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闲谈|先秦五九•晋楚争郑

晋国发生了弑君之乱，楚国的内部也不太平。周定王二年（楚庄王九年，鲁宣公四年，前605年），也就是晋赵穿弑君之后两年、楚庄王洛邑问鼎的次年，楚国的令尹斗越椒在轑（lǎo）阳（今河南南阳西北）杀死了跟自己不和的司马蒍（wěi）贾，然后一不做二不休，陈兵烝（zhēng）野（今河南南阳新野县）准备攻击楚庄王，挑起了楚国的又一次内乱。

这是从楚穆王自立以后的短短二十年间，楚国发生的第三次内乱。说起来，这三次内乱的发起人——周顷王二年（楚穆王九年，鲁文公十年，前617年）密谋杀害楚穆王的卸任司马子西，周顷王六年（楚庄王元年，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跟公子燮（xiè）一起挟持楚庄王的斗克，以及发起这次叛乱的令尹斗越椒——无一例外都是楚国若敖氏中的斗氏一族。

这不是偶然的。若敖氏是楚国先君若敖的后代，分为斗氏和成氏两支，长期以来一直把持着楚国令尹和司马的职位。这使得若敖氏在楚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楚国政治中绝对的实力派，对楚国王权的危害极大。

正是因为若敖氏在楚国的势力很大，所以楚庄王一开始并不想跟斗越椒兵戎相见。他提出了讲和的请求，怕斗越椒不相信自己的诚意，还主动提出来要“以三王之子为质焉”，也就是以楚文王、楚成王和楚穆王的子孙作为人质。这几乎等于把楚国王室的亲支近派都押给了斗越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斗越椒没同意楚庄王谈判的请求。无奈之下，楚庄王只好率军跟斗越椒大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结果斗越椒战败被杀，若敖氏的大部分势力也被消灭，从此退出了楚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到了这个时候，楚庄王没了对若敖氏的顾虑，赵盾也没了晋灵公的掣肘，都加紧了对中原的争夺。这一来，夹在晋楚之间的那些诸侯国，尤其是郑国，不是今年被晋国打，就是明年被楚国打，甚至一年内遭到晋楚两国的交相攻击，可算是倒了大霉了。

郑国之所以会成为晋楚争夺的主要目标，完全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重要。郑国“西有虎牢之险”，扼守着豫西通道的东段出口，可以封锁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的交通往来；“北有延津之固，南据汝颖之地”，濒临晋国和楚国出入中原的门户黄河南津和方城隘口，是这两个大国通商贸易、发兵交战的必经之地。无论哪一方控制了郑国，都会直接威胁对手的边境，给其造成军事压力，并给其军队的调遣运动带来困难，所以清人顾栋高才说：“南北有事，郑先被兵，地势然也。”

不过有意思的是，别看晋楚两国对郑国你来我往打得热闹，但在周定王八年（楚庄王十五年，晋景公元年，鲁宣公十年，前599年）晋国“逐楚师于颖北”之前，它们之间却从来没发生过正面的直接交锋。这实在是匪夷所思，难免令人怀疑在赵盾和楚庄王之间存在某种默契。

当然，说他们之间存在默契只是一个笑谈，相对更靠谱一些的猜测是，此时晋国尚有北狄之患，楚国也有群舒之叛，也许是外患未平的处境束缚了赵盾和楚庄王的手脚，使他们不能放手一搏。不过巧合的是，同在周定王六年（楚庄王十三年，晋成公六年，鲁宣公八年，前601年），晋国跟白狄媾（gòu）和，随即又跟白狄联合起来狠狠教训了秦国一顿，算是初步解决了外患问题；楚国则伐灭舒蓼（liǎo），把东部边界扩展到了今天安徽合肥附近的滑水，“盟吴越而还”，也暂时解决了外患问题，所以看上去赵盾和楚庄王还是有机会真正较量一番的。

但事实上这种较量并没有发生，因为赵盾这个“夏天的太阳”恰恰在此时早早地就落了山。我们不知道赵盾死去的确切年份，《春秋·宣公六年》“晋赵盾、卫孙免侵陈”的记载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史书中，而《左传·宣公八年》“晋胥克有蛊疾，郤（xì）缺为政”的记载则说明，当晋楚两国都初步解决了外患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死得太不是时候，让我们永远失去了看到他跟楚庄王到底谁能更胜一筹的机会。

赵盾死后，晋楚之间终于发生了直接交锋。周定王七年（楚庄王十四年，晋成公七年，鲁宣公九年，前600年）冬，楚庄王伐郑，“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棼（fén，地望不详）”。第二年冬天，楚庄王再次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于颖北”。楚庄王不甘心失败，周定王九年（楚庄王十六年，晋景公二年，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年）春，第三次伐郑。这一次晋国没能及时救郑，郑国“乃从楚”，于当年夏天跟楚国和陈国盟于辰陵（今河南周口西华县西北）。

不过，由于郑国的国策是“与其来者”，也就是谁的军队来了就服从谁，不死守跟任何一方的盟约，所以郑国虽然跟楚国结了盟，但却并未断绝跟晋国的关系。这令楚庄王很不满。周定王十年（楚庄王十七年，晋景公三年，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春，他又一次率兵伐郑，包围了郑国的都城，“三月克之”。战败了的郑襄公只好赤裸上身，牵着羊到楚军中投降。楚国的一些人主张乘机把郑国灭掉，但楚庄王认为郑襄公“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所以现在还不是灭掉郑国的时机，便退兵三十里接受了郑国的投降。

楚国围郑三个月，晋国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想来，晋国要是能及时出兵救郑，也许战争的结局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晋国却并未及时反应，而是一直拖到六月份才派出援军。晋国应该不会不知道兵贵神速的道理，它之所以这么拖拉一定是另有隐情，可惜史书中没给我们提供答案，我们只能猜测。

《左传·宣公十二年》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晋军将领的名单：中军将荀林父，中军佐先縠（hú），中军大夫赵括、赵婴齐；上军将士会，上军佐郤克，上军大夫巩朔、韩穿；下军将赵朔，下军佐栾书，下军大夫荀首、赵同；司马韩厥。

这是一份出奇详细的名单。在这份长达13人的名单中，共有中行氏1人（荀林父）、智氏1人（荀首）、先氏1人（先縠）、范氏2人（士会、巩朔）、郤氏1人（郤克）、栾氏1人（栾书）、赵氏4人（赵括、赵婴齐、赵朔、赵同）、韩氏2人（韩穿、韩厥）。我们不难从中看出，除了赵氏独大是赵盾专权的政治遗产之外，其他各公卿世族的势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

我们不知道《左传》提供这份详细名单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只能猜测它也许暗示了晋国是把宝贵的时间都用在了权力争夺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晋军的将帅不和就是这种权力争夺的继续。它一方面说明这份名单所显示的均衡并不稳定，另一方面也说明赵盾死后，已经没有人能控制住晋国内部对权力的争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