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驴发来信息的时候，我正猫在网吧背风的角落里，做出一副懂艺术的样子，欣赏人体艺术。我的四周全是这样的青年艺术家，我们忘我地沉浸在人体艺术研究中。我很喜欢这种艺术氛围。
等我看见信息时，已经出了网吧，正疲倦地走在通往一片出租房的马路上。毛驴短信上只说了一句：我可能又要回去了。
我一时还沉浸在艺术品中，不知道说什么。每当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总会望向天空，仿佛那儿挂着答案。于是我看见月亮像从灶塘里爬出来一般，浑身裹满了草木灰，阴沉着脸，狼狈而生气的样子。色泽并不见得比烧饼光亮。
栽满路灯的马路，如一座明白的长桥，平稳地浮在滔天的黑暗中。我走在桥上。
我回信息：回哪？
医院。
我猜也是。
从医院一别，三年多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联系。如果不是他发来信息，或许我们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他或许会考上他想上的大学，我会辛勤劳动，尽可能地娶个老婆。
他说：我的病可能复发了。
我安慰他道：没事的。真是那样，哥回来陪你。
说完我被自己感动得汹涌澎湃，鼻梁发酸，眼窝发热。我觉得自己光辉高大起来。
这种感觉在三年前便已丧失。从我带着哭腔站在医院门诊大楼下大叫“医生救命”那一刻起，我的一身傲骨便不复存在。那是我第一次进那么大的医院，我以为我快要死了。
我喊完“救命”便配合自己，蹲在地上，慌张得像只自救的山鸡，把头插进裤裆，等待医生前来。我是一个把死排第一面子排第二的人，所以从此，头就再也没有抬起来过。我蹲在地上什么也看不见，也没脸看任何东西。我知道，我嚎那一嗓子一定引来了无数道病人和更加多道不是病人的人的目光，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像太阳一样炫晕，看一眼就会掉泪。
我闭上眼睛，听力便比不闭好上许多。大厅里人来人往，但我能清晰地听见有脚步声朝着我走来，并且确定在我面前停留下来。果然，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
“有病就挂号！你嚎什么嚎！”
单凭声音凶煞的程度，我很难把她的职业和医院联系起来。我甚至听出了她的体重，至少有三百斤。饶是如此，我还是生不出半点怒火，我可怜地告诉她：
“我快要死了。”说完我几乎哭了。
就这样，我住进了医院单独开辟的隔离病房。病房外面的那堵高墙，使我觉得与众不同，更加没脸见人。
我大多时候都在假睡，我不想看见任何人。旁边床上躺着的那位大爷，三番五次想开口跟我说话，我知道他会说“小伙子，啥病啊”，每次到嘴边的话都被我狠狠地瞪回了肚里。我不想看见那群戴着厚厚的口罩的护士。我看见她们就暴跳如雷。草，怕传染就改行啊。我不想看见她们像上菜的厨子一样，端着托盘，摆满各种讨厌的器械，紧张而神色匆匆，一副在进行大抢救的样子。
还有一群人称医学专家的人，聚在一起像几只鸽子在开辩论会，站在窗子外“咕咕噜噜”叫了好几回，神情严肃，手势到位。我不知道他们在交谈什么，或许在探讨病情。
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后，终于有一天，他们说我可以出院了。出院，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是一件值得吹拉弹唱的大喜事。实际上也可能是医生们绝望了。
我不敢想象我会好的那么快，也不是我想赖着住下去。两个月，家里的小黄都可以管叫大黄了，田里的秧苗都能结出稻子了。能住两个月院的病人并不多见，要么送进去不到一个星期就生龙活虎了，要么不到一个星期就成灰了。
高墙内时常有人被送进来。来时奄奄一息，窝囊的样子，恨不得给他来一针安乐死。去时吆五喝六，一副贵人多忘事的德性。嗨，兄弟，多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啊。
真他妈欺负人啊！
我是一个放错地方的病人。我时常觉得那帮奄奄一息的小子是幸福的，起码他们知道自己是什么病，生或者死，或者什么时候能出院。而我呢，连医生也不知道。他们把我关在带传染性质的隔离病房，无论专家还是教授，给出的诊断结果都一致：？？？
是问号就该把你放进来。一位老教授的回答差点没把我给气死，他说：万一你携带SARS病毒呢？
大爷，你觉得我像要死了的人么？
关于病情，“厨子”们总是安慰我：帅哥，坚持住，医生已经在想办法了。这是安慰么？这分明是在威胁。事实上他们真的想到了办法。让我出院。
毛驴来的时候，我已经目睹了三个人从半死到生和一个人从半死到完全死的人生路程。 这小子也够倒霉的，在学校的高考体检中，查出了肺结核。这或许是他那死了的爷爷，留给他孙子的唯一遗产。
毛驴说，他忘不了当时那情形。从整个世界都在向他招手，到整个世界都在朝他摆手。他的班主任知道后，站在偌大的足球场上见到他，捂着嘴，隔了半个球场，向他摆手，意思很显而易见：你别过来。
整栋楼谁不是呢，一百来个病人，大部分除了家属送进来，就没有亲戚再来，就算有，探望病情是假，探望能活不能活才是真正目的。只要有一个人发现你活不长久，那么一夜之间，全世界都知道你要死了。
探病者多么虚伪啊。
在我们那乡下，一旦有人病倒了，就有人带着慰问品而来。不管你是牛病马病，即便是糖尿病，依旧送两包白糖，还一个劲地怂恿你多喝点。只要他觉得什么体面，或者说什么好看、体积大，那就送什么。更有趣的是，往往同一件礼品，张三送给李四，李四送给王五，王五送给赵六，赵六又送给张三，张三又送给李四，几圈下来，最后过期了。如果有谁懂保质期，再扔掉。
其实关于传染病，大多数家属都选择不声张，就跟家里出了个汉奸似的，唯恐败露。匆匆送进医院，匆匆离去，然后花些排练相声的功夫，编个短篇小说去哄人。如若一旦败露，就觉得抬不起头来。
我在进这家医院之前，已经辗转了外地好几家大医院。开始去看了门诊，大夫二话不说，开出一大堆化验单。好，化验好啊。姥姥，化验结果出来，大夫已经下班了。大医院嘛，大夫多的是。赶紧换大夫，那位大夫表现得一样专业，二话不说，又开出一大堆化验项目，结果出来人家又下班了。再问下一大夫，问我是不是被骗子骗了，接着关爱地为我上了一堂反骗教育课。
我只想说，我他妈只是想吃药啊。一气之下，我回到老家。
毛驴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正做着雾化。那是一个状如烟斗的东西，很普通的一个东西，知道的人却并不多，看样子像是模仿了梵高的烟斗。叼在嘴里，神似抽烟，男人神态很爷们儿，女人神态也很爷们儿。毛驴第一次见到那东西，心想这家伙一定得了某个绝症。
同病相怜，我和毛驴成了朋友。无聊的日子一下子便生动了起来。无聊的时候，我们会互相恶作剧，趁对方睡熟之际，按响对方床头带麦克的电铃，告诉护士，对方快不行了，然后躺回自己的床上，埋头睡觉。
我们会对年轻貌美的实习护士吹口哨，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我爱你，直到对方面红耳赤地逃走。
心情糟糕的时候，我们开始唱歌。说是唱，实则歇斯底里地吼。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
一唱便是一个早上，或者一个下午。那是一栋成四合院状的三层小楼，我们的歌声经常飘荡在小院中，感染了一部分人，也开始跟着我们唱起来。气得护士们直跺脚。天哪，这哪里像病人呐。
“再唱，再唱把你送到神经科”。护士长每天都会咆哮道。
终于有一天，住在一楼的一个老太太忍无可忍地道：娃儿们，别唱了，病人听着难受。一个小护士跑上楼来告诉我们，老奶奶的儿子快不行了。
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唱过歌。
时隔三年，如今毛驴再次提起医院，我感到黑夜在向马路踊来，我的胸口在挤压中，传来一阵一阵的痛。我朝着前方那片出租房奔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