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活中的扫码经历

现代生活中的扫码经历

20200506


二零二零年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会是印象深刻的,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其中扫码,就是一个。

可以说生活在现代世界里,如果没有过扫码的经历,很难与现代社会合拍,总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时至今日,就不是或多或少,而是必须了,甚至达到了无码寸步难行的地步,这一切的改变,就在二零二零年初,都是因为疫情。

在此之前,我也有过一些扫码的经历,但是那也仅限于经历而已。

我有过一次,或两次,骑行共享单车的经历,需要扫码。有过三次或四次坐出租车,是扫码付款的,有过两次或三次扫码买菜,其他的就不记得了。不过,这些都只是我的经历,在现代社会的人群中,我可能属于少的哪一类。实际上,扫码社会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无时无刻不在扫码。公交出行,商场购物,娱乐消费,等等,基本上可以一机在手,畅行无忧。这些当然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总会需要一些接受和认可的时间,总会有一些落伍者,比如像我这样的。这种情形有一些特点,不妨归纳总结一下。

1.年轻人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年纪大的一些人有守旧的心里。

2.扫码的行为有两种方式,扫别人和被别人扫。

3.扫码目的是付钱和取钱。以扫码主体“我”为例,扫别人,是为了付钱,相当于自己把钱付给别人;被别人扫,也是为了付钱,只是方式不同,相当于打开钱包让别人自己取走他该取走的钱。一句话,以“我”为主体的扫码,不论是扫别人还是被别人扫,其实质都是在进行支付。

4.说到底,扫码是一种经济行为。

5.扫码对于一些人可能是一种高频行为,对于一些人则不是。

这种方式,带给人以极大的便利,因此被广为使用,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角落,甚至有人调侃,现在的行乞者也开始使用二维码了。

在二零二零初,这种情况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如果说在这之前的扫码,是一种自觉,是一种自愿,是一种选择,那么今天的扫码,这是一种必须,是一种被迫,是一种强制。当然也不是没有第二种选择,比如人工登记,只是这样做了,会十分的麻烦,甚至还会有危险,因此人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只能接受扫码,而使得扫码成为一种全民的活动。

与先前的扫码不同,现在的扫码,其内容与形式各不相同,并带有了某种色彩,思考起来也是十分的有趣,不妨也总结归纳一下。

1.扫码的形式只有一种,就是“主动”进行自己扫别人,而没有被别人扫的形式了。

2.扫码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支付,不再是经济行为。

3.扫码更多的是受到非主观的约束所控制,强制为主,自愿为辅。

4.扫码是另一种形式的支付,只是支付的不是金钱,而是信息,这种信息也是可以溢价的,只是进行扫码的主体没有溢价权。

5.进行扫码信息收集的主体,既有从事经济活动商业主体,也有社区、市级省级政府,乃至于国家政府,而商业主体的行为,也是在为各级政府服务,他们的行为有政府背书。

6.扫码的受益主体,各有所得。获得最大实惠的是商业主体,通过政府背书,名正言顺的收集了民众的信息,扩充了其数据库;取得最大实效的政府,短时间内最大限度的获得了民众的动向,当然其目的是用于对疫情的控制。这其中最无奈的是民众,不能说民众没有受益,只是并不明显,与付出相比,有些微不足道,而由此可能带来负面隐忧,值得探讨。

7.扫码行为无差别化,夸张的说,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如果要出行,就都要扫码。

8.扫码对于所有的人都已是为一种高频的行为了。

在过去,扫码似乎与我无关,我想扫就扫,不想扫就不扫,我可以一个月,一年,不扫码,照常进行我的生活,然而现在不行了,除非我能够留在家里,不出门,不活动,否则就必须扫码。一天之中,我至少要进行两次扫码,有时候甚至更多,或许这一段时间以来所进行的扫码次数,我会多于其他时间扫码次数的总和。

早上起来打理好一切,出门。到小吃店,先扫码进店,买一杯豆浆和两个烧饼,扫码支付。到公交车站,等候公交,车来了,扫码上车,扫码付钱。到站下车,换乘地铁,扫码进站,扫码过闸机,车来了,进入车厢,扫码后就座。地铁到站,扫码出闸机。路过小卖店,扫码进入,买一包烟,扫码支付。来到写字楼,扫码进入,上楼。中午叫了外卖,手机支付。下班了,出写字楼,上地铁,同样要进行四次扫码,再换乘公交,两次扫码。来到小区附近的生鲜超市,扫码进店,买菜,扫码支付。出来,家里的口罩不够了,再扫码进入药店买口罩,扫码支付。进入小区,扫码,回家。

这是一天简单的活动,算一算总共进行了22次扫码,其中10次是用于支付的,12次是因为疫情附加的,也就是说,对于扫码族,一天因为扫码次数要22次,对于保守族,也要进行12次的扫码。

不得不说,在今天,扫码的确改变了我的生活。

无处不在的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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