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之难

54. 厂长之难

国有企业厂长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往往是高大上和令人仰慕的。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当国有企业厂长难，当困难的国有企业厂长更难，而当以安置盲聋哑等残疾人员为主的特困福利企业厂长，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民政企业厂长待遇之低，超出了外界的想象。即便是2007年我局民政企业工资体制改革前，参照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局属企业的工资待遇也普遍实行的是七八年前的标准，许多厂级领导每月只能拿到1000多元工资，有时还常常拖欠，奖金或分红等就更没有了。厂长的工资待遇虽然偏低，但工作任务却一点不少：企业经营、债务化解、安全生产、信访接待、扶贫帮困等等，样样工作都要事必躬亲，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还要冲在第一线，实在是难能可贵。

一天晚上，某电视台播出了我们局下属某企业厂长打人的新闻，我看后很是惊讶。第二天一上班，便和申广伟副处长去企业了解情况，结果出人意料：并不是像电视台所说的厂长打人，而是厂长被职工推搡，事后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事情的经过大体是：一名企业职工为了去厂里要钱（因企业亏损，拖欠职工各种费用多年），将病重的老父亲丢弃在厂大门口，厂长去处理此事时，因言语不和发生矛盾，该职工多名家属在厂内推搡、追撵厂长，发生了些肢体接触，但厂长并没有打人。这时不知是谁通报了电视台，将老人倒在厂门口的情况录了下来，周边一些看热闹的人说是厂长打人了。电视台没有经过认真核实就播出了画面，造成了不良影响。明明厂长被人追撵，却说是厂长打人。了解真相后，我立即和申处长驱车前往电视台，试图澄清事实，纠正失实报道。但我们在电视台楼上楼下转了好长时间也没见到说了算的领导。后来，一个自称是某栏目负责人的出来答复说：“当时是听在场的群众这样说的，我们也是“客观”报道，如有失实可以通过连续报道加以弥补，但不可能更正。”我当时真是气愤极了，像连珠炮似地问道：“难道你们电视台错了就不能更正吗？你们在报道之前就不能和企业上级部门沟通一下吗？你们不知道这是国有困难企业吗？你们还想连续报道，难道还嫌企业不够乱吗？”况且，拖欠内债的国有企业在沈阳到处都有，作为媒体理应多为国有困难企业呼吁，而不是歪曲事实、火上浇油。我和这个所谓的栏目负责人理论半天，一无所获。回头一想：我们又能拿电视台怎么样呢？也只能是发发火而已。事后，我去医院看望那名受冤枉的厂长，他和爱人坚决表示这个厂长不能再干了，虽然经过反复做工作，但他最终还是以健康为由，辞去了厂长职务。厂长辞职了，我想绝不仅仅是因为媒体的一篇失实报道，而有它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我们领导对这些特困企业厂长多一些关怀，社会对他们多一些理解，政策对特困企业多一些倾斜，也许类似厂长辞职的事件就不会发生。我之所以要举这个例子，绝没有贬低厂长觉悟、或丑化媒体之意，只是想从一个侧面反映民政企业生存之难，尤其是特困企业厂长履职之难。

企业厂长受点冤屈不算什么，有时还会面临法律追责。我们局下属的二三、农齿、四印、曙光和工矿等多个企业的厂长，都因历史遗留问题受到过法院的传讯，有的甚至直接被关进了“小号”。企业的遗留问题相当复杂，且多与现任厂长没有瓜葛，他们被传唤至法院往往是“代人受过”。好在每次张颖局长都在第一时间亲自出面，积极与法院协调放人。一次，某厂厂长被传唤至市中法，理由是听说企业卖地没有还债（其实根本没有此事），并提出要扣押厂长的车辆，否则就拘留厂长。但当法院工作人员来到院门口准备扣车时，看到厂长“乘坐”的只是个破旧的凤凰牌自行车时，也受到了很大的震撼。相比那些坐着高档轿车，拿着数十万年薪，同样都是国有企业厂长或经理，同样都是付出了辛苦，但二者之间的待遇却是天壤之别。

我们福利企业厂长的敬业精神和抗压能力是超强的。每当看到厂长们起早贪黑，日夜辛劳，为收拾企业的“乱摊子”而四处奔波；看到一些厂长被上访职工围攻，讨要拖欠内债时的无奈；看到有些企业为了省钱不接暖气，厂长三九天在只有零上几度的办公室里披着棉大衣办公；看到每逢局里开会，厂长们大都穿着陈旧过时的服装，与会场里局系统的其他同事仿佛不在一个年代；尤其是透过拘留所的“小铁窗”，看到有的厂长被关在只有几平米的“小号”里失去自由的时候......，我对厂长们的敬佩之心便油然而生。

李东辉副局长（左二）在企业处召开厂长会议，研究深化改革工作，摄于2008年7月（摄影刘元春）

                    ——节选自《沙沙岁月》

（谨以此文献给曾经或在任的沈阳市民政局福利企业厂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