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有侦探小说，日本有推理小说，诞生了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东野圭吾这样的著名作家和福尔摩斯（不管毛卷不卷）、大侦探波罗、马普尔老小姐、江户川柯南等一大批知名侦探，而中国的公案小说呢？《三侠五义》？《包公案》?似乎没得比啊。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中国公案小说的历史渊源。
和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相比，在悬疑性上，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并不能与之相比较，因为无论在谜题的设计上、逻辑推理上、主人公的人设上都有欠缺，但是在社会性上却技高一筹。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从“公案”的得名说起。
公案的本意有案牍、案件、桌子、禅宗故事等，放在“公案小说”这里则是指和案件有关的作品，所以范围相当广泛，拿现代的说法来比喻，可以视为“法制文学”。
公案小说的主要人物注定无法和东西洋的小说相比。因为可以作主角的人物无非官、吏、捕三种人，我们就从历史上的这3种人说起。
官——断案的官员，无论是知县、知府、开封府还是八部巡按，在中国历史上都没把推理断案作为主业。
喂喂，你讲错了，开封不是有个包青天吗？
是啊，但是人家的主要工作是“铁面无私辩忠奸”啊！包公一生的主要工作其实并不在断案上，而是个谏官，流传下来的一本《包公案》虽然有100则断狱故事，但是只有一则《智断割牛舌案》在正史中出现过，其他的都是从《施公案》等民间故事里东拼西凑出来的。
而且古时候的官员断案靠的并不是严密的证据链，那靠什么呢？
就拿包大人脍炙人口的《包公案》来说吧，首先靠托梦、显灵。这些封建迷信的糟粕，不说也罢。
第二靠的是诱供、诈供，要是这一招还不行，就只有第三招——“大刑伺候”了。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
所以让“官”当主角，万万使不得啊。否则一铡刀下去，彻底凉凉。
再来看第二类人——吏。
最近“仵作”成了影视剧和小说的新宠，甚至还有“御赐的仵作”。
虽然仵作的功能相当于现在的法医，可是在历史上，仵作哪有那么风光。
《洗冤录解》中有一段文字字字血泪，为我们勾画了古代仵作的形象：
“仵作贱役也，重任也。其役不齿于齐民，其援食不及于监犯。役贱而任重，利小而害大，非至愚极陋之人，谁肯当此？而望其通天人性命之学，知生知死，知鬼之情况，又能不为势回，不为利疚，寄以民命得乎？故良吏必须熟悉《洗冤录》，与之辩论确切，方令其喝报，求无冤不可得也。”
仵作行当最高光的时刻当属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上报到朝廷，悬而未决，最后只得请出80高龄的京城老仵作当堂验尸，老仵作凭借经验说尸体并未服毒而是病死，一举推翻铁案、昭雪陈案。但是最初验尸的助理仵作也没少了牵连。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重殓厚葬的观念，对于检尸、验尸非常抵触。《三言两拍》中有一篇《行孝子到底不检尸》讲的就是孝子宁被错判死罪也不肯让官府将父亲的遗体从坟墓里刨出来验尸的故事。
所以贱役——仵作当不得主角。
那么——捕呢？不是有不少小说和影视的主角都是捕快吗，最有名的应该是四大名捕了，还有水浒传中的武都头。
确实，古往今来，很多文艺作品和历史典籍中关于捕快破案的故事比比皆是，比如野史中有一段说某地发生盗窃案，老捕快发现有一家人办丧事，却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悲伤，一搜查，果然发现棺材里藏的不是尸体而是被盗的金银。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捕快给人最深的印象却是——捞钱。这班衙役，仗着在官员身边当差，一贯以压榨百姓为己任，一有机会捞钱，手都快伸到油锅里去了。
清朝方苞的《狱中杂记》记载康乾盛世期间，一旦有人犯案，衙役们就开启了捞钱模式，以“取保”的名义讹诈钱财，往往有罪的人付了钱出去了，没钱的人即便冤枉的，但是戴枷的戴伽，上铐的上铐，死在狱中的不计其数。甚至判了死刑，也可以凭借一刀就死、数刀才死、一吊就死、三缢加别械才死等捞钱，那位说了，砍头的话，捕快就没有捞钱的办法了吧，不介，刀还有钝刀呢，何况侩子手还会留下死人头坐地起价哩。
所以这样的人，中国文人打心眼里不想美化他。
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类似欧美的律师这样的角色呢？有的，他们有个名字叫——讼师。但是和律师相比、地位和作用不能同日而语。周星驰有一部《算死草》的电影，虽然以讼师为主角，但是由于从事讼师这个“缺德”的行当，电影中的主角家也是人丁不旺，绝了后代的。可见中国民间对这一行当的鄙视。
讼师的鼻祖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大夫邓析，《吕氏春秋》、《荀子》中提到过他，但都没说什么好话。
有一则故事，说的是某讼师半夜帮人写了诉状回家，路遇县官巡街，因为违反了古时候的宵禁，所以讼师被捉拿问话，县官问：“你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街上走？”讼师想蒙混过关，就答：“和朋友做文章做到这分光景才回家。”县官认识这是个讼师，知道他撒谎，便故意追问：“做的文章呢？拿来我看。”讼师无奈，只得将代写的诉状递上，但是旋即又从县官手中抢下来吞下肚去，还谎称：“文章粗疏，不入法眼。”可见讼师地位之低下，为士流所轻视。
清末轰动一时的杨乃武一案的主角杨乃武平时就是一个讼师。他的冤案多少和他以此身份包揽诉讼，为官府和百姓所忌有关。
讼师之所以遭人嫉妒恨，是因为很多讼师为了得些中间的好处费，包揽诉讼，无理找理，在公堂上不买官员的帐，所以得罪官府，私底下又吓唬、欺骗百姓，很多人因为打官司倾家荡产，而讼师却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两边不讨好。
不过老实说，有时候也亏得讼师想出些办法来“救人”。有一则故事说某财主仗势欺人，逼某妇人还钱，妇人还不出钱，半夜三更风大雨大，跑到富人门前上吊自杀了。富人请了一位讼师想办法，讼师让富人找了双干净的鞋替妇人换上，然后讼师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纸诉状，其中有两句：
“八尺高门，一女焉能独缢；
三更雨甚，两足何以无泥？”
简单的一句话，就替富人抵消了死罪。当然，为了这一句话，富人也足金足银地花了五百两啊！
所以官、吏、捕、讼都无法成为公案的主人公，那只有“侠”了。也确实，《三侠五义》、《施公案》等就是以一个个的侠客来串联案情的。但是这样一来，中国的公案小说就成了为侠立传的工具，成了侠客施展本领的背景，唯独缺少了精彩的推理了。
所以，中国的公案小说并不以案件为中心，层层推理，更多的是以行动来推进，好似硬汉小说了，也正是因此，往往一开始就告诉读者凶手是谁，描写的重点从案情转移到了人物本身的命运上去，从而对当时的社会、造成案件的原因以及因为案件造成的人物悲欢离合进行细致的描写，而成了社会派小说了。这一点尤其在《三言两拍》中有很多例证，尤其是《两拍》，几乎写尽了人间公案的悲欢离合。
那么说，中国的公案小说就无法与东西洋的侦探推理小说相抗衡了吗？不是没有，话本小说的《错斩崔宁》、蒲松龄《聊斋》中的《胭脂》和高罗佩的《狄公案》，以及唐人传奇中的《谢小娥》等就是公案小说的佼佼者。
尤其《狄公案》是本人的最爱。
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中文名为高罗佩，字芝台。他是荷兰的汉学家、东方学家、翻译家、小说家。同时也是荷兰的职业外交官，在荷属印尼、东京、中国、美国都留下国外交官的足迹。他以一本旧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为蓝本，用西方人所喜闻乐见的侦探笔法创作了新公案小说《狄公案》，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中国古代的"福尔摩斯"——Judge Dee（狄公）的形象，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内外流传。
80年代，大陆还拍摄过一套电视连续剧，当然和“元芳，你怎么看”的狄仁杰以及刘德华饰演的狄仁杰还是有些不同的，后两部走的还是侠客为主的老公案套路。
高罗佩的作品往往数案同发，一开始就将读者吸引进案情，在侦破过程中又是苦难、惊险不断，最后往往通过机智的推理来揭示案情的真相，一气呵成让人欲罢不能。同时将他本人对中国文化、艺术、法律及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渊博知识融入其中，令人百看不厌。
现如今，也出现不少优秀的古典推理公案小说，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独有的公案小说能和欧美的侦探小说，日本的推理小说平起平坐，成为世界3大悬疑小说之一。
文 | 云间大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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