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日，抗议印度新国民法的活动人士在加尔各答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新德里发生宗派骚乱。Indranil Aditya/NurPhoto通过盖蒂拍摄
在一个充满愤怒和恐惧的时代，我们可能会梦想一种纯粹理性的政治，但这是对我们人性的否定。
当今的生活让我们日益不安。传染病、气候变化、性侵犯、制度性种族主义、零工经济工作的压力、自由民主的危机——这些现象造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脆弱感。这种脆弱感是发自肺腑的，因为情感体验源于我们的生理器官——从内脏、肺到心脏和荷尔蒙系统——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反应。它们也是政治性的，因为我们的感情会影响政治决定和行为，也会受到政治决定和行为的影响。
因此，政治语言充满了情感也就不足为奇了。无论人们把当前时代称为一个充满焦虑、恐惧还是愤怒的时代，内心的状态和感受都出现在政治对话的前沿。这很难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相一致，即人类是“天生理性”的生物——“政治动物”，政治社区或“城邦”使其繁荣发展。城邦，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写的，“为生活而生，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为了提高美好生活，人们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因什么是最佳管理方式而产生的分歧导致政治概念应运而生。那么，在21世纪的“情感政治”中，成为“政治动物”意味着什么? 什么才算是“美好的生活”?
我称之为“本能政治”的答案来自于对人类历史上新颖的科学理解，与其说人类是一个理性的生物，不如说人类主要体验和情感的生物。本能政治是身体生理和政治行为的交集。它结合了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人类情感的产生和体验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它接纳人性的内在基础，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它还揭示了我们的情绪如何塑造我们的需求和决定，以及社会政治力量如何利用生理因素来影响行为。
这并不意味着本能政治是新的观点;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总是来自本能。我们的身体状态以及我们调节身体状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和社会结构是这样的。例如，霍布斯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使他们远离自己最糟糕的冲动，这可以被解读为对人类极端情绪表达方式的回应。然而，尽管情感是人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但民主政治理论关注的是理性和理性作为驯服情绪的手段。因此，目前的条件为理解内心状态的社会政治意义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并表明情感及其生理根源如何与逻辑推理一样对决策至关重要。观察人类生理学与当代政治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今世界会有这样的感觉。
人类是生物有机体，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生物体存活的关键方式是通过体内平衡——通过保持身体过程在维持生命和福祉的“安全范围内”来维持稳定。例如，体内平衡包括调节温度、心率和血压，以及饥饿和饱腹感。但是，如果大脑只是被动地等待这些生理周期进入危险区域，那是低效和危险的。相反，为了实现动态调节，它试图预测身体的未来状态。例如，预期到压力将至，身体会改变血压，新陈代谢和荷尔蒙水平，以满足这些需求。换句话说，大脑努力预测调整身体状态，以响应实际和预期的需求。这种恒定的校准被称为异位平衡，通过生理或行为的改变实现稳定(内稳态)的过程。
为了取得应变成功，有机体必须能够监控其当前状态，并预测即将发生的变化并为其提供预期状态所需的资源。这种自我调节依赖于一种被称为“内感受”的能力，即我们感知内心状态并意识到自己感受的方式。当你考虑到认知发生在一个身体里，首先，它需要活着，其次，它需要健康时，内感受的价值就很明显了。根据心理学家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的说法，大脑主动管控健康的身体的所需: 为机体提供危险警告。持续试图监测外部环境，也积极地监测体内变化，包括内脏器官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导致情感状态的产生。
情绪在此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呢？正如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所指出的，情绪是身体状态的心理表征，让我们能高效施展自我调节能力。情绪是一种推断、预测或“最佳猜测”，是关于这外部世界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影响我们产生这种感觉的。为了帮助我们维持稳态应变，情绪通常比耗时费力、有意识的“理性”反应更快、更有效。例如，一声大喊会引起生理上的反应，我们可能会从心理上解释为恐惧或愤怒的感觉。恐惧或愤怒的经历会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也许是逃跑或攻击，从而恢复安全感。
这种行动的动力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情绪，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会意识到它们。虽然情绪能帮助我们有效地做出反应，但它们也能促进更细微的认知形式。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情绪时，我们可以检验我们感觉的原因，考虑如何应变的各种选择。通过这种方式，情绪帮助我们解释我们自己的生理状态对我们自己的意义，从而以一种保持异位性的方式行事。对生物体未来状态的不确定性，如因受到父母在身心上的虐待，或在社会和经济匮乏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状态，将阻碍调节生理和情感的过程。
社会是有机体环境的关键部分，对其认知功能和健康有重大影响。人类的新生儿不能靠自己来维持体内平衡，必须依靠照顾他们的人来做到这一点。即使我们成长为独立的个体，在我们的一生中，稳态应变控制仍然依赖于社会关系。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大脑的进化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处于安全的“平衡之内”，而且主要是为了在社会环境中对其进行调节。通过意识到我们的感受，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感受传达给他人——通过分享经验，作为一个社会来规范我们自己。
那么，考察20世纪政治的一种方式，就是将其视为一种创造条件的方式，使人们的身心能够保持在“安全范围内”。从《世界人权宣言》到福利国家和司法制度，社会机构和规范来限制着人类的行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人们可以推断社交对他们和他人产生的感觉，从而预测自己的行为。令人震惊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之后，维护人类身体平衡和完整性的挑战持续不断，
西方国家的决策者重新使用了古老的“政体”隐喻，这一观点引人注目，史学家史蒂芬诺斯·杰洛拉诺斯和人类学家托德·迈耶斯（Todd Meyers）对此作了解释。
国家或政体是一种有机实体，其成员本身都有身体需要，这种观点对社会科学和福利国家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贝弗里奇报告》(1942年)为英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奠定了基础，正如杰洛拉诺斯和迈耶斯所写的那样，它描述了“一个国家和个人的新联盟，每个人都关心对方的身体”。西方社会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后，通过福利国家的手段，将维持身体健康作为国家行动的目标。作为社会医学之父之一的德国医生和人类学家鲁道夫·魏尔周(Rudolf Virchow)早在1848年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只不过是更大范围内的医学。”
现代生活面临着这些进步倒退的风险，危及到到人类福祉，而人类福祉本来就分布不均。自2007-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英国的预期寿命停滞不前或下降，部分原因是“绝望症”导致的过早死亡，如自杀性抑郁症，酒，毒和药瘾。与此同时，全球精神疾病在1990年至2007年间增加了31.6%，在2007年至2017年间又增加了13.5%。抑郁症仍然是造成全球精神疾病的三大主要原因之一。2017年，8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压力。60%的人认为当前的政治氛围是压力的一个来源，70%的人认为医疗费用是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社会信任和凝聚力的下降、政治两极化的加剧以及金融稳定和健康方面的不确定性，都是造成长期压力和健康状况不佳程度上升的原因。
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正如法国人类学家迪迪埃·法辛(Didier Fassin)观察到的那样，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危机语言已经成为表达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情况的最常见方式”。他说，这种语言的普遍存在“向我们展示了当代现实和想象中社会”。我们主观感受不确定性和危机的方式，对21世纪的政治动物有着切实的影响。它将我们置于一种“非稳态负荷”的状态——一种不断积累的高压力的状态，这种状态来自于拼命地试图将身体保持在其稳态安全区内。这种长期或反复的挑战，个人经历的压力，最终耗尽身体和大脑。如果大脑的关键功能之一是通过维持健康的身体平衡来为身体服务，那么慢性压力就会燃尽保持身体平衡的能量。如果没有一个健康平衡的身体，我们的选择就会变少，因为我们的机体不能再依赖它日益枯竭的储备。结果，我们失去了灵活调节身体的能力，而这种丧失会导致健康状况不佳、情绪失调和认知能力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加剧并导致非稳态负荷的条件。与其他美国人相比，非裔美国人高血压患病率显著上升，这并不是基因差异造成的; 相反，它反映了这些群体所经历的社会政治紧张局势。
人的身体和国家是相互交织的，这一事实意味着系统地消耗我们的身体预算会产生深远的后果。例如，睡眠不足不仅是个人私事，还会影响政治参与，比如公民投票、签署请愿书和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意愿。与此相关的是，一项涵盖170个国家的1980年至2016年的主要研究表明，民主治理的存在比GDP更能解释心血管疾病、交通伤害、癌症、肝硬化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差异。一些实证研究还表明，传染病的人口水平的流行病学概况可以构建个人层面的对威权主义和威权治理的心理偏好。
21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动物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稳定，更不受约束。对医疗保健和经济稳定的担忧一直是造成压力的最大原因。我们的世界也是一个信息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驱动它的是一个全天候信息过量的生态系统，以及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经常滋生假新闻和信仰两极化。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本能状态会出现在最前面，并表现为强大但失调的情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情感需求和内心表达是如何支配社会政治生活的。
人的身体和国家是相互交织的，这一事实意味着系统地消耗我们的身体能量会产生深远的后果。例如，睡眠不足不仅是个人私事，还会影响政治参与，比如公民投票、签署请愿书和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意愿。与此相关的是，一项涵盖170个国家的1980年至2016年的主要研究表明，民主治理的存在比GDP更能解释心血管疾病、交通伤害、癌症、肝硬化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差异。一些实证研究还表明，传染病的人口水平的流行病学概况可以构建个人层面的对威权主义和威权治理的心理偏好。
21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动物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稳定，更不受约束。对医疗保健和经济稳定的担忧一直是造成压力的最大原因。我们的世界也是一个信息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驱动它的是一个全天候信息过量的生态系统，以及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经常滋生假新闻和信仰两极化。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本能状态会出现在最前面，并表现为强大但失调的情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情感需求和内心表达是如何支配社会政治生活的。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解释内心政治的动态，因为历史、政治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中有三个重要的平行发展。近年来，历史学家对情感的研究给予了新的重视，在这里，情感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结果或副产品，而是作为主动的驱动因素或原因。同样地，在对情绪的长期忽视之后，在政治科学中情绪如何影响政治行为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最后，社会和情感神经科学的进步现在允许我们从“内而外”地研究情绪，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关注与特定感受相关的生理和神经过程。
最近关于情感的工作为生命科学的机械方法(寻求人性的普遍原则)和社会建构主义的社会科学(质疑人类状况的特定文化历史决定因素)的调和铺平了道路。正如费尔德曼-巴雷特（Feldman-Barrett）所写的那样，这些新的情绪理论的核心是“情绪是对世界的构建，而不是对它的反应”。情绪是建立在身体的感觉，过去的经验和学习的情绪概念，以预测和理解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从而确保我们的生存。
但是身体上的感觉是模棱两可的，某些生理上的感觉，如心率加快或出汗，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大脑从它的工具箱中选择解释我们的感觉和行为的原因，从而帮助我们理解身体和世界的变化——但它可能会失败。与威胁相关的生理唤起可能会被错误地归结为性吸引力或厌恶。我们可能会把愤怒状态和饥饿状态搞混，任何一个经历过“饥饿”的人都很熟悉这种状态。在政治上，我们可能会把对变化的世界的恐惧理解为对难民的愤怒和仇恨。最后一个例子说明了个人和群体所能获得的政治和社会叙事如何在构建情感体验中发挥作用。
如果情感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么情感语言能自我表达吗? 它能构建它所描述的愤怒或恐惧的体验吗? 这是一个悬而未决，但也是一个及时的问题。重要的是要理解生理状态，加上政治态度的个体差异，可能会使一些人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经历愤怒，而另一些人可能经历恐惧或焦虑。此外，人们真正体验到的情感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实证研究，或者充其量只是初期研究。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个不成文的假设，即人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至少政治家可以说服人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人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感受，这样的政治生活将如何进行? 如果政治包含这种情感，情感领域，政治会是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人们不太善于识别或标记自己的感受。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一发现在不同文化中得到了验证。无论是作为一种终身特质还是一种状态，人们往往表现出糟糕的情感洞察力，因为他们无法对自己的生理状态做出正确的推断——他们的内心感受意识很差。因此，我们经常错误地识别、标签或混淆我们的情绪。
述情障碍（alexithymia）的心理学概念(意思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感受”)抓住了识别、分离或口头描述我们感受的困难。作为一种特征，述情障碍在一般人口中约占10%，在有抑郁和焦虑症、身心问题和药物滥用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中上升到20%。它与年龄较大、男性、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年限较短有关，并被认为是导致一些社会缺陷的潜在原因，包括同情心和情感感知能力下降。述情障碍反映了一种难以理解来自身体的生理信号，难以将它们转化为不同的、可识别的心理类别，如我们赖以理解和调节情感体验的概念和词汇。从这个角度来看，述情障碍症代表了人类能力的一个连续统一体的极端消极的极点，人类的能力首先是理解，然后是语言表达，最后是控制我们的情绪。
作为一种状态，述情障碍症可能出现在当大脑和身体被非稳态压力消耗殆尽时，一个人要么缺乏体验某些情绪的生理资源，要么缺乏用语言表达这些情绪的能力。与述情障碍相似的非稳态负荷损害了我们将生理状态融入精神生活的能力。在缺乏识别和表达我们生理状态的能力的情况下，人们的失调状态可能更容易受到外部构建的情感意义的影响。我们21世纪的信息生态系统通过不断地对事件进行感性的评论来传播情感标签。这些标签不仅仅是描述人们的反应，它们最终会赋予人们的生理状态以意义，并成为人们情感的容器。
想想愤怒: 我们是真的生气了，还是被告知生气了? 增加的压力和非稳态超载可能会阻碍我们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感受状态以及调节情绪的能力。这种紧张状态会让我们容易受到外界对我们情绪的解读的影响。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外部来源提供的情感标签(比如“你生气/害怕”)可能会给我们未知或不受控制的生理状态提供一些背景。通过这种方式，这个标签有助于“构建”那种情绪的意识体验，并改变我们使用这种情绪来推断或预测世界的方式: 所以我被告知，我感觉到但无法识别的不确定性或负面影响最有可能是愤怒。
反过来，这些情绪的外部构建会产生政治后果。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9年政治集会上的讲话为例:
美国人民已经受够了民主党的谎言、骗局、诽谤、诽谤和骗局。民主党可耻的行为造就了愤怒的多数派，这就是我们，我们是多数派，我们愤怒。
不同的人口，由于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态度，暴露在不同的情感标签下。情绪限定叙述 (如“你应该感觉……”)和情感标签(如“生气”)可以作为人们构建情绪的背景，尤其是当我们的内视觉失调时。
尽管学者和记者经常表示，焦虑有助于支持极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但政治心理学中更为微妙的方法表明，对焦虑的不同解释可能导致不同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又与不同的政治行为有关。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对2015年巴黎讽刺杂志《查理周报》(Charlie Hebdo)办公室遭受恐怖袭击感到愤怒的人，更有可能支持一个威权政党(比如法国国民阵线(French Front National))，而对后者而言，对袭击的主要反应是恐惧。因此，我们用来解释焦虑的生理状态并据此作出推断的情绪，可以对政治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恐惧可能会导致人们寻求一个不那么强势、更值得信任的领导者，而愤怒可能会导致相反的模式。因此，情感标签的社会过程催化了情感的社会构建，可以影响我们对自己生理状态的理解——也可能解释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情感小气候。
公民和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调节，也可以相互调节失调。典型的社会关系让人们在群体中比在个体中更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和生理状态。社会支持促进福祉，降低疾病风险和总体死亡率。我们一起表现出社会异位性，因为平均而言，与他人相处比独处耗费的精力要少。社会群体可以分担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负担，比如分担对威胁或资源的警惕。
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对个人来说也是昂贵的: 社会威胁和冲突增加了压力，加重了身体负担。社会关系也可能受到诸如粮食短缺、贫困、社会排斥、暴力和收入不平等等外部挑战的影响，这些挑战的根源是政治。因此，在整个社会中分布的非稳态负荷——社会非稳态负荷——破坏了群体维持其成员聚集的基线的能力。政体与我们对生理和情绪状态的心理感知能力(或缺乏这种能力)之间的关系，可能使非稳态负荷集中在某些群体中——这意味着一方或另一方有可能失去灵活应对压力和不确定性的能力。
但政治参与也可以通过情绪调节来帮助社会异态化。政治互动可以使公民准确地推断自己的情绪状态，并以社会可容忍和适应的方式对其进行调节。与其用愤怒来解释我们的焦虑，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公共对话，以帮助公民了解他们恐惧的根源，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内心的状态，以及它们在情感中被解读的方式，并不是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事物的被动副产品。相反，我们目前的科学理解表明，情绪对政治决策过程至关重要。因此，认为政治动物可以完全理性是一种幻想。1739-40年，当大卫·休谟(David Hume)提出“理性是，而且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除了为它们服务和服从之外，永远不能扮演任何其他的角色”时，他明白了理性和情感是相互关联和不可或缺的。虽然理性可以帮助解决人类的问题，但它本身并不能提供实现集体福祉的动力。情绪，以其基本形式如喜悦和愤怒，以及以其更复杂的形式如同情或愤慨，是更强有力的行动驱动力。
但是，这些情绪能被有效引导到何种程度，取决于我们能在何种程度上把自己的生理状态带入精神生活——并由此进入政治。正如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所说:“仅仅让人们愤怒是不够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人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让他们的愤怒变成一股转化的力量。”
本能政治的概念将我们的生理完整性以及我们在情感和心理上的体验方式置于政治目的的中心: 创建一个或多或少某些世界对于我们的基本生理需求, 使我们的身体保持在一个“安全边际”, 让我们正确推断出社会让我们感觉如何, 和使我们的生理和心理产生时灵活地应对挑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让这个世界完全平淡和可预测: 事实上，作为政治动物，当我们暴露在不确定性中时，我们就会繁荣，但在保护我们身体安全感的限度内。
展望未来，人类可能会经历更多生物和社会政治不确定性的压力。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我们如何体验生理上的安全或不安全。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写道, 理想的极权主义政权是谁的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例如, 现实的经验)和区分真与假(即思想的标准)不再存在。“在我们这个充满本能政治的时代，我们至少应该试着去理解21世纪的政治动物是如何感受现实的，从而区分现实中的事实和虚构。”
政治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不安全的身体驱动着我们的政治，这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政治的兴起可能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未能照顾好我们脆弱的身体，也未能使我们准确推断出自己的生理状态以及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感觉。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内心的政治。它们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的政治应该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安全，让我们能够容忍和探索人类状况的内在不确定性。我们见证了前者的主导地位，但我们应该争取后者的崛起。
作者
马诺斯（Manos Tsakiris）是伦敦皇家霍洛威大学心理学教授。他的研究调查了自我意识和社会认知的神经和认知机制。他是《互感性思维：从稳态到意识》（2018）的海伦娜·德·普雷斯特（Helena De Preester）的共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