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父亲在五十年前写给大哥的信。去年，大哥收拾旧物时被意外发现，当年父亲刚好五十岁。
我们老家在湖北省武昌县金口镇，是个小镇子，但不是农村。住在这里的居民大都做生意（经商），做手工业等，一般不种什么地，因无土地可种。
据你奶奶说，我祖父和父亲在世时家里经济情况不坏，开个布店，在当地是一家中等商店。但他俩走得早，父亲29岁时即病逝。这时候我只有几岁，还不记事，父亲长得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父亲、祖父死后家里经济情况立即发生根本变化，铺子关门了。剩下你奶奶、我二哥和我三个人，开始还能靠典卖东西弄点钱维持生活，后来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只好求亲友帮忙度日。
二哥没念几年书，十五、六岁时到汉口一家布店学徒。我也只念了四、五年书，其中三年私塾，两年初小，高小没毕业就失学了。为啥不念书？因为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供给上学。
我从1935年至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前的三年两个月时间内，先后奔波于七个地方谋生糊口，受了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受尽了失业痛苦，先后失业六次。
1935年5月，我求人介绍到武昌县长途电话局金口管理处当电话学徒工。工作很多，如日夜要看守电话，叫人接电话。金口镇只此一部电话机，所有从武汉打到金口的电话，包括商店的电话都由我一人跑遍所有街道、胡同去请人接电话，还要修电话线等等。
但是这里给我的工资规定每月三元（按天数计算，一天一角钱），不管吃饭。在这个地方我是没有地位的最低等人，例如职员病假事假照常给工资，我如果生病或有事不上班扣工资。
一天一角钱，连我一人吃饭都不够，可是我的工作是很劳累的，因为没办法，只得干下去。有时还要受气挨打。
有一次修电路爬线杆，因我人小只有十五岁，上杆很困难，被一个家伙打了一个耳光，骂我「饭桶！」我说：「我不会，你该教教」，他说：「不会干，滚蛋！」
我实在受不了了，痛哭一场。因为在这里干活连吃口饭钱也解决不了。
这是第一次失业。
我在1936年3月间求人送礼找到一个工作，是到汉口一家卖无线电收音机商店当学徒。这里情况稍稍好一点儿，老板管我饭，就是说一天三顿饭不发愁了。干的活就更多更累了。
老板、店员等人全睡了我才敢睡，早上我头一个起床，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什么扫地，擦洗地板、家具、窗户，帮师傅干零星活，还要给老板倒小便壶，什么都要干，一天到晚总闲不住。虽然那样劳累，由于能吃上饭了，我还是愿意干。
但是，因一职员（老板亲戚）和老板孩子的奶母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偶然被我遇见了，这家伙嫌我碍眼，在老板面前说我坏话，我立即被辞退。
在这里干了两个月左右我满腹冤屈，含着眼泪离开店门，这是我第二次失业。
怎么办？吃饭问题怎么解决？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金口电话管理处，这里的工作与待遇（干一天活一角钱）一切和以前一样。
由于工钱够不上吃饭钱，我只得卖掉暂时不穿的衣服，包括棉衣、或由你奶奶干些活弄点钱、或求亲戚借点钱糊口。
实在干下去了，我于1937年初报名镇江伪电雷学校当学兵，这时候他们刚巧在金口招学兵。他们说学校是训练水兵的，说得如何如何好。我们这些半大小孩儿到了学校后，发现他们是骗局。
我受不了他们军阀主义（如打骂，侮辱人格等）的管理制度，在这里呆了一个月，趁还没有发换军装就和几个同乡逃离此地。这虽不是抓丁，因是在国民党罪恶统治下，压迫得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发生的，实质上无异于抓兵。
我们几个人从镇江逃出，身无分文，从镇江到汉口沿途是过着流浪生活。卖点身上穿的衣服吃点饭，并不能吃饱。好不容易步行到南京，天下大雨，浑身淋透，我还发烧生了病。
怎么上轮船回汉口？没钱买船票，只得坐“黄鱼”船——就是没钱买船票的人把衣服做抵押，被专人带到最底层放铁锚的舱里藏着，里面无灯光，暗无天日。待轮船到目的地，交现钱赎取抵押的衣物，就这样流浪到汉口，我的家乡。
经过这次的受苦受罪，我才深深认识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罪恶与黑暗。可是这时候我并不懂得阶级和革命。
以后又花钱送礼托人介绍到汉口一家土膏商店（即鸦片烟）当学徒，这里管吃饭，一月一元钱零花钱，仍是什么事情都干。从商店的杂事到老板的家事都要由我干，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吃的是人家吃剩下的饭菜，睡的是厨房过道，夏天蚊子成群，没有蚊帐，咬的我整夜不能睡觉。
第二天照常早早起床做那些永远做不完的活计，实在困得不行，有时候打打盹，被老板看见，还得挨骂。
总之，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记得有一次伪公安局因商店老板拖延不交商业税款，来人传训（类似拘留）老板，目的是要老板快交税款。但老板狡猾，他自己不去，叫我去公安局，我本心不愿意但又不敢不去。
我去伪公安局，伪警官问话后（内容是欠了多少税，限期交清等等），把我关在拘留室拘留了三小时才放我回商店。
这件事给我印象最深刻，这说明狡猾的资本家靠剥削人发财致富，自己犯法也得找个替死鬼，当时我才十七岁。
一天，同店的一个学徒和我发生口角，这小子竟动手打人，我忍无可忍就还手打了他。老板得知后，不问青红皂白，先狠狠地训斥我一顿，我说是他先打我，你应该先责备他，你们处事不公平！老板更火了，大声说：「不公平怎么样？你爱干就干，不干滚蛋！」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气，马上卷铺盖不干了。
以后得知这小子是商店股东的亲戚，老板看他根子硬，明知他不对，还得庇护他。在旧社会哪里有什么公正？干了将近半年，记得我也是哭着离开这家商店的。
这是我第三次失业。
还得补充点，我在学徒时，因为没有工钱，只管吃饭，穿衣问题没法解决，怎么办？办法是靠典当。
冬天快到时，把夏、秋天衣服拿到当铺去典当弄点钱（把衣服做抵押，当铺给不多的钱，利息很高，如过期限不赎回，当铺就把你的东西卖掉了），如不够，再凑点钱解决冬衣。到了夏天，又把冬衣送到当铺典当，换些钱赎回夏、秋衣，就是这样子来回周转。
当时我除了受资本家的剥削外，还得受封建主义高利贷残酷剥削压迫。失业在家生活没办法，又求原来金口电话管理处的同事介绍到伪国营金水流域农场电话室当话务生（即电话员），1937年初冬去的，每月工资九块伪币。
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工资，但是，因为伪农场执行国民党政府买「救国公债」的规定，不管你愿不愿意买，每月发工资时一律照扣。我每月要扣除一元五角，实际拿到手的仅有七元五角（据说他们赚工资多的人并不买公债）。其次，当时已进行抗日战争，物价上涨，伪币贬值，所以我的工资还是只能吃饭，做衣服还是困难的。
在这里干了半年，于1938年春，发生农民暴动，把农场办公室烧了，伪场长烧死了。可是，我也倒了霉，我的所有衣、被全部烧掉了。
在处理善后时，伪国营农场说是要补偿每人烧毁的损失，可是实际上只补偿了一些高级职员的损失，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补偿。
我在这里地位是最低的，除了长字（厂长、股长）职员外，还有所谓雇员，我是雇员一级之下的，就是勤杂工役一类。因此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压迫、剥削。
除上述强迫克扣工资（美其名曰「救国公债」）和应补偿烧毁衣物损失而不补偿等等外，连吃饭也要受到剥削。例如我们这些人包食堂伙食，每月缴纳六元钱，可是吃的是长字号职员等人吃剩下的菜。
这是我受到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强加于我的剥削、压迫！暴动以后，伪农场以裁员为名，解雇了一部分人，我也被解雇了。
我两手空空离开这里，这是第四次失业。
当时是战时，市场萧条，工作很难找到，生活更加困难，心里非常着急。我又跑到汉口，求人找事做。
恰好这时候有家土膏商店的制作烟膏、烟泡的一个工人暂时请假离开，我乘机会补这个缺，当工人师傅的下手，也就是学徒。干了三个月，请假的那个人回来了，于是我只能离开商店，我第五次失业。
这时我听朋友说几个同乡在汉口有个小作坊，能够维持生活，我问他能不能把我安排进去，解决我的生活问题。
他说需要拿出50元就可以进去，我没有钱，但当时实在找不到一个谋生之处，没有办法，只得由你奶奶求亲戚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齐了。
这是个小小的制作油墨的作坊，不雇人，自己做，自己卖。因敌机经常轰炸，油墨没人要，后来他们说钱都赔光了，我只待了三个月，就这样散伙了。
以后听说这几个人捣鬼私分了东西，结果倒霉的是我。不到三个月，我借债弄到的这笔钱被他们自肥了。这是我在旧社会又一次地被愚弄、被欺辱、被剥削了。
实在没有一点办法了，已经达到山穷水尽，油干灯熄的地步。
这是第六次失业。
这时，已经1938年8、9月，我和几个同乡、同学商量怎么办？当时，武汉形势很吃紧，眼看日本侵略军要打到武汉，我们几个人虽不懂得阶级、革命，没有阶级觉悟，但不愿当亡国奴的民族意识还是有的。
其次，我们几人当时都失业在家，生活没办法。大家都有离开家乡到外面去闯一闯的想法，有参加抗日活动的要求。
此时，正好遇到一个和共产党组织（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有关系的老乡金某，由他介绍到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报名考取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于1938年10月初到延安抗大，编入抗大二大队（工人大队）二队学习。
从此，我才脱离了苦海，脱离了由三座大山统治的旧社会，走上了光明、幸福的革命大道，并参加了由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
最后补充一点，我在金口镇失学、失业期间，经常干些零星活，如有人办婚丧喜事，帮人抬送嫁妆（即新娘陪嫁的衣物用具等）；帮富有人家死人出殡时举牌匾执事小旗，或帮人抄写东西，人家给点钱，解决吃饭。
你奶奶在家里常常纺细麻线、砍莲子（都是给人加工），或帮人缝洗衣物等，弄点钱补助家里生活费。
上面这些，就是我在参加革命以前在旧社会受苦、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这仅着重说的经济上受剥削的情况，至于在政治上受到的种种屈辱压迫，我还没有讲到。
我受到的阶级苦虽然没有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贫下中农那样深重，但是可以看出我从十五岁走向社会生活的三年多一点时间里，确实是过着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衣食无着，甚至饥寒交迫的生活，饱受了失学、失业，以致流浪的生活痛苦（仅仅是没有沿街乞求要饭）！
同时在政治上、精神上也受尽了被人鄙视和欺凌的痛苦！（民族苦也受过，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加重了我生活的苦难），其中包括失业更难于找到工作。
特别是1938年一次大轰炸汉口时，我差点被炸死，后来日机轰炸延安旧城时，我又一次遭受危险。
我这次回汉口见到金口伯伯，也就是我的二哥。伯伯的大儿子誌培工作单位（连党支部）来信，也要伯伯写过去受阶级苦的材料，帮助部队开展阶级教育，估计也是搞「两忆三查」的需要。
你伯伯在旧社会吃的苦头比我更多些。誌培已经入党了，他调到上海市川沙县张江公社新建大队支农了，你应和他通通信，经常取得联系，以便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就写到这里吧，有什么不清楚的来信告知。还有，我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个人成份是工人。
你上次要的照片底版还没有找到，因搬家弄乱了，如找到即寄去，如找不到你就重照吧。
你妈妈托人到上海买手提包去了，简建在北京也买到一个（和你买的那个一样），你先暂时别买，以后给你寄去。还需要什么，请来信。
此祝
努力进步！
简朴写于1970年2月19日深夜11点40分
后记：
父亲给大哥写这封信时，大哥十九岁，正在无锡当兵。而父亲在河南罗山五七干校。这封长达五千余字的家书中没有什么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而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品——更像一份交待材料、思想汇报。
那年他50岁，命运再一次使他孤苦无依，在「牛棚」昏暗的灯光下，不得不涂涂改改，奋笔疾书，无异于扒开伤口撒把盐。
我从父亲的来信中节选了主要内容，整理记录在此。
父亲生于1920年，信里主要讲述了他15岁到18岁，也就是1935年到1938年之间颠沛流离的生活片段。1938年秋，他和几个同乡小伙伴投奔了延安。
父亲没读过几天书，文字写得平常琐碎，没有什么文采。但于我而言，如获至宝，逐字逐句看过来，有如父亲就在近旁，平静地讲述一段老故事。恍惚间仿佛听到了他老人家羸弱的声音，我心如刀割泪如雨下，回不到从前！
在录入修改父亲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沉重，态度虔诚。
我如今也是老年人了，想象着那个15、6岁的单薄英俊的少年，衣衫褴褛，风餐露宿，还要遭受欺辱霸凌，而那个少年正是最最疼爱我的父亲，怎不让我老泪纵横！
信中那段「坐黄鱼船」的经历，有一些印象。儿时，父亲总是说「kang黄鱼」（Kang读三声）
，我也时不时模仿着他的乡音，缠着他「爸爸，爸爸，给我讲kang黄鱼的故事！」爸爸笑着不厌其烦。如今看了父亲的文字才彻底明白咋回事。
笑中有泪。
父亲是一个挺讲究的人，他中等身材人很瘦，在仪容仪表、穿戴方面从不马虎。打时间差，与典当行以物抵押贷款维持体面的方式，实在是无奈之举。
这几天妈来我这边小住，顺便过来给我治治懒病。老人早睡早起，女儿晚睡晚起，她俩时间差可达五、六个小时，我属于「中间商赚差价」，兼顾两头，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刚好可以跟妈聊父亲这封写在1970年的家信。妈说，这封信她也没看过，信里的内容她也是头一次听说。当时父母虽都在河南罗山五七干校，但不在一个「连队」。
我：「那你们那时候谈恋爱都聊啥呀？」
「不会谈」。
给我噎的。
我特意保留来信中最后生活琐事的片段，感觉有时代痕迹。信中提到的那种手提包，介于书包和箱子之间的体量，很实用。现在差不多可以算古董了。
父亲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我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个人成分是工人。」这句话太扎心了！父亲他非常非常担心在那个特殊时期，因为他的出身、成分给子女带来厄运。
亲爱的爸爸，无论您什么出身，什么成分，您都是我最亲最爱的爸爸，天下最好的男人。
另外，父亲写给大哥的这封长信的原因，是为了配合大哥所在部队的政治运动。
六九年冬天，全军开展「两忆三查」运动，即：“两忆”是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
爸爸，我非常爱您，您在天上听得到吗！
这是我父亲
日记里的文字
这是他的青春留下
留下来的散文诗
几十年后
我看着泪流不止
可我的父亲已经
老得像一个影子
………
在我眼里，这些普通的文字就像父亲留下的散文诗！
我和父亲的合影少之又少，谁能看出父亲当年的岁数？提示一下，背景是建设中的首都体育馆。
【2021/05/21，再次整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