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特权保护的 财富

明朝从1567年开放粤港到1644年灭亡这段时间内，从世界范围内，主要是美洲，开采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多达3亿3千6百多万两，占到了当时全球白银产量的35%左右。当时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银子最多的国家。但是，明朝为了对付东北的大辽而征收的辽响，大概也就是500多万两，结果还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那么银子到哪儿去了？

明朝末年，税源流失，财政紧张，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大概3千万两，这个财政收入远不如两宋。但是，两宋的人口远不如明朝多，北宋徽宗大观四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北宋有2千万多户，人口大概在1亿左右，而明朝在万历之后，很可能已经超过1.5亿了。

这来源于明朝后期税收制度逻辑的严重扭曲，承担税收比例最高的人群，不是高收入阶层，反而是低收入阶层，是需要降低税收的人群。这种扭曲，是根植于政治体制之中的，属于内生性的结构问题，并不是能够通过行政措施能够解决的。

我们看看为了对付大辽的征税情况，就可见一斑了。万历四十六年，辽饷开征，专款专用，用于抚辽、平辽、定辽、征辽、援辽。此税主要征及田亩，在原本税额的基础上每亩课银九厘，又名“九厘银”。此税初征五百二十万两，后来陆续加到九百万两。如果算上后来崇祯时期陆续开征的“剿饷"和“练饷”，年增新税可达二千一百万两。这和万历间1460多万两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笔超级沉重的税收负担。

就是因为不能通过行政措施结解决，所以崇祯后期向各个大臣都有借款，据冯梦龙《甲申纪事》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国库里只有2300两银子。有记载说，崇祯向大家借钱，以用做军费等，几户所有大臣都哭穷，他丈人周奎算是最慷慨的，才拿出了1万两，其他大臣竟然有拿出几十两的。大臣们真的这么穷吗？不是的，李自成占领北京，责令各个大臣自报财产，然后上交，一下子搜集到了7千多万两。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和明朝设计的税收特权阶层有关系了。明朝有一个法定的特权阶层士绅阶层，不用交农业税，当然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权利。比如说，一个人考中秀才，就可以免税了。明朝的普通百姓，在承担农业税之外，还要承担各种徭役，如果是秀才的话，这些就可以免掉。于是，各种有税收特权的人，就会和地方官员和富户商贾，勾结起来，积累大量的财富。《儒林外史》中，为什么范进刚中举，还什么都不是，就已经有人送这送那，这就与范进举人的身份，有财富的特权有极大的关系了。比如说，某一个大财主有1000亩地，明朝为了对付大辽要开征更高的税额和比例，而范进有这个不交税的特权，他就会和范进商量，比如说把其中的800亩寄存在范进的名下，他就只需要交200亩的税了。这和现在的财产代持差不多。当然，他就会和范进签一个合同，在圈内证明这是他的财产；当然，范进还会有一个公开而且合法的财产持有合同。这其实就和现在所谓的阴阳合同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名目的王田、官田、豪民之田，严重兼并，而田赋时时被权贵强行转嫁到无地、少地农民身上，对本来已经很贫穷的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所以，这些明朝的士绅阶层，一个个都富得流油，而政府为提高财政收入而实行的各种举措，只能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但财政收入却依然上不去。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这种特权保护的财富，正是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而积累起来的。当然，《大学》还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种特权保护的财富，最终会通过权力的博弈，被他人所拥有。所以，明朝这些特权保护的财富，只能最终被李自成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