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进谏和纳谏
——读《三国志·蜀书》之《简雍传》
（本人特别致谢小漫画家于航先生为拙作配图并制作动漫）
《简雍传》很短，正文共221个字，可分为四个部分：一讲出身，二讲为人，三讲故事，四讲评论。我们重点看第三部分，简雍和刘备之间发生的一件小事。
小事不小，关乎百姓。
有一年，天旱无雨，益州歉收。刘备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这当然是对的，但下面执法的人做得有点过分。在老百姓家里搜出了酿酒的工具，也要当作违法酿酒来处分。简雍听说了这件事。正好有一天和刘备一起外出散步，看见一对男女同行。简雍就说，他们要通奸，怎么不抓起来？刘备说，你怎么知道？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呀！这和家里放着酿酒的工具，不是同样的罪过吗？刘备听了哈哈大笑，立即就下令放了家有酿酒工具的人。
故事虽短，却发人深思。理解的角度也有很多——从为政宽严的层面看，从一线落实的层面看，从历史纵深的层面看，都可以阐发不少议论。不过，既然这件事记录在《简雍传》里，而且与第一部分（追述简雍跟随刘备多年转战）、第二部分（简述简雍为人性情倨傲）、第四部分（评述简雍风趣滑稽，大概是像东方朔一样）相贯通，我们不妨从人物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去分析。
刘备是君，简雍是臣。纵观历史，历代君臣之间，君对臣最大的要求都是“忠”，臣对君最难的事情都是“谏”。《简雍传》中记录的这则故事，其实就是忠臣的进谏和明主的纳谏。
概括地讲，简雍向刘备的进谏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做到了三点：一，分析了一个逻辑；二，采取了一种方法；三，喻明了一则道理。
逻辑分析——可预判不可逆判
简雍的逻辑分析，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酿与不酿的性质不同。“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可见，酿了就有刑，酿了才有刑；没酿，无刑；不酿，不刑。被抓的人只是被“索得酿具”，却“与作酒者同罚”，这是不对的。
其次，酿与酿具的本质不同。刘备禁的是“酿酒”“饮酒”，即酿酒的行为、饮酒的风俗，而不是酿酒的器具。可见，“酿者有刑”，而不是“持酿具者有刑”。刀伤了人，才能称为“作案工具”，没有伤人，最多只能叫做“凶器”。
再次，用与不用的实质不同。违反“酿酒令”的评判标准是，持有酿具并用之酿酒。但酿酒必用酿具，有酿具未必酿酒。可见，使用有罪，持有无罪。使用，是法有禁忌不可为；持有，是法无禁忌即可为。
因此，家有酿具，只可以说可能会发生酿酒的事情，而不能推论出一定是酿了酒，或简单地把有具等同为有酿，更不能据此抓人，“与作酒者同罚”。
方法构设——可讽谏不可强谏
简雍是“昭德将军”，是当官从政的人。为政之人周密地思考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该不该做、能不能做、如何去做。
首先看，该不该做。“天旱禁酒，酿者有刑”，本意是歉收之年，节约粮食，这是对的。但小吏只发现酿具就抓人论罪，就不对了。刘备知道后，未加制止，也是不对的。简雍作为国之大臣，当然应该进言劝谏，这是职责，更是义务。
其次看，能不能做。劝谏，弄不好是要掉头的！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所以，能不能做，不仅要看劝谏对象的政治理解力，更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刘备以宽仁于世，但这只是能做的前提，重要的是简雍有没有本事去做。从《简雍传》前两部分看，他跟随刘备多年，从不拘小节，又很善言谈，还是个诙谐滑稽的人。这说明，简雍办这件事有资力、有魄力、有能力、有效力，更重要的是还有为民请命的动力。
最后看，如何去做。是直谏、死谏，还是讽谏、劝谏。形式和方法，肯定影响着最终效果。简雍的幽默性格，无疑使他选择了借喻讽谏。最终的效果是，“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不仅哈哈大笑，而且立马放人。
因此，简雍劝谏，选对了形式、方法、时机和场合，更重要的是，收到了实效。如果不是简雍，就算是诸葛雍、关雍、张雍、赵雍，恐怕未必有更好的效果。
道理阐述——可谋断不可武断
故事其实讲完了，但我们还需要做一点拓展，即简雍讽谏内涵和外延的遐想。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人，不是简雍抓的。事，是简雍听到的。可以推断，这个事情还是引起了一定范围的议论，风言风语也一定传到了刘备的耳朵里。刘备有没有正确的判断呢？应该说是有的。但小吏因为过度严格执行君主的命令，加之“矫枉必须过正”的观念，这些因素很可能让刘备觉得，不好批评小吏、不宜放宽政策、不用释放刑犯。即便如此，刘备心中对近期发生的这件事情也一定是挂怀的。这时候，简雍出来，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让刘备毫无尴尬的释怀。不管之前别人传了什么、简雍现在讲了什么，都证明简雍是用心的，刘备更是有心的。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假定，简雍的劝谏没有成功，刘备会不会问他的罪呢？应该说是不会的。这既是由事件的性质和事态的发展走向决定的，也是由简雍的性格和办事的时机方法决定的，更是由刘备的修养和皇帝的身份地位决定的。简雍之前，不一定没有人劝谏过、或想劝谏而劝谏，但肯定没有人成功。简雍，在陪同散步的时机，抑或是制造了路人的偶遇，用机智的应变、诙谐的语言、联系的观点讲明道理的同时，也似乎是在告诉刘备，不仅家有酿具者无罪，为国家、为君主着想而进谏的人也不应有罪。作为刘备来讲，不管是简雍的讽谏，还是他人的直谏，虽然不一定都表态，应该说都引起了他的重视。
言者无狂，择者其明。这本来是晁错和汉文帝的奏对言辞，用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也很合适。晁错为了表示谦恭，在上言兵事疏结尾时引用《春秋》经传中的一句话，即“狂夫言之，而明主择焉”。文帝批示，“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於此”，并发表议论指出，言者不狂就不能振聋发聩，择者不明就会人云亦云，这两者都是于国极为不利的，只有言者狂之而择者明之，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使决策者从中鉴别良莠，选择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简雍与刘备，在这件“禁酒”的小事上，有谋有断、一谋一断、亦谋亦断。君臣之间半开玩笑的“谋而断”，远非捉人小吏吆五喝六的“武而断”能理解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