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夏天没有绿色的地方
至今记忆犹新、几次想提笔记录下来的一次采访，现在再也按奈不住了：我再一次想起了六年前成为专业记者后的第一次采访，想起了那夏天没有绿色的地方。
2001年7月9日，星期一。刚上班，我的部主任——《山西经济日报》现代周刊部主任高剑峰给我们刚聘用的三名记者安排本周的工作，我的任务是选一个全省旱情较重的地区采访灾区群众生活情况，我当即点了素有“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之称的晋西北地区，主任也当即表示同意。但我的心不免有些紧张。
为什么紧张呢？还得稍微介绍一下背景。我原是一个水泥厂的工人，在工厂时做些兼职宣传工作，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工厂与全国大部分国企一样，开始下坡、倒塌。为了谋生，我这个只有高中文化水平、对于招聘单位来说已38岁高龄、在城市没有一点人际关系的人，也和众多的失业下岗者一样，到城市找一份打工的活儿以糊全家四人之口。原本想找一个能供吃住的小饭店给人家洗锅涮碗，没想到被一家因彩票狂热而应用产生的小报给录用了。因管理乱，工资低，两月后的7月1日我又应聘来到这份“省政府机关报”，没有任何经验第一次外出采访，难免紧张﹔其二，我们7月1日刚报到上班，高剑峰主任就给讲了工作方法：每周一领任务，周四交稿。从太原去晋西北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是早上7点，还只通到岢岚，要走得明天，三天内交出一篇2000字左右的自采稿，我赶得急吗？新手加时间，犹如又一次考试，谁不紧张啊。
带着这种心情，第二天我只带了一个采访本出发了。4466次列车出太原、过忻口、奔原平，一路沿北同蒲爬上阳武山。与忻定盆地（此处多为水浇地）相比，旱相开始明显，阳武山犹如一道分水领将绿色抛在脑后，迎来了前面灰色的土地。那灰色的野草灰色的庄稼，稀疏、低矮、憔悴，树叶泛黄，灌木嫣柔，尤其是山坡地，一片灰暗。据省政府公布，当年山西全境都不同程度存在长时高温干旱现象，其中重旱区达61个县，占全省一半以上。
列车在宁武离开同蒲线向西拐向神池。由于神池县城是通往晋西北和内蒙、陕北的必经之公路枢纽，所以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在神池下车，再转乘去保德的大巴。
由于早上没吃饭，11点半下火车后，我在神池通往西八县的公路旁找个小饭摊，一边要面填肚子，一边打听去保德的大巴情况，得到回答令人失望：保德车在神池不拉客！而从太原去保德将近400公里的路程，神池不过才走了一半。今天去不了采访地，等于本周的时间又去掉一天，怎么完成任务呢？一股愁情油然而生。没办法，下午整整拦了半天车，毫无结果。由于耽误不起时间，5点左右，我便搭一辆往西走的短途车，到了神池县的贺职村。此处既能采访当地旱情，又便于搭车，还向西推进了30余公里。进了村，但见本该忙于夏锄的村人却三五成群扎堆在阴凉处玩或闲聊，我就开始了解此处的旱情，同时打听村干部。村人见我这么个操一口外地口音、赤手空拳的陌生人，开始并未在意，后来我在席地时从裤兜掉出了那个白皮本，他们才开始注意并与我攀谈。
一位81岁的老大爷告诉我，他活这么大年纪，没见过今年这么旱，即使1955年和1972年大旱也没今年这么严重，“四月下浓五月旱，六月连雨吃饱饭”，今年连续三个月点雨未见。与街上的人聊一会儿，我又走进村里一户人家，见院里堆着许多干杨树枝，拴头骡子。谈起旱情，53岁的主人老田说，他去年花了近3万元给儿子娶了媳妇，仅外债落下2万多，今年想大翻身，不仅自己的40亩地全种上，还租了邻村的20多亩，种子下了两次，借款投资近3000元，没想到旱成这样，有40多亩山地纯粹没苗，有苗的再不下（雨）也和没苗的一样了。我问及他的顾虑，这位田大哥如数家珍：多了，首先投资的3000多全贴了，明年的种子、牲口的草料全没着落，娶媳妇借下的钱怎么还，更要命的是二儿子学习好，要是明年初中毕业考上了五寨师范，我怎供？人吃什么，不是儿子小两口见没指望出了内蒙，这阵就吃不上面了。如此境遇的不止他一家，傍晚时，我走进一家刚从地里回来的人家，女主人告诉我，她们今年的生活全凭她的三个弟弟周济，我撩起一口大锅的盖子，里面一块黑乎乎的豆面躺在那里。 结束了紧张的采访，已是晚上9点，而一进村即联系的村干部也一直未露面，我只好找个老乡家借宿。60岁的周老汉身体硬朗十分健谈。说起今年的庄稼，他道：甚也没，草还不长，庄户能长上来？就是沟湾湾长上几苗，咱心不死，作务作务看顶不顶事。当晚的饭是半盘熬山药和几张白面烙饼。吃过饭，周大爷担着桶到村里的自来水管上排队，准备明天担。忙完一切已是11点多，劳累了一天的我在周大爷的絮叨中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6点半，我告别了周大爷，坐上了继续西进的公共汽车。
沿韩（五寨县韩家楼）府（陕西府谷县）公路西行，这一路心情沉甸甸的。一过韩家楼，灰色渐退，山川，沟坡，除零星的、偶尔映入眼帘的树木外，都白花花坦露在烈日下，象冬天，我开始进入没有绿色的地方。在同一公共汽车上，坐着沿路上来的当地人，他们的话题也是旱灾。我边看边问边记。沿沙泉河流域，经阴塔、沙泉、保德县尧圪台、桥头等村镇，一路颠簸进了保德县城。黄河迎面而来，文静淡雅，印象中的汹涌澎湃被旱魔降伏，河床大面积裸露，在连通陕西府谷和保德的黄河大桥下，竟有人卷裤淌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母亲河。
大约11点左右，我下了公共汽车，找到了保德县政府。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张智林正主持由政府口各部门参加的“抗灾救灾检查汇报会”，记者当即被邀参加了“尾声”。副县长正做最后强调，因当时不了解情况，加之一路的观感，我没有听进去多少，只有一句至今没有忘记，那就是：我们一个月不发工资都受不了，全县老百姓近一年没有吃喝，是个什么样子，救灾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惦记着自己的任务，下午还未上班，我就堵到了县府办公大楼的门口，等待着张智林副县长的出现。保德地处黄河边，两边环山，密不透风，热浪滚滚。在门口，我不住揩汗，坐卧不安。上班时间一到，我看到了张副县长，连忙拦住，说出我要尽快下乡采访、请求政府配合的想法，不想张副县长说，下午还要开乡镇领导会议，散会后安排你下去。这时的我是干着急，没办法，这都星期三了啊。大约4点多，好不容易等到会议结束，张副县长安排城关镇一名叫张来旺的副镇长陪我，他曾在农村兼过支书，对情况较熟。我们与同行的几倍乡长乘一辆北京212，一路风驰，上了正真的“圪梁上”。这么高的地方，这么干涸的年头，老百姓如何吃水呢？我在想，随口问了出来，车内，同行的一位乡长告诉我，他们尧圪台乡5000余口人，8000余头猪、羊，300余头大牲畜、10几个自然村，只有两眼水井，两年来人畜饮水全靠花钱买，每担5毛。买回的水循环使用，一碗水一家人先用来洗脸，洗完倒进猪食锅熬猪食。
刚上山坡，我要去路边地里看看。刚一进地，脚下呼一下喷起一股黄土，再迈步，还是。向远眺，那白漂漂高低不平的地里，座座小土堆纹丝不动，那是春天准备下种用的农家肥，往年在春天就消失了，今年却仍堆在地里。另一位乡长则告诉我，他们土崖乡6100口人，18000余亩土地，下种的只有一半，未开粪堆（即地里的小土堆）的一半，下种的投入更多，因为白投了。
在腰庄乡年延村，张来旺带我走进一户人家。迈进大门，看到院内一块大石片上围坐着老中青三位妇女正拣一堆苦菜。那苦菜根细叶灰，三人拣的很认真。听到声音，中年男主人从窑洞里出来，手里卷一根旱烟，请我们进家。窑洞的泥皮剥落一净，室内光线暗淡，大炕上几卷铺盖随意卷放，炕角一面的大灶台足有2平方米，上面按一口大而厚的铁锅。地下一圈儿摆着5个大台瓮。我让他说说眼下的生活，他介绍道：现在吃山药丸子，玉米面馒头，喝一些稀饭，还算过得去，菜类只有存下的山药，挖点苦菜。就是苦菜，地里也很难找，碰上一块很稀罕。说着说着，这位主人的心事来了：你看那红荒荒的什么也没有，心慌啊，今年入冬就成问题，现在存粮能吃在下个月底，到明年怎办，牲口也没吃的。我家6口人，6亩多地，生活本来就艰难，寄养在自己家的侄女今年考上了五寨师范，这下还不知走成走不成。这位名叫张林、只有38岁的汉子说这些话时，显出一脸的无奈。临出门，我挨个儿揭开地下那5个瓮，除一个盛满水外，全是空的。早已回家、一直未发言的老大娘冲我低声说了句：“甚也没”。
回县城路过一个叫义门的镇子，只见街面冷落，市场萧条。在一家店铺前我下车采访。一位店老板告诉我，因为天旱，百姓购买力明显下降，除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须品外，其它物品的营业额较去年同期下降近三分之一。 我们近9点回到县城。到招待所，张县长已和几个不认识的领导等在那里，他笑着问我的感受，我也笑着回答：愁更愁，情更忧，一路的灾情始终在心头。看着桌上在当地来说已很丰盛的饭菜，我不禁在想，如果我明年来保德，还能吃上这样的饭吗？
听说我是省城下来了解情况的记者，同桌一位姓韩的县志办主任又做了如下介绍：这样的旱情可能是“千年”不遇，保德县从1995年以来农业收入一直不好，今年为最，全县14.5万人，耕地面积35万亩，其中25万亩入籽无苗，10万亩纯粹没有下种，今年到目前共降水64毫米，受灾农业人口12.4万人，史内罕见。
尽管累，我觉得这两天还是收获不小，写篇稿子没问题，紧张的心不免宽了许多。想到明天就是交稿的时间，我半夜爬起来裸着身子写稿，蚊子不时来与我亲密接触，我将房间一个台式电扇开足马力摆到我的对面。回想一路走来的观感，不仅心潮起伏，思绪滚滚。《走进旱区百姓家》，这是我在路上就想好的标题，在第一段里我就写进了我看到的旱区全貌：记者所到之处，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令人震撼……将一路所见所闻所想全贯了进去，3000多字写好后，我又做了一篇《夜宿贺职村》，讲述了我在神池贺职村借宿老乡家的那夜经历，圆珠笔不停摇动，稿纸一张张在我面前飞过。
稿子写好后，我又想着怎么往报社递。因为刚当记者，好多方法还没有学，那怕最简单的。带回去，就会误了明天的交稿时间﹔邮寄，更不行！那该怎办呢？苦思冥想半天，终于想出了传真：县政府一定有传真机，明天让他们帮忙不就行了？主意一定，我上床准备睡一会儿，一看表，已是凌晨4点。
第二天就是周四，负责接待我的一位政府办干事早上一进我房间，我就迫不急待地向他说明要传真稿件的事，他肯定地说，没问题！但吃过饭到了传真室，问题又来了，这台传真机是五、六十年代的老货，好象还是日产的，圆珠笔写的字传给对方看不清！这次采访好象故意跟我过不去似的，老是搞得我紧张万分。没办法，我又在政府办的一间办公室借一支炭素水笔一个字一个字誊写我写了一夜的稿子。了草了编辑会看不清的啊。中午时分，我的稿子终于传真到了报社，我终算吁出一口轻松的气来。
7月14日，《山西经济日报》现代周刊第三版头条以超过报头的大黑体字发了我的俩篇文章，而第一版则以通栏标题——圣火照亮昨夜中国——图文并茂报道了中国申奥成功当晚太原街头的欢庆场面。而这一切我竟全然不知。报社、周刊部领导都表扬了我的精神。没想到的是，高剑峰主任听了我的见闻后，要我再写一篇，于是洋洋洒洒又写了2000多字，标题定为《夏天，没有绿色的地方》，又在下一期二版头条发了。
一个在本报从未露面的新手连续发大部头稿子，震动了整个报社，上至总编社长，下到照排人员，纷纷打听我的情况，有的同事告诉我，你的稿子可评本年度全省的新闻奖，但我没资格，也没想过。只有心是充实的：我认识到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重要，学会了不少东西。
首先，新闻要有时代性，要尊重历史。时代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历史阶段，记者的主要任务是“记”，记录下时代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个闪光的亮点，每一个容易被人忘却、容易被历史抛弃的发生在低层的、特殊的人和事。我当时采访、写稿的过程，一是在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完成的，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历史责任感。因为我是记者，我当时的任务就是记录历史、传播历史，让人们了解历史，记住历史，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如我在文章的“思考”一节里就写到：农民的存粮意识淡薄，导致了大灾之年的青黄不接，“年年防旱夜防贼”的古训为什么会丢到脑后？并对此进行了探讨。不管受众多少，仔细研究我稿子的人有多少，我是尽了力的，要负责任。发稿不久的一个下午，在保德接待记者的那个干事给我打电话，说张副县长拿着我发的稿子去省里参加救灾会了，要以此为佐证，看是否能多要点救灾粮款。这无形中体现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价值。
其次，新闻一定要体现“三贴近”原则，在记录的同时最好能解决存在问题，发挥其实际价值。在随后六年的记者生涯中，只要有机会到基层采访，我必要走到最下面，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出来的东西我自己觉得才有价值，虽然没有国际影响，但能扶助一方。2002年一个大热天，我用非常坚韧的精神采访了一个山西境内成立时间较早的超市，并写了稿。新闻线索是从省代理商联合会得到的，据多家代理商反映，这一全省闻名、财大气粗的超市拖欠这些代理商货款达2亿多元。去这样的企业采访这样一件事，难度不言而喻。写好的稿子送审时，被枪毙了，原因是省里给报社“打了电话”。我是聘用人员，辛苦白漂了不说，工资也没了，但我在佩服这家企业确实神通广大的同时，也有一丝欣慰，因为稿子的枪毙本身就体现了新闻的价值和我这个记者的价值。我认为，现在的媒体不少，但写了、发出去就完事了的稿子也不少，舆论谴责了，但没人把这当回事，事实上的价值没体现出来，日子长了，新闻的社会性和存在的价值就会缩水。 第三，记者是“中医”，一篇稿件的采访过程，是对一个患者的诊断过程，“望闻问切”才能使采访完整，写稿子才能“思如泉涌”。我的第一次采访已对此深有感触。在我紧张害怕完不成任务时，是艰苦、深入、较全面的采访使我较顺利地写下了几篇自己、别人满意的稿子。在我以后的从业中，这一体会更深。一篇对得起自己的稿子，对社会有贡献的稿子，一定要下大力气去采访，多听多看，仔细了解，记在心上或本上，怕苦怕累不要当记者。因为我的身份、条件，使我的每次外出采访都自始至终与群众在一起，所以无意之中会获取不少收获。好象是2001年初冬，我去运城地区的河津市采访本年度获得福布斯排行榜的山西籍三个私企之一的振兴集团，坐了一路公共汽车，到了侯马市已是晚上6点，冬天的这时已是华灯满街了，机关都下班了，我便找了一个很便宜的宾馆住下，同室有一个药贩子，我便与他闲聊起贩药的过程、利润收益，后趁他出去洗脸的机会，我匆匆将谈话内容记在采访本上，回到报社后写了一篇1000字左右的稿子《夜宿侯马访药商》，主任看了很高兴。那一期的一个版上发了我的4个稿子，占了一个版面，同事们戏称“陈伟版”。
第四，记者要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被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记者，他的思维也限制了，这样的记者实际无用了。一晃就是6年，我虽然仍是一个工资不足千元、没有养老金的聘用记者，但领上了国家的正式记者证，总是一大跨越吧。无论今后如何，这次采访将是我终生难忘的。 2006年10月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