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之第（一）节，对于问题的初步探讨
第四部分，对集体无意识的控制——当代问题
思维方式多样性的问题，随着科学发展和观察到集体无意识动机隐藏而产生，业已成为当代智力困境的一部分。尽管知识可以民主传播，哲学心理学及社会学问题还只限于相对小的思想群体。而思想动荡慢慢变成了他们专属的职业特权及独占关注，随着民主的发展，被卷入社会学及哲学的讨论。
如前述，知识分子讨论的根源已经深入到整个社会的情境当中。他们的问题很多时候只不过社会、知识冲突的升华、加剧、及理性改善。客体世界观的崩塌已经非常显见。哲学家们之间的争斗被大众以宗教冲突的形式真实经历了一回。
当众多教堂代替了由启示所保证的教义体系时，在一个农业静态的世界里，一切必要的东西都可以依靠启示来解释。单纯人类的思想被一种张力所控制，这种张力与知识分子在哲学层面上所经历的关于现实和知识的无数理论的共存类似。
新世纪之初，新教运动建立了救赎的主观确定性的概念。根据这个教义，每个人都应该根据他主观意识来决定他的行为是否为上帝所喜及有益于救赎。因此新教把主观的标准变成了客观标准，然后几乎等于同现代认知论一样，从一客观存在的秩序，退出至个体主体。从救赎之主观确定性，至包含着的精神观察过程（精神分析比倾听救赎之标准变得更重要）的心理学起点，并未离得太远。
也不是说，它有助于大众对于客观世界之信仰，当大多数政治国家在专制主义时期尝试唤醒教会，即试图将客体世界观从被教会统治代替为由政治国家统治。它这么做，就推进了启蒙运动的产生，同时也成为了中产阶级的武器之一。现代国家及中产阶级在理性的自然主义世界观日益取代宗教世界观的上取得了成功。然而，它对于更广大的阶级并没有产生影响。而且，这种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实现，并没有把参与其中的阶级纳入到一种允许个性化生活及思考的社会境地
然而，若没有社会生活情境来推动、强迫个性化倾向，一种没有集体神话的生活模式是十分难以忍受的。商人、企业家、知识分子各自都占据了一个日常需要理性选择的位置。要作这种理性选择，就有必要个体将其判断从他人判断中解放出来，同时要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理性思考某些问题。对于老旧农民和新兴白领而言，这些都不对，因为社会地位让他们没有什么改变动力，也没有什么投机远见。他们的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序上受限于神话、传统以及对个人领袖的无限信任。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如未受职业训练来独自做决定，来根据自己观点判断对错，没任何机会从他们自身出发来分析局势，以及未成功形成自我意识（甚至当个体被切断了与其群体特有的判断模式，必须考虑其自身时），这样的人即使在宗教领域也无法承受怀疑主义这样严重的内心危机。生命是一种重要且高贵的元素，现代人若要个性化则必须要在启蒙运动的理性基础上对该元素进行精心设计，才能不断获得内心平衡。一个劳动分工及功能不同的社会并不能给个体提供一系列疑问及解决方法，同样也不能彻底实现个人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世界观，以形成一个有效的社会现实。
工业社会特有的思想形式逐渐渗透到那些与工业有任何联系的领域，迟早会破坏宗教对世界的解释。
专制国家以宣传自己世界观作为特权，该举动后来愈发成为案例为民主国家所采用。它表明政治可以利用其世界观作为武器，以及政治并非单为权力争斗，只有当它把自己的目标注入一种政治哲学，一种对世界的政治看法时，它才真正开始具有根本意义。我们完全不必详细描述随着民主化的不断发展，不仅国家，而且各政党如何努力提供具有哲学基础和系统化的冲突。首先是自由主义，接下来是保守主义，最后是社会主义（政治目标是哲学信条，以及完美思维方法及预定结论形成的世界观）。除了宗教世界观的分裂，又多了政治观点的分化。但在教会和教派在相互斗争，而且最后形成了只适用于神职及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性成分，综合了理性及科学的思维系统的新兴政党其实比他们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他们历史上较晚出现，其时科学被极大尊重，其招募成员为被解放之知识分子之原因。其符合工业社会及知识阶层作之需求，其集体行动并非建立于对其信条的坦率阐述上，而是建立在一套理性合理的思想体系上。
政治和科学思想的这种融合的结果是，每一种政治至少在它供人接受的形式中，都被赋予了科学的色彩，而每一种科学的态度反过来又染上了政治的色彩。
这种融合同样也有负面效果，它促进了科学思想的传播，以至于越来越多的阶层不得不为他们的立场寻找理论依据。他们学会用科学分析来考虑社会和政治。同样，它对政治和社会科学也有帮助，因为他能具体把握现实并阐述现实问题，因此在政治、社会科学及社会之间建立了联系。社会生活的危机和紧迫提供了经验的主体事件，政治及社会理论及假设前提，让这些事件变得能分析。
然而，在理论和政治之间的这种直接联系中，主要问题在于如果知识想要正确地处理一系列新的事实，就必须始终保持它的实验性，而被政治态度所决定的思维则不能允许自己不断地适应新的经验。由于其组织性，政党无法在其思维方式上保持一定灵活性，也没办法接受其经验外的答案。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变成政党的官员，他们的承受力和灵活性就越少。
科学与政治融合的另外一个危险，就是困扰政治思维的危机，同样也变成了科学思维的危机。因此我们在当代情境下，只能重点考虑其一。政治愈发成为一种生死攸关的斗争，这种斗争愈激烈，它就愈发紧密地抓住了原本无意识的情绪流，并迫使它们进入意识的开放领域。
政治讨论与学术讨论相比，有一个基本的不同特征。它不光是在寻找真理，而且还摧毁了其对手社会及思考的存在。政治讨论比那些只考虑少数观点及政治冲突的理论相关性的讨论更更深刻地渗透到存在的思想基础中，因为从一开始，关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理性斗争就攻击其对手的社会地位、名声、及其自信。对此，很难决定升华或替代发生冲突时的旧手段——直接动用武力及压迫，是否真的构成了人类生活里的基础发展。物理压制确实难以忍受，但是精神毁灭的意志往往更难以承受。因此，毫无疑问的，每个理论的反驳都慢慢变成一种对对手的全部生命情境的，更为基础的攻击。随着其理论的覆灭，其社会地位也希望被同样的摧毁。而且，在这种冲突中，从最开始一方关注的不光是一个人所说内容，而且包括其作为发言人的集体，其论点的出发点，以及其思想与之所依附的存在方式之联系。
现代民主的政治讨论，更明显代表着某些集体，社会和存在的思维成因也变得更为明显。总体而言，是政治在思想现象的研究中首次发现了社会学方法论，人们首次关注到了决定思维方向的无意识的集体动机，而政治讨论首次不仅是理论讨论，而是卸下伪装露出其无意识动机之面目，将群体存在与其文化抱负和理论论点联系在一起。
关于社会情境的发现，一开始时就被暴露出来。除单一的客体世界观逐步解体之外，对于公众思维而言，出现了揭示在集体思考时，出现的无意识情境动机的趋势。这最后思维危机的加剧可总结为两句广告式的概念，即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所谓意识形态，反映了从政治冲突中产生的一个现象，即统治阶级因对某些情境下抱成过于紧密的利益集团，以至于他们没办法看到某些削弱其统治感的确定事实。在“意识形态”一词中隐含着这样一种见解：在某些情况下，某些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社会自身及其他方面的真实状况，从而使社会集体无意识得以稳定。
所谓乌托邦，反映的恰是政治斗争的对立面，即某些被压迫的群体，对某一类型社会的毁灭及转变拥有极强烈的兴趣，而不知不觉他们只能看到在某些情境下那些否定社会的元素。他们完全不在乎何为真正存在，而在其思维中，他们已然力图改变已然存在之情境。其思维从来不会对情境进行分析，而仅作为行动之指导。于乌托邦式的意识里，集体无意识，在一厢情愿的表象和行动意愿的引导下，隐藏了部分现实。它拒绝任何一切动摇其信仰或麻痹其改变事物之意愿之事。
集体无意识及受之影响之行动从两个方向掩盖了某些社会现实，它甚至可以指出歪曲之来源及方向。
首先，这些拥有所谓智力武器的政党，即对无意识的揭示，与其对手相比拥有绝对优势。对其对手而言，当其思维仅仅为其生活中情境的扭曲反映，或其无意识的预期兴趣这一事实被发现时，将是极为震惊的。它能令人信服地向对手证明，迄今为止一直瞒着他的动机在起作用，这一事实一定使他充满了恐惧，并让使用武器者充满惊人的优越感，以及意识的觉醒。无意识的侵犯只并非单进攻者所为，而被攻击者则被双重打击——首先，通过暴露无意识本身，然后，因无意识被暴露而被变得显著。因无意识会被帮助、治愈，或是为揭露真相，两者截然不同。
现如今，这种相互揭示和暴露智力存在的无意识来源的武器已经成为不是单个群体的手段，而是所有群体的手段。在但各群体欲毁灭其对手之信心来看，他们同时也毁灭了人类对于人类思维之信心。此揭示自中世纪坍塌以来一起隐藏之思维之问题之过程，于对思维之信心崩塌时达到高潮。因此越来越多人倾向怀疑主义及非理性主义，基本成为不可避免之趋势。
两股强大的潮流于此交汇并形成一股强大的压力：其一、单一世界思想的消失，伴随修正价值观及标准；其二、原来隐藏的无意识突然变得能够感知。人类思想于其自身而言，系其精神存在的部分，且并非简单的独立客观事实。重新定位过去往往指个体之变化。早期时，它常常是价值及标准的缓慢变换，是人们的行动产生其最终方向的参照框架的逐渐转变。但在现代，它是个更深刻的分解事件。依靠无意识渐渐有触及诸多观点产生的本质之趋势。渐渐地，我们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一旦我们了解了自己无意识的动机，就不能像我们不了解它们时那样继续生活下去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更像是一个观念，我们所提的疑问，也不仅是一个新的困境。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困惑，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问题正从根本上被提出并被彻底思考的时代，人类如何可能继续思考和生活?
在一个问题不仅是个有意思的讨论话题，同时还能带来内心困惑的世界，有人会跳出来反对这种观点：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不是真相本身，而是我们从根源上、社会情境上、以及无意识动机上认识到的思维。给我们显示了如何从我们的具体认知发展到你的绝对定义。不要跟我们这样谈论真理，直接展示如何实现，将我们源于社会经验的言论，转变为一个专业领域，在领域中，党派性、人类视界的破碎性皆可被超越，在领域中，社会起源及无意识思考之主宰可以被控制及观察。思维之无限性，并非来自某基本法则的许可，也并非来自封权威的特点有限之观点。
当我们被引导到一些内容如此形式化和抽象的命题时，我们也得不到帮助，事实上，它们似乎完全脱离了社会思考的个体。这其实并不是关于这些命题，而是关于更大的现实决定之财富，现实决定如人们具体地分析其个人及社会情境，如生命中具体的相互依存被感知，如正确理解外部发生的事物。在这些命题中，每一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有意义的导向。
现代科学的发展导致一种思维方法的发展，通过把一切只有有意义的可理解的东西都排除在外。行为主义被推到前线，重点关注于外部可观察的行为，及力图建立一个其中只有可量数据的事实世界，只存在一系列因素之间的关联，在这些关联中，在某些情况下行为模式的概率程度是可以预测的。很大可能，社会学必须经历这个阶段，该阶段中，社会学可能如心理学一样，被机械的非人化及程式化，所以对于一种精确的理念的献身时，除了统计数字，测试，调查之外，其他东西都留不下来，直到最后，每个问题的重要想法都会被排除在外。这里能说的是，这种对一切事物缩减至可量化的描述，作为一种严肃的尝试来思考，当严格限制于纯粹外部可量化的关系时，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我们的精神和社会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毫无疑问，这种方法没办法真正深入社会现实。比如说，当此情境只剩一系列外部相互联系但仅外部可见的行为模式时，真的是可以理解的吗？另一方面，一个人类情境只有在参与者对它的概念，他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体验他们的紧张状态，以及他们如何对这种紧张状态作出反应时，才能被定性。或者我们来想一些家庭环境，那些在家中制定的，只能通过有意义的解释来理解的规矩，难道不和家庭风景、家具一样，是家庭环境的一部分吗？还有，其他都一样的情况下，这同一个家庭，从孩子的教育角度来说，如果其家庭规矩变了，难道不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家庭环境吗？如果我们想把一个具体现象作为一种情境，或者是一种环境的规范来理解，单纯机械方法永远不够，因此必须引入一些额外的概念，以便理解有意义的及非量化的因素。
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元素间的关系不如纯量化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更清晰、更难精确感知，那就错了。相反，这些事件中各元素间的相互关系，比那些外部程式化的元素要更加容易理解。我想把这种方法称为：对经验的主要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解。这种方法中，利用理解技巧，精神经验和社会情境的相互贯通就变得能理解了。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存在的领域，内在的精神反应必然出现于其中，而且如果它被当成外部的因果律就完全无法理解。
我们来看一些心理学应用理解方法观察到的，以及认定其科学证据之属性。当有人提及最早期基督教社区的道德时，该道德一般理解为受压迫阶级之不满，当其他人补充说，这种道德观完全是非政治的，因为其与该阶级的思维方式相符，并且当进一步表示,这不是一个部落伦理道德而是世界道德（因其本身诞生于罗马帝国结构的解体），它就很清楚这些社会情境及精神伦理行为模式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并非可衡量，但与各种因素之间建立的相关性相比，可以更深入的渗透到其本质特征中。这地相互关系明显是因为我们用了一个理解方法来理解那些经验的主要相互关系。
社会科学的主要命题不是外部或形式的机械化，也不是表现出纯粹的数量勾稽，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相同具体概念及思维模式的情景分析。更进一步说，每个社会科学的分析都与观察者之无意识来源及评价、以及社会科学之批判性自净与日常生活的批判性自净关系密切。一个对变化之社会学根源缺少基本兴趣的、认为社会生活的困难（社会阶级之紧张关系）、仍未在自身经历中发现憎恨方面之观察者，不可能会在一个位置上，来看基督教伦理的各阶段，也无法说出任何理解其意义的内容。正由于该观察者在某种程度上参加了对低级阶级统治的斗争之评估，在某种程度上正面或负面地评估了社会憎恨，所以他才发现了社会紧张及憎恨的动态意义。低层阶级、社会优势地位、憎恨是有意义的原生概念而非正式概念。如其需要被正式化，以及其内在价值被抽离，则正是因憎恨带来了良好新颖的规则之情境下，其思维方式之特征将是不可想象的。其越审视憎恨一词，此种非价值描述之态度实则充满了评价这一事实便越清晰。如果这些评价被弃之，则思想便失去其具体性。进一步，如果思考者无意于重建憎恨之感觉，在早期基督教遇到的情境中弥漫的焦虑，于他而言则完全无法理解。所以，有目的的意志也是理解情境的来源。
为了在社会科学中工作，个体必须参与社会进程中，但该参与集体无意识之努力并非意味着参与者歪曲事实，或错误的看待他们。相反，参与社会生活的生活环境是理解其内在属性之前提。思考者选择参与的类型决定了其如何发现其问题的方式。对于量化元素的忽视及对于意志的完全限制，并不构成客观性，而是否定客体的本质性质。
但是，与此同时，偏见越大，客观性就越大，这种认知是不对的。在这个领域，有一种特殊行为模式的内在动态，通过自政治热忱到智力控制的方式，就可以获得。生命运动之本身，在最严重的危机中，会提升并超越自身并意识到自己的极限。那么意识形态及乌托邦在政治上的复杂性变成了社会知识学的主要关注点，由于不同政治目标的相互破坏和贬值而产生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成为了一种拯救手段。因此，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迫使我们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控制，并且产生一种新的客观性概念。
对于生命本身，无意识未被发现着生活，这显得过于不可接受，也是历史上关键的科学自我意识的前提。在个人生活中，自我控制及自我纠正，只有在我们原本就盲目、重要的前进中遇到障碍，让我们回到自身的时候，才会发展起来。甚至在我们自己生命中，只有无意识动机变得能被有意识的控制时，我们才能成为自己的主宰。人类获得客观性，以及他根据自身对世界的概念获得自身的途径，并非通过放弃其自身之意志，及搁置其评价，而是通过面对和检查自己。这种自我启发之标准就是，不单是客体，而且是吾人自身刚好在视野范围之内。吾人可观察自己，并非简单如一已知主体，而是如一个至今隐藏的角色，在一个无法理解的情境之下，出于某种吾人尚未了解的动机。此刻，我们的角色、动机、类型及经历世界之态度的内在联系突然自现其意。所以，这些经验的悖论，即社会定位相对解放的机会，随着对于该定位的理解深入而增长。这些天天讨论人类自由的人就是那些最屈服于社会定位的人，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怀疑他们的行为是由他们的利益所决定的。与比对比的是，与此相反，正是那些坚持认为社会定位对行为有无意识影响的人，努力尽可能地克服这些决定因素。他们发现了无意识的动机，以便使那些以前统治他们的力量慢慢变成为有意识理性决策的对象。
关于我们对于世界认知的广延性，与个体对于个性的自知及自控的增长关系紧密，这种现象既非偶然，也非次要。个体的自我延伸过程是各种情境定位知识之展开的典型例子，比如，对任何一种知识而言，都非对于事实的简单信息的堆叠及其因果关系，而是在生命过程中对内在相互联系的理解。而内在相互联系，只有通过诠释来理解，并且这种对世界的理解的每个层次都与个体的自我净化相联系。这种结构让自我净化使得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得以延伸，而且这种结构获得的不仅是个体的自我认知，而是集体自我净化的标准。这里同样要强调，只有个体才有能力进行自我净化（所谓群众思维是不存在的，或者说，集体无法进行自我净化，就如其无法思考一样），个体是否能发现这些形成其独特思考及行动模式的无意识动机，或他在自身动机和态度中，意识到这些将其维系为集体成员之一的元素，两者存在非常大的不同之处。
自我净化的阶段之次序如果完全是一个随机事件，那这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个体之自我净化占有一席之地，自我净化的社会来源是不同个体面临的共同情境。但是，是否我们现在不管是考虑个体自我净化或集体自我净化，两者存在共同点，即他们的结构。该结构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如今世界的确成为一个问题，但并非是作为一分离于主体之客体，而是它已经影响了主体的经验结构。现实于自身扩展过程中呈现于主体前，因而被发现。
现隐藏于吾人并非带入于认知论的，是政治学及心理学的知识，其有所区别于机械知识。有别于事实与统计数据的单纯罗列，而近于情境决定的知识模式。
一旦社会学与情境思维模式之间的联系变得明显，我们就有理由来寻找该思维模式的正面影响及其限制、危险。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种危机和不确定的状态下开始我们的出发点，在这种状态中揭示了这种思想的危险以及自我批评的新可能性。
如果该问题被以下观点所攻击：这种已经成为更为不能忍受的公众生活之悲哀之不确定性，成为了现代社会学获得全新视角的土壤。这会演变出三个趋势：其一、集体无意识之动机之自我批判，其决定了现代社会的思考。其二、能解释思维随社会历史之变化而变化之原因的全新类型思想史的建立。其三、我们至今未将思维之社会属性给予充分考虑的认知论的修正。知识社会学就是怀疑之系统化，所谓怀疑即是社会生活中发现的不明确之不安全感及不确定性。本书旨在1：将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更精准的理论表述、2：将使吾人于日渐精准之标准上，区分及分离不同之思维模式，以及与产生它们的群体联系起来。
没有什么比坚持认为一些思想是封建主义、资产/无产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的更为简单，只要没有任何方法来分析证明，或者没有任何标准来主导证明过程。目前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详细阐述和具体化这些假设前提，使之可成为归纳研究之基础。同时，我们现实中遇到的各种事，都必须以比我们过去习惯的更为精确的方式进行分析。我们的目标就是：其一、涉及到思维范畴的意义分析彻底改进，以至于大量无差别的概念和术语被越来越多准确的、细节的多种思维模式特性所替代。其次、完善重构社会历史的技能，使人们能够把社会结构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分散的孤立的事实。
把意义分析和社会学的情境分析结合起来，大有可能提高精度，假以时日，甚至有可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比较。此外，这些方法有个优势，就是它并非一定要忽略意义的不可控，而是刚刚好相反，它将意义的解释变成了一种精准的工具。如果知识社会学的解释工具真的在把握精度方面有所成功，并且社会生活对于智力活动之重要性可能得以通过更精准的关联进行呈现，那么它随之而来的自身优势在于，于社会科学中不再需要为了精度而放弃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因其无可否认，从自然科学方法向社会科学的转移，渐渐导致一种情境，即个体不再询问其想了解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在社会发展中下一步的关键决策是什么，而是希望仅对那些根据某些已知方法进行量化的复杂事实进行处理。个体不再尝试在已知状况下，以尽可能高的精度发现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是倾向于认为那些可量化的才具备重要性。
在当前发展阶段，吾人离对知识社会学的相关问题来明确表述尚远，吾人也未对意义的社会学分析进行终极修正。有些长久以来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感知，也没有作过全面思考。对于此类问题，由于受到16世纪到18世纪思想和经验革命的影响，衍生出了科学论文的形式。那个时段思考者使用的技巧，是马上深入手头上，长时间多角度观察过的这些问题，并最终发现和启发关于思维和存在的边际问题。
这些研究是使用一种新的观看事物的方法，和一个新的对各问题的解释方法的尝试。
这种对于思维的态度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里那里的重复为什么没有被删掉及把矛盾解决。没删掉重复其原因是同样的思维以新形式呈现时，因此以新的眼光加以揭示。矛盾没有解决其原因是作者认为一个理论草图总是隐藏了多种的可能性。他还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从相互矛盾的思维形式中产生的各种观念，在同一个思考者那里在同时产生。吾人不会注意到这些观念，只是因为一个系统性的思考者会把这些矛盾处隐藏起来。这些矛盾对于一个系统的思考者来说是一种挫败。而实验型的思想家往往从矛盾中觉察到一些出发点，进而使得我们目前处境基础的不和谐的性质第一次真正能够被诊断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