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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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 9月的一天，一个男人带着一个高加索女人和六岁的孩子重新回到柏林，没有人知道，他们通过的那个站台，四十多年后会被炸成冰冷的瓦砾，没有人知道，再过一百年，这个哥特式建筑的火车站会变成欧洲最漂亮的轨道枢纽站。这或许就是命运的魔力。他们疲惫不堪地参观了勃兰登堡门，往日的辉煌不在发烫的垣壁上，萧条的经济形势让人变得冷漠和匆忙。那天的印象是灰色的黑白照，炎热的季节，油腻的过期肉和酸菜。

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争中，当那个炸伤腿的年轻人趴在泥泞的战壕里发抖，相似的印象在脑海浮现：嘈杂，炎热，嘴角的血腥得像油，使人口渴，犯困。

他奇迹般地没有死。1919年10月的一天，他坐在汉堡大学的体育馆里答题。他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交的卷，战争留下的狂热被抑制于务实的日耳曼血液中，变成一种内敛的睿智。教授们传阅着他的答卷，似乎文不对题，但却是包罗万象，因为他的答案并不固定，而且变化多端。他的答卷似乎被标注了音符，可以被吟唱，又好像可以被拆解成数列和方程，也仿佛是一幅流动的画卷。就这样，他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拿到了文学和政治学学位。他和教授们去酒馆庆祝，意味深长地听他们谈论“兴起的共产主义”。第二天凌晨，他从那个德国姑娘的床上偷摸地爬起来，登上了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高加索人固有的偏执和苏联共产主义理想给了他不再回头的借口。从苏联取道中国，再从满蒙地区来到日本；欧罗巴女人魁梧的身影在他记忆里慢慢淡去，一个天真羸弱的日本姑娘抚慰着他早熟且坎坷的童年。

1941年的冬天，战势如近江屋瓦葺下的冰棱，锐利、坚忍。他如期来到邮局寄出又一篇云山雾绕的学术报告。回去的路上，路人看他的眼光变得深邃，每一双黑色的眼睛里似乎都有一只惊起的白鹭。夜里，他把情妇叫到公寓，从她身上得到一点快乐，然后睡的像石头一样，没有一点忧虑的迹象。那时只有他自己知道，凝望伟大的深渊需要怎样的勇气，他用辉煌的凯旋和战争的胜利鞭笞着自己。

现在，他在我手上。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眼前的这个男人。如今他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其他人迫不及待地想置他于死地，包括那个“天真”的日本姑娘。这种感觉会让他再次想起辗转的童年和战争的阴影。在他以往寄出的学术期刊里，我破解了隐藏的情报：它们形容结冰期的道加瓦河，它们指向瓦尔代丘陵的南北走势，它们融于南西伯利亚的白雪，它们计算出斯拉夫神话里遥远事件的日期，它们排列成对维列斯的赞美诗；它们可以被吟唱，被开解出方程式，展开来，我还看见了理想国未来辽阔的疆域和遍布的节令。

我读完了佐尔格的一生，下令行刑，在我们的眼中，都藏着陈年的浆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