时机，这才是赚取钱财的方法。司马迁认为赚取钱财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拥有的越多，能发挥的作用越大，自身的潜力越大，这也是一个在当时可以提倡的看法。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如果不经商粮食、物品和财富就会断绝。如果管理山泽的人不开发资源，这样财富便会减少。以末致财，用本守之。靠种田致富为本，靠经商致富为末。通过经商来致富，然后购买农田和房舍，为自己的钱财保值。经商虽然有风险，但是挣钱很快；种田虽然没什么风险，但是挣钱很慢。因此，要想快速致富，就要选择经商。但是商品的价格有涨有跌，通过经商这种办法不能为保住物质的价值，而土地的价值相对稳定，并且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因此他认为种地十分重要。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鄢焉。司马迁没有将经济和人性分开，而是将两者统一地看待。兽皆为食争，人皆为利往，他认为人性与利益密不可分，哪里有钱就往哪去，这是一种很普遍的规律，也是必要发生的情况，司马迁在阐述这类事实的同时也在告诫人们不要为利益所驱使，仁义之道是古人的高尚的道德标准，如此的底线准则却被那些所谓仁人因钱财而无视，甚至破坏，这和治理国家一样，司马迁想实现朝廷的仁政，正直的诚心却抵不过钱财的力量，这种局面既是人们追寻利益的客观规律的体现，更是太多人将利益放在最前，没有高尚的道德追求。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看待事物也很清醒，人与利益，类比动物与食物，在寻找本质的同时不被自己的固有想法而影响，这是当时的人做不到的。许多原句都是可以细品的，里面所表现出的超前的思想让人佩服，经济的规律我懂的不多，但是它与人一样，是复杂的，可以研究和思考，它也与着这个世界一样，蕴藏着太多需要我们品味的道理。
（杨子豪）
社会之事皆是人为，则万事虽没有必然的联系，却仍能融会贯通而专与一事。
战争与商业交易也是如此。两者都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只是前者只有一个赢家或者没有赢家，而后者是寻求共赢。同时，商业中策略，决策以及追求利益与军事中计划，下命以及追求胜利颇有相像之处。
白圭推崇的治产之道便是与用兵，谋策，行法相似。其求:足智而权变，足勇以决断，能仁以取予，能强有所守。这和《孙子兵法》中智，信，仁，勇，严”能两相比较。两者有对应的地方。在智”中，人们都要学会通过思考寻求最合理的做法。不是单调进货出货挣差价，也不是看见敌人就直接攻击，而要因地制宜的进货置业，或利用反间的计谋击垮敌人内部。得智”之后，就需勇”，判断出有利的机会就要毫不犹豫地投入资金以免错失机会，找到敌人弱点就要坚定进军。仁”者，则是价值判断，有所取舍有所商业正义”，或能以仁爱之心对待将士以求团结。而强”与严”相似，在于都坚持一些不变的事物，或商业理念，方向，或军队纪律。
然而，《孙子兵法》中的信”白圭似乎没有特别强调，强”或许将其包裹其中，但我认为信”乃商业之本。狭义上讲，我们每人都懂信任是合作和双赢基础，有信也是获得士兵归附的前提。可是从广义上讲，自然界中本没有商业，也没有货币这一说法，一切都是人类自己想象而来。例如公司，假如马云没有退职，我们能说马云是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实体？上诉时也不是上诉马云而是公司，许多员工能一起工作都是靠想象出来的公司这一概念。这就好像古人相信某个神灵的存在。所以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需要这种共同信仰”，共同相信贝壳能够做货币流通，共同相信公司的存在才能有商业更有效地蓬勃发展和人们大规模的合作而产生极大的利益。
战争也有这样的内容。十字军东征，是人们有共同的信仰，相信同一种神。保家卫国，前提是想象出非实体的国家的存在。这些也不仅仅是将军赏罚分明，言而有信那么简单的了。总而言之，商与战都是人事，都要围绕人来进行，会有相似之处。人类虽然不能说是优于万物，但能说异于万物，能通过想象”来获取力量。
（胥迪）
随着社会的进步，温饱不再成为问题，小康也就快要实现，贫富差距却依旧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将仍有可能更为严重。
小部分的人占有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影片《寄生虫》里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一家“从地下室搬了上来，也永远看不到光……身上的血液都带着地下的味道。”而看似蠢乎乎的朴社长却依旧一天比一天富有。贫富差距带来的，不仅仅是上述故事中提到的对于人性、对于自尊的侵略，还有资源分配方面的严重倾斜。昨日《新闻周刊》里的朱尚生的故事里，我关注的点是他年收入一万二千元就达到脱贫标准。或许是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的的确确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可是仅仅一万二千元，我们的扶贫工作只能扶到这儿。教育资源的倾斜是更为致命的方面，前几年“寒门再难出贵子？”成为全民讨论的话题，现在的教育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相应的设施、需要相应的人才，寒门里的人得不得这些物质条件，又如何深入精神钻研？无法通过学习进入社会，他们又如何突破阶级天花板、为贫穷的家庭、贫穷的家乡做些什么？
可是，社会又需要富人。
中学课本上提到的“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富人对于社会进步的带动作用是巨大的。也是昨天《新闻周刊》的故事，丹寨的脱贫方式是发展旅游业，本质上就是依靠富人的消费带动穷人脱贫。而它的成功不是特例，如今的中国有着许许多多依此法脱贫的地区，没有土地务农，没有资本经商，这些地区的人只能依靠旅游，借力于富人。司马迁饱受争议的言论——“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也不是空穴来风。甚至在有的方面，富人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正如比尔·盖茨建立比尔及梅兰达·盖茨基金会的初衷：“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需要这些药，可他们大多是穷人……厂家利润少，更不会拿出钱来研制新药。这个时候，只有靠政府和慈善组织来发挥作用了。”
再者，成为富人是一个人的本事，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正当获得的财富是应该被他人尊重的。仇富是一种自私狭隘的表现。
客观存在的贫富差距本质上无法根除，主观存在的待富态度却可以改变。与其羡慕，不如“撸起袖子加油干”。“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
（李星颐）
对于货值列传中的许多观点，我认为比较绝对，而且其中的很多经济理论也仅仅是泛泛而谈，并不细节。但是对于几千年前的人来说确实了得，当时的社会的背景下能有这样的想法确实过于异类，而其想法却又有道理。确实不应苛求古人。
当今社会工农商三者，我认为并不分高下，三者可以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农业管饱，手工业穿暖，而商业就是在人们衣食前提下让人们有钱。没有工农业，就没有商业的发展，没有商业，那社会只能存在于个人的农耕时代，不能进步。
况且如今的很多商品成为了文化象征，例如青花瓷，羌绣，唐彩等等，种种文化特产无一又不是手工业者的传承。再者，大国工匠，工匠的匠心匠魂造就的是新时代中国的坚实基础。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也是令人不敢想象的，巴菲特的大儿子不愿继承家里的大笔财产而选择在美国的农场种田，为的便是那可观的利益。天下皆为利来利往，不论古今，确实都是如此。也正是因为利益的来往人类才能从个体逐渐聚集成一个联系紧密无法分割的整体，从最初的部族部落，再到后来的国家，到了现在，发展成为了地球村。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现在的产物。可利益关系依旧存在，但是不仅仅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发展成为人类能够生存的种种利益。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经济会，还是一带一路，又或是可持续发展，保护野生动物，都是为了人类生存的利益最大化。比尔盖茨的基金会每年会捐款五十亿美元，用作医疗，旨在对抗各种疾病，从肺结核到现在的新冠肺炎，他一直如此。离开了一手创办的微软，做更多有意义的想做的事。中国的马云也是辞去了阿里巴巴的ceo，到全国各地置身公益慈善，为西部大山的守山人颁奖，也都是在追求着人类的共同利益。
反观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了全球移民协定，还有伊核，北美自由贸易，以及wto。当全球都在为人类利益努力的时候，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抛弃了这些。人类共同利益应该被所有人追，而不是为了自己私人利益所摒弃。
货值列传中的经济理论并不复杂，比如能力至上，有舍有得，可持续发展等等，也可以为现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建议。
（蒋安阳）
读了司马迁《货殖列传》，我感受颇多。其中有些定律或者道理过了很多年都依然合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剩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这段话大意是说，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冲着利来来往往的，无利不往，那些个王侯将相尚且担心财富不够，更何况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呢。
太史公这话不是讲寻求财富是件羞耻之事，而是鼓励大家以正确的方式方法谋取利益，君子虽然爱财，但也是取之有道的。人们解决自己正常的合理的物质需求是理由当然的，应该脱离贫困走向富裕。扶贫先扶智，安徽临泉是中国出名的毒县，当地人种植了大量的罂粟，产出的的毒品祸害了无数人，幸亏当地政府积极处理，让当地人开始种其他经济作物，逐渐地让该地脱贫。试想若不是当地人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谁会去干这些断子绝孙的事情呢？因此我们在谋取财富的应该遵守法律法规，用正确的方法致富。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是说：“（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我的理解就是就是顺其自然，按其发展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的发展要求，按照法制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盘剥和压榨人民。用现在的提法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行政和以德执政。“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如今沙特，美国，俄罗斯，欧佩克几家的关系导致石油价格暴跌，俄罗斯，欧佩克不减产让沙特难堪，沙特指望美国干预，可美国坐视不管，结果沙特一急也开始加大产量。石油暴跌导致现在石油还没有水值钱，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趁机多买一点石油储备起来，到了石油加个价格涨起来了可以减少开支？
在那个时代，司马迁对于发展经济社会所做的深入思考和有益研究，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和赞叹：他不仅是一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很有见地的经济学家。
（陈宇坤）
“货殖”古代指经营商业和工矿业，我认为司马迁所说的货殖更广，包括发展经济各项产业的全部。司马迁发展货殖的观点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如出一辙。没有了物质基础，即便是天花乱坠的思想也是空中楼阁。
如何发展经济社会？文中首先指出掌权者要管理好国家，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数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次用事理正反两方面深刻证明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经济的问题。用姜太公吕望管仲的事例，说明了发展经济可以富国强民。再次，文章提出了要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如何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好处。指出要按价值规律办事，用价格用市场来调控资源配置。在那个时代，这种思考令人惊奇。
物质富有可以促进精神富有，但是绝不能代替精神富有。我们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两头均匀发展。
同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应当适当加入政府的调控。国家调控可以防止经济危机发生，但是国家调控过度就会打击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市场萧条活力匮乏。久而久之，国家的生产力下降。所以国家调控的力度是很重要的。把握好市场调控和国家调控的关系和比例，将会大大助益于生产发展，为国家强盛打下坚实的基础。 （赵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