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与个人》一书，是罗素1948年开始在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的“里斯讲座”中的演讲集，共六讲。其核心话题是：怎样才能把社会进步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个人首创性和生存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社会凝聚力结合起来？即如何保持社会稳定秩序和发展的同时，给与个人充分的自由，以便保有社会创造和进步的活力。按照佐治亚大学教授柯克·威利斯先生在“导言”中所说，“关于这个主题，罗素和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已经苦苦思考了很长时间。”
“里斯讲座”是为了向英国广播公司的创始负责人约翰・里斯表示敬意而设立。里斯这个人，柯克·威利斯教授评价他“傲慢、专横、具有报复心，是一个专制的管理者和让人畏惧的人物”，他“他既极大地挫伤过下属以及主管们的情感，又非常成功地创立了英国最令人赞赏和最持久的机构之一”。看了威利斯教授给里斯的这幅画像，熟知企业界情况的朋友们可能会心一笑，因为在现实的企业中，像里斯这样的企业家可谓俯拾即是，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也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太成功的。
里斯认为，英国广播公司应让它的听众享受到最杰出的演讲者对最广泛的主题所做的论述。所以，“里斯讲座”挑选演讲者的标准比较苛刻且始终如一——演讲者要“兴趣广泛，精通自己讲述的论题，以及能够不费力气地使困难的论题对广大听众变得易于理解”。从1948年起，通过讲座，“英国公众得以受到人类学家和动物学家、天文学家和外交家、艺术史家和经济学家、神学家和企业巨头们的启迪”。“在将近50年的岁月里，里斯讲座在现代英国文化生活中一直享有独特的地位。”想想我们现在广播和电视里的内容，不由让人感慨多多。
当然，将一个如此宏大、复杂、晦涩、充满学术话语的话题，通过广播与英国民众分享，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罗素先生不仅仅是一位著名哲学家，他恰好还是一位好老师：“罗素的讲座是令人难忘的表演——深入浅出，机智诙谐，挖苦嘲讽，主题广泛，插科打诨，充满了活力，试图立刻迷住观众，也试图体现出哲学研究的道德严肃性和思想的高贵性。”
一、关于“个人首创性与社会凝聚力”这个话题的背景
罗素为什么会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正如他自己在演讲中所说的，至少从17世纪起，国家权力（权威）和人类自由（个人）之间的适当平衡问题，就一直处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而说起这个话题的背景，可能需要从罗素个人及英国当时的社会情况了两个方面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罗素已经是一位享誉内外的哲学家，1914年，英国参加世界大战后，罗素成为一位著名的反战者。柯克·威利斯教授说，“罗素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但他坚信，这场战争而不是所有的战争——是一个错误；确实，这场战争冒犯了他所有的政治直觉和道德原则。随着战争深人，英国的参与扩展了，罗素的反对也加深了，他反对粗鲁地对待有良知的反战者，反对压制公民的自由权，也反对英国指挥官的铺张浪费。这一反对是尖锐的、不屈不挠的，也是非常不受欢迎的，这是罗素生命中独特的经历——不但各方面都情绪激愤，罗素因此而疏远了朋友，惹恼了同盟者也激怒了当局，而且他意识到，战争确实受到了他的绝大多数同胞的支持，这使他震惊并感到迷惑。”
从此以后，无论是在美国多年还是1944年回到英国，罗素都致力于探究这样一个问题——战争何以被接受？为什么说明英国公众好战和仇外？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受到新闻巨头夸大宣传的影响以及他们对于政府集权趋势漠不关心？因此，在两次大战期间，“罗素投身于一种非常不同的工作当中。由于自觉地决心成为20世纪的伏尔泰，罗素立刻——并且常常以一种很公开的方式——投身到范围极广的各种论题的讨论当中，努力重建社会和使个人重获新生，以避免再一次的军事灾难······”这一次的“里斯讲座”，他就是希望通过自己多年来对此问题的认知，“反思极权主义国家（既包括被打败的，也包括还存在的）的遗产，并解释了自由社会在20世纪剩下的年代里所面临的挑战。”
说到一战和反战的话题，不由得想起奥地利文学家、思想家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描述的相似情景，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罗素说的，英国的民众那样“好战和仇外、容易受到新闻巨头夸大宣传的影响、对政府集权趋势的漠不关心”，也有利于帮助我们了解罗素在后面要展开的话题：
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络中确实有一些吸引人的崇高之处，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透人之处。尽管我非常憎恶战争，但我今天仍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当然，成千上万的人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都属于一个整体——要是他们在和平时期有这种感受就好了。一座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觉得自己在那个时刻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受到召唤，要把小的“自我”融化到那火热的集体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所有那些在地位、语言、阶级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别都被那种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每个人都不再是以前那个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每个人都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每个平时不受尊敬的人都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他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栋到星期六，从不间断；或者一个抄写员、一个鞋匠，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在后方的人已提前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每一个穿军装的人打招呼。他们都承认有一种莫名的力量使自己脱离了原来生活的轨道。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呢。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都翻腾到表面上来了，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样一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这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呢。热烈的亢奋中混杂着各种成分：牺牲精神、酒精、冒险的乐趣、纯粹的信仰、古已有之的军旗的力量和爱国主义言辞的魔力。
上面是关于罗素个人的背景。而从英国社会的情况看，二战以后上台的艾德礼政府在英国展开了国有化工业及教育改革、社会保险和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等全面变革，柯克·威利斯教授说，这一系列工作，都“导致了政府当局对英国社会几乎每个方面的全面扩张”。这种扩张，引发了对于政府的权力边界、社会凝聚力、个体积极性、个人责任等问题的激烈的、痛苦的全国性争论。“这一争论不仅涉及很多特殊立法项目的细节，而且涉及每个英国国民的价值观、行为以及期望。”也就是说，当时的英国民众，正处于对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之间到底该如何处置这样一种迷惘之中，罗素的讲座，就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来的。
当然，在国际范围内的背景也不可忽略，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联体制在东欧的建立，同样激起了关于极权主义国家本质以及增长中的国家控制的危险的激烈讨论。正如罗素所说，“这个世界已经成为教条主义政治信念的牺牲品，在我们的时代，这些信念中最强大的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我认为，以教条的和绝对的形式，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为那些可预防的不幸提供一种补救。资本主义把发挥主动性的机会给了少数人；共产主义则（尽管它实际上并没有）为所有人提供了一种奴性的安全。”
总之，社会进步需要个人首创精神，反对过度社会化；而人类生存又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凝聚力，否则将一事无成。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罗素分析了社会的形成和目的、正义的本质和功能、社会经济和思想进步机制等问题，同时十分注重从现实出发看待问题。比如，技术进步如何提高了国家监管和强制的能力、同时缩减了个人抵御权力的能力？广告、宣传、媒体技术的创新何以削弱我们为自己着想的能力和愿望？等等。
二、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忠诚”这种情感
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忠诚”这种情感进而形成较强的社会凝聚力？
罗素认为，这是由于“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社会性动物合作与结群的某种本能”。人类“早期的、初有人性的祖先，不可能依据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来做事，而必定一直是被一种本能的机制所驱使，这是一种由部落里的友谊和对所有其他人的敌意组成的二元机制。由于原始部落非常小，每个人都相互熟知，这样一来，友好情感的范围就与相互熟知的范围是相同的。”这里说的“友谊”和“敌意”，成为人类忠诚和凝聚力的基础。
从“友谊”角度看，罗素认为，各种社会群体中最牢固而且最受本能驱使的，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家庭。同时，从家庭扩展出去的社会凝聚力，始于对群体的忠诚（这种忠诚由于对敌人的恐俱而得到加强），并形成我们今天所知的像国家这样巨大的聚集体。罗素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力量都起了作用。在很早的阶段，对群体的忠诚一定是通过对领袖的忠诚来强化的。在一个大的部落里，即使平民个体常常互为陌路，酋长或者王却可能为每个人所熟知。”
正如前述，敌意与恐惧，与是形成忠诚和社会凝聚力的关键。“从那些早期时代直到今天，战争一直是扩大社会规模的主要手段，而恐惧也日益取代部落的休戚与共感，成为社会凝聚力的源泉。”下面引用的罗素的这段话，可以与上述茨威格的观点对照看：“一旦超出家庭的界限，始终是由外部的敌人为我们提供凝聚起来的力量。在安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仇恨我们的邻人，但是在危险的时候我们却肯定会爱他。大多数时候，人们并不喜欢那些在公共汽车里、坐在他们身边的人，但是在遭到大规模的空袭时他们却会。”
在此基础上，随着文明的持续发展，在“基于领土的相近或者种族的相似”之外，人类逐渐发展出“基于信仰的一致”这样一种新的忠诚，并且“已经逐渐成了一种越来越强的力量”。比如，这种信仰“在军事上的力量，首先由伊斯兰教在7世纪和8世纪的征服中显示出来，也为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战争提供了动力。到了16世纪，各种神学上的忠诚往往超越对民族的忠诚：英国的天主教徒常常和西班牙站在一边，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则和英国站在一起。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两种广为流传的信仰囊括了绝大多数人的忠诚。其中之一是共产主义信仰，它具有强烈的狂热优势，并体现于一本圣书之中。另一种信仰，虽然没有那么明确，但仍然是强有力的——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美国生活方式’。”
三、“凝聚力”带来了什么
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形成凝聚力，凝聚力的好处毋庸赘言。但就在这一过程中，罗素认为，“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在那些极其关注社会凝聚力的人和那些侧重于个人主动性的人之间，就一直有一种长期的较量”。比如，他认为，希腊人在个人成就上的伟大是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能紧密相连的，个人激情的力量既是个人成就的根源，也是希腊无法保证团结的根源。也就是说，希腊的灿烂文明源于其个体首创精神，但这种过度的个人自由却无法保证希腊地区的独立。
此后，罗素认为，从15世纪至今，国家针对个人的权力一直在持续增长。18世纪和19世纪，为了维持秩序而强化了国家权力，但也仍然给那些并不属于社会最底层的公民留下了很大程度的自由。然而，他认为，“争取自由的冲动今天在改革者当中似乎已大大减弱，而随时可能爆发全面战争的状态则已经使几乎每个人都相信，一种比曾经使我们的父辈心满意足的那种制度更牢固得多的社会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对照一下，今天瘟疫阴霾中的国际社会，这种思潮更是甚嚣尘上。
尽管如此，罗素却仍然认为，“就像在早期无政府状态的日子里，大多数有思想的人崇尚法律那样，在国家权力日益增长的时期，存在着不断增长的崇尚自由的趋势”。无政府状态下需要法律，国家权力日益强大时，又需要在公民个体留下自由的空间。为什么需要这样？罗素列举了一些情境和理由：
首先，政府会发生“异化”。“当一个社会单位的规模过大，以至于它所有的成员无法互相了解时，就开始需要某种作出集体决策的机制了，并且这一机制将不可避免地逐步发展成现代人认为是政府的某种东西。一且有了政府，一些人就比其他人有了更大的权力，而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一般说来，取决于他们统治的社会单位的规模。” 罗素认为，国家的规模和政府管辖权扩大之后，政府会变得越来越远离被统治者，甚至哪怕在一个民主国家中，都会倾向于“拥有它自己的独立生命”。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里，那些行使政府职能的人，从部长下至地方机构中最低数的雇员，都有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这些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绝不可能一致的。对这些人来说，热衷权力而厌恶工作是主要的。对一个方案说“不”的公务员既能满足他行使权力的喜好，又能满足他对工作的厌恶。他由此也逐渐成为、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本来期望他去为之服务的那些人的敌人。
因此，罗素说，“认识到它的存在、并找到各种减轻其危害程度的办法，是重要的”。
其次，人的本能和理性之间会产生冲突。罗素认为，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的理性是必要的（比如创建集体、强化凝聚力、成立政府等），但这种“行为过于严重地扭曲了自然本能时，自然就以生出倦怠或者产生破坏来进行她的报复”。也就是说，一旦“个人主动性被国家或者强大公司限制了，就有了一种巨大的危险，即这种状况会像在古罗马一样，产生出一种倦怠感和宿命论，而这对充满活力的生活是灾难性的”。
那么，这种“倦怠感”具体是怎样产生的呢？罗素举了一个“那些突然和现代文明发生联系的原始人”的例子：“人类学家曾经描述过，以割取敌人的头作为战利品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在被白人当局剥夺了他们通常的消遣之后，如何失去了所有的热情，并且不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他认为，“各地的文明人，在某种程度上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一样，处于德行的牺牲品的境地当中。我们有各种侵略的冲动，也有各种创造的冲动，社会却禁止我们放纵它们。”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罗素引用了亚瑟・基思爵士《人类进化新论》一书中的一段话：多年来，R.劳里博士ー直在观察他们（美国的克劳印第安人）的生活。他们目前在一块保留地里安稳地生活。“如果问一个克劳人”，劳里博士报告说，“他是愿意要现在这样的平稳生活呢，还是愿意要以前那样的危险，他的回答是——“以前那样的危险……因为那里面有光荣。”
因此，罗素认为，每一个有活力的人都向往某种能算作“光荣”的事物。有些人得到了它，比如电影明星、著名运动员、军事指挥官乃至少数政治家，但是他们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而其他人则只不过是在做白日梦——电影的白日梦、狂野西部冒险故事的白日梦、纯粹个人对假想权力的白日梦。所以，“如果没有竞争，普通人是不会幸福的，因为自从人类起源以来，竞争就一直是大多数重大行为的动力。因而我们不应试图消除竞争，而只是要注意让它采取并不极端有害的形式”。
在现代社会，“现代文明日益趋于安全，但是说消除了所有的危险就会迈向幸福，对此我完全没有把握。”为什么罗素对“消除了所有的危险就会迈向幸福”这种观点没有把握呢？他说，安全的生活未必是幸福的生活，它可能会因为无趣和单调而令人感到沉闷。因为安全本身是由恐惧所激发的一种消极目的；而令人满意的生活却必须有一个由希望所激发的积极目的。
所以，过度的稳定和“安全”社会，往往会使“有能力的人变得绝望，在一个更有希望的环境中本该充满活力的人变得倦息和轻浮”。“当新的文明已经定型，当政府已经有机会现固自己的权力，当习俗、传统和法律已经建立起细致得足以室息进取心的规则之时，社会就进人了一个停滯阶段。人们赞美前辈的功绩，却再也比不上他们：艺术变得因袭，科学也因为对权威的尊崇而被断送”。
由上述观点展开，罗素还描述了一种凝聚力可能出现“崩溃”的“悖论”情境：如果人们试图建立一个“世界国家”，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国家，于是人们之间就会缺少凝聚力赖以产生的两种基础，即他们之间相互不熟悉，同时也“将不会有任何要害怕的敌人”，这样一来，“世界国家”就可能“因为缺乏凝聚力而处于崩溃的危险当中”。
四、个人首创性为什么重要
个人首创性为什么重要？罗素认为，随着人类变得更文明，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差异。而社会要繁荣，恰恰就需要一定数量不和一般类型相符合、即特立独行的个人。“实际上，所有的进步，艺术上的、道德上的和思想上的，都取决于这些个体，他们一直是人类从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转变的一个决定因素。社会要进步，就需要些不同寻常的个人”。比如，“那些伟大的宗教和道德革新者，竭尽全力使人们不再那么残忍地彼此对待，也更加不吝惜自己的同情心；一些人，比如科学人士，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自然进程的知识和理解，无论它怎样可能被滥用，其本身都必须被看成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些人，比如那些伟大的诗人、作曲家和画家，把美丽和光彩带给了世界，在令人气馁的时刻，这些美丽和光彩使人类命运的景象变得能够忍受。”
为了进一步说明，罗素以人类道德的进步为例。他认为，人类历史上“被认为是人类中最伟大的人，往往都是宗教和道德的革新者”，道德的进步，主要是由对各种残酷习俗的抗议以及扩展人类同情心范围的努力构成的。尽管后世向他们致以敬意，但开创这种道德进步的先知和圣贤，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多半不会受到尊敬，在有生之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和自己的社会处于冲突之中。
当然，个人首创性也会产生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现象。罗素说，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活动范围内同样有能力也同样有效率，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我想不出由于某某的存在人类得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有什么好事情是罗伯斯庇尔带来的，对我而言，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感谢某某。”但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这些人无论善恶，他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我不希望看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品质——一种充满活力和个人主动性，具有独立头脑并且富于想象力的品质。人类要想不陷人呆滞的境地，这些非凡的人就必须找到发挥能力的机会。
基于对个人首创性的认知，罗素对既有社会制度对创造性的“桎梏”甚为担心。他认为，仅仅通过精心构建的制度来追求公正是不够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至少在带来一种人们感到值得过的生活方面，和公正是同样重要的”，这些东西包括日常的快乐、无忧无虑的时光、冒险以及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机会等等。
当然，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形——“在一个当权者控制了所有宣传手段的铁板一块的国家里，一个具有突出原创力的人可能会遇到一种更糟糕的命运：无论是否屈从于法律的惩罚，他都不可能使他的观念为人所知。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发生这种事情，这个社会就不再能够为人类的共同生活贡献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
五、我们可以怎么办
总体上，罗素先生在讲座中表达了两方面的观点，一方面，社会的安全稳定和公正需要集中的政府控制；另一方面则相反，需要为与社会秩序相容的个人主动性提供最大的空间。那么，无论作为社会个体还是整体，我们可以或应该怎么做呢？罗素先生没有专门论及这一问题，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话语中找到一些他开出的“良方”：
1.崇尚多样性：在文化问题上，多样性是进步的一个条件。对国家有着特殊独立性的团体，比如大学和学术社团，在这方面拥有巨大价值。然而不幸的是，人们看到，就像在今天的俄国，在那些对科学一无所知、却能够并且乐于使用经济和治安力量来推行他们种种荒唐决定的政客的命令下，科学人士被迫发表蒙昧主义的胡言。
2. 追求快乐：为了下滑瞬间的无上快乐，一个男孩子会带着平底雪橇吃力地爬上小山；没有人强迫他这么辛苦，尽管他气喘呼吁，他仍然很高兴。不过如果你以答应70岁给他一笔养老金来取代这种能马上兑现的酬劳，他的精神头儿就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3. 创造性的冲动：创造性冲动可以激发出比那个带着平底雪橇的男孩子更加长久的努力，并且仍然能够保持自发性。一个人如果热切地盼望实现一个目的，并且勇于克服困难的话，他就可能历经数年的艰难、险阻和贫困，试图登上珠穆朗玛峰或者抵达南极极点，又或者做出一项科学发现，而且始终像那个带着雪橇的男孩子一样，和他自己的各种冲动协调一致。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所说，“那里面有光荣”。
4.倡导竞争：尽管人们强烈反对很多形式的竞争，我认为竞争对促进必要的努力却具有实质性的作用······没有人会赞成取消比赛中的竞争。如果一直对抗的两支球队，在“手足之情”的感化下，决定在比赛中合作，先是这边进一个球，然后另一边进一个球，那么没有谁的快乐会得到增加。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说明源自竞争的热情为什么应该被限于体育运动当中。球队之间、地方之间或者组织之间的竞争，都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刺激。但是要想竞争不变得残酷而有害的话，对失败的惩罚就不能是灾难性的——就像在战争、饥荒和不受控制的经济竞争中那样，而仅仅是丧失荣誉而已。如果输了比赛的球队会被处死或者挨饿的话，那么足球就不会是一项讨人喜欢的运动了。
5. 鲜活的和直接的：人类能够被希望所激励或者被恐惧所驱使，但是如果希望和恐惧要想发挥作用而不产生倦怠感的话，它们就必须是鲜活和直接的。
6. 保持自尊：自尊将使一个处于敌人控制之下的人不至于奴颜婢膝，并使他在世人都反对他时仍然能够感到自己也许是正确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品质，他将会觉得大多数人的意见，或者政府的意见绝无错误，而这种情感方式如果普及开来的话，无论道德还是思想上的进步都不再可能。
7. 创建公开透明的社会：如果你怪罪印度，或者官僚作风，或者资本主义制度，又或者社会主义国家，你就是在人们的头脑里召唤一个人们容易去仇根的、虚构的人格化恶魔。在每一次不幸当中，寻找一个可以怪罪的敌人是一种自然冲动；原始人就把所有病痛都归结为敌人的魔法······一战后，当德国人遭受痛苦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容易相信要责怪的是犹太人，诉诸对假想敌的仇恨，来解释我们生活中所有痛苦的事情往往是破坏性和灾难性的。有各种办法能减少诉诸仇恨所具有的效力。最好的办法显然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消除那些促使我们寻仇的各种弊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普及一下对造成我们不幸的原因的正确理解有时则是可能的。但是，只要在政治和新闻报道方面存在着由于歇斯底里的鼓动而活跃着的强大力量的话，这就仍然是困难的。
8. 以道德指导自身行为：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人完全是奴隶。一个人要想有自由，他就需要个人道德来指导他的行为。有些人会说，一个人只需要遵守他所在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但一个人如果真的想过他可能过上的最好生活，他就必须学会批判在他的邻人中被普遍接受的那些部落习俗和部落信念。
9. 宽容：人类有各种思想、情感和冲动，这些思想、情感和冲动可能明智也可能愚蠢，可能高尚也可能卑鄙，可能充满爱意也可能受仇恨激发。如果他的生活要想变得还可以忍受的话，这些思想、情感和冲动中较好的一面就必须有发挥的空间。因为尽管在孤独中很少会有人幸福，但是在一个不容许任何个人行动自由的社会里，更没有人会幸福。
10.独立：个人价值，尽管很大部分存在于对他人的正当行为当中，但也仍然有其他方面。如果你因为琐碎的消遣而忽略了你的职责，你会感到良心上的谴责；但是如果你一时为美妙的音乐或者美好的落日吸引，你回来时并不会有羞愧感，也不会觉得虚度了光阴。危险的，倒是听任政治和社会责任过于彻底地支配了我们关于个人价值的观念。
11. 追求无用的价值：人类生活要想不变得乏味和无趣，就应认识到有些事物所具有的价值完全不取决于其有用性。一个事物有用，是因为它是其他事物的手段，但是其他事物，如果反过来并不仅仅是手段的话，就必须因为它自身的缘故而被珍视，因为否则的话，有用性就是虚假的了。
12.鼓励主动性：我们摆脱自然束缚和想有所作为的愿望，已经使更大程度的人类福祉变得可能。要想实现这种可能性，必须让人们在所有肯定无害的方面自由发挥主动性，并且要鼓励会使人类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各种形式的主动性。通过使人驯服和胆怯，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而是要通过鼓励他们勇敢大胆、敢于冒险和无所畏惧来创立一个美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