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从根本意义上说，指的是传道解惑之人，即人生的教导者、人生导师。
当我幻想自己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当老师时，我简直是异想天开，我想象他能够使我超越时代的不足 教我在思想上和生活中回归简单和诚实，也就是不合时宜。
〈一个青年哲学家的自勉〉
每个人的自我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每个人都理应在唯一一次的人生中，实现这个自我的价值。
可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人们都在逃避自我，宁愿躲藏在习俗和舆论背后。其原因有二：一是惧怕邻人，邻人要维护习俗，用习俗包裹自己；二是因为懒惰，贪图安逸，怕承担起对自己人生的责任。
正是大多数人的懒惰造成了普遍的平庸，使得少数特立独行之人生活在人言可畏的环境中，而这便似乎使怯懦有了理由。
一个人无论天赋高低，只要能够意识到自我的独特性并勇于承担起对它的责任，就可以活得不平庸。
自我独特性上，系着一副劳苦和重任的锁链，带上这副锁链，生命就丧失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对它梦想的几乎一切，包括快乐、轻松、名声等等，孤独的命运便是周围人们给他的赠礼。
非凡之人，他绝不能容忍“人们企图在涉及他本人的事情上欺骗他”，他一定要活得明白，追问“我为何而活着”这样的根本问题，虽则这便意味着活得痛苦。
人们都作为大众而不是作为个人活着，人们都作为角色而不是作为自己活着。
逃避自我是最大的不争，由此导致的丧失自我是最大的不幸。
现代人生活的典型特征是匆忙和热闹，恰恰暴露了内在的焦虑和空虚。匆忙是为了掩盖焦虑，热闹是为了掩盖空虚，但欲盖弥彰。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个责任是你在世上最根本的责任，任何别的责任都要用它来衡量。
那些妨碍我们成为自己的东西，比如习俗和舆论，我们之所以看重它们，是因为看不开。第一个看不开，是患得患失，受制于尘世的利益；第二个看不开，是眼光狭隘，受制于身处的环境。
一个人怎样才算是走上了唯一属于他的路，成为了他自己？有两个层次上的回答：一是经验的、教育学的，就是认识和发展自己最好的天赋；二是超经验的、哲学的，就是寻找和获得一个“更高的自我”。
用宇宙的眼光看，个人和人类的生存都是永恒生成中稍纵即逝的现象，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站在“此在”即活生生个人的立场上，我们理应拒绝做永恒生成的玩具，为个人和人类的生存寻找一种意义。
动物只知盲目地执着于生命，人不应该这样。
通过自己的存在来对抗自然的盲目和无意，来赋予本无意义的自然以一种形而上的意义，这是人的使命，也不妨视为天地生人的目的之所在。
我们如何能够超越动物式的盲目存在，达到那个意识到和体现生命的形而上意义的“更高的自我”呢？是那些真诚的人，那些不复是动物的人（即哲学家、艺术家和圣人），将我们举起，高高举起。
〈成为你自己〉
在哲学家、艺术家、圣人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形而上追求。
自然对意义是冷漠的，但人不能忍受自己在一个无意义的宇宙中度过无意义的生命。
自然产生哲学家的用意是要阐释人的生存之意义，哲学家应当不辜负自然的重托，负起这个使命。
一个哲学家唯有自己对人生有真切的体验，他的感悟才可能对世人有所启示。
〈站在生命之画面前〉
真实的人，即是对世界和人生有丰富而深刻体验的活生生的个人。
哲学上的独创性，其根源在于一个哲学家的独特的内在体验，在于这种体验的力度和深度。
哲学家还必须诚实地思考和写作。
当一个诚实的思想家面对社会时，要能坚持他的诚实，还必须具备一种品格，就是正直。
真正的哲学家必定拥有独立的人格，独立于国家和社会。
如果一个天才想使居于他身上的更高秩序和真理彪炳天下，他就不可畏惧同现存的形式和秩序发生最敌对的冲突。
哲学家追求智慧，学者服务于科学，二者的区别源于智慧和科学的不同。
科学与智慧的关系正相当于道德与神圣的关系，智慧和神圣都是灵魂的事，知识层面上的科学和习俗层面上的道德则和灵魂无关。
学者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三条：之一，天性冷漠，没有爱和热情；之二，资质平庸，没有创造性；之三，追逐名利，没有纯净的心性。
真正的思想者最向往闲暇，平庸的学者却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他不知道拿它做什么好。
学者在本质上是不孕的。
〈哲学家首先是个真实的人〉
最触目惊心的是一种没头脑的匆忙，它确证了生命意义的迷失。
匆忙的根源，则是信仰的丧失，各个阶层连同国家都被极其卑鄙的金钱交易拖着走。
现代人之所以需要这种伪文化，恰恰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没文化。
粗俗而要装得优雅，空虚而要装得心满意足，在语言表达上就会虚伪和夸张。
时代的疾病必然会反应在语言上，而我们通过语言的品质也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一个时代的品质。
在健康的时代，人们往往朴实地说话，相反，社会上流行的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套话，还是广告式的大话，我们都可以有把握地断定这是一个病态的时代。
哲学应该站得比时代精神高，立足于永恒，对时代精神进行审视和批判。
当哲学家获得了对人性和生命价值的坚定信念之后，他也就“在自己身上战胜了时代”，不再会依据身处的这个糟糕的时代来判断生命的价值。
〈在自己身上战胜时代〉
哲学着眼于永恒，要解决的是生命意义问题，政治着眼于一时一地，要解决的是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问题，二者的目标和任务截然不同。
从现在起，如果一个人懂得简单地看待国家及其责任，这很可能将始终是精神上优秀的标志。
哲学家可以关心政治，但要用哲学的方式来关心，作为对人类最基本价值的坚守和思考，哲学对政治发生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然而是根本性的。
一个国家治理得越好，为政治操心的人就越少。
何处有专制，则它必仇恨孤独的哲学家，因为哲学为个人开设了一个任何专制都不能进入的避难所、一个内在的洞穴、一个心灵的迷宫，而这便激怒了暴君们。
只有专制国家，才会以国家的名义把一种哲学宣布为官方哲学。所以，敌视真哲学、利用伪哲学，往往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
对真理的爱乃是一种可怕的和强有力的东西。
哲学是一种沉思活动，并且只有在“内心的天才召唤和指引”之下才能真正进行，不是随时可以进行，更不是随时可以谈论的。
哲学从国家那里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是一种冷淡的态度和中立的立场。
真正爱哲学的人，会作为独立的个人，对世界、人生、时代、社会的根本问题进行思考。
〈取消国家对哲学的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