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史凯
生不生孩子？这是个问题！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3亿人。其中，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创下历史新低。
综合相关数据不难发现，近年来中国新生人口逐年持续下降，特别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人口增速放缓，一定程度是中国经济发展、城镇化等形成的结果。出生人口减少，与中国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生育观念变化等有关。
人口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出生人口下降与老龄化加剧引发了中国对于未来劳动力供给等多方面的担忧。
自2021年“放开三孩”政策实施以来，为了鼓励夫妻生育三孩，各地政府可谓操碎了心，大力完善各种配套措施，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或是减税降费、或是惠及孕产妇、或是发展公办和普惠性幼儿园、或是增加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等。今年，各地为“催生”继续放大招，18省将“三孩”政策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有些地方将生育政策与购房补贴相挂钩，激发生育意愿。但目前来看，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仍很低。
前不久全国两会期间，生育问题也是热议话题，众多委员为此建言献策。长久而言，提振生育的着力点在哪？
育龄妇女缘何减少？
按官方公布显示，当前中国人口总数仍居全球第一，但出生人口数逐年下降。
2015年10月起，中国开始实施“普遍二孩”政策，结束了长达36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回顾“二孩政策”实施7年来的出生人口情况，不难发现出生人口数逐年下降：2016年出生人口为1786万；2017年为1723万；2018年为1523多万；2019年为1465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
新生儿数量的逐年减少，与“放开二孩”政策希望看到的结果并不相符。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一个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曾表示，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列规模，1962-1975年以及1981-1997年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人，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影响育龄妇女总数。
宋健认为，未来一段时期，1981-1997年高出生队列仍是中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从1992年生育率的水平就掉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便开始孕育人口负增长的能量了。从1992年起，中国人口的内在增长率已经由正转负了，出生数已经不到2个。人口的再生产实际上已经为减缩型，但是为什么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加，那是因为前面有很长一段时间人口正增长的一个惯性作用。当惯性作用彻底消除之后，那么人口总量的增长则必然会转为负。”
据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990年的21.06‰下降到1997年的16.75‰，之后出生率持续走低。以往的出生率走低不仅影响如今的育龄妇女人数，还影响适婚年龄人口数。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起，出生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是如今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这一变化既在意料之中，也与之前的预估相符。
从总人口的视角来看，适婚年龄人口数减少对应结婚人数下降，结婚人数下降也将导致出生人口数减少。
年轻人为啥不愿生孩子了？
抛开客观因素，出生人口走低有着多重因素影响。有人说，过去很多育龄妇女25岁就生育，而现在可能超过30岁仍然未婚，这直接影响了一孩的出生数量。
杨金瑞表示，年轻人婚育观念发生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在北京互联网大厂上班的一位女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如今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很多人结婚都比较晚，有不少人即使结婚了也不愿意生孩子，甚至还有人选择做丁克族、有人选择不结婚。一方面年轻人更加愿意享受自己的人生、爱自由；一方面现在生育孩子的成本太高，生育养育教育孩子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这些对于年轻人而言压力太大，很多家庭即使生孩子也只愿意生一个孩子，再生一个则难以承受。
在微博上，有网友曾做过一个估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至少需要花费100万元。尽管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不得而知，但如今生养教育一个孩子所需要花费的财力确实不小。从怀孕时候的各种产检、营养供给，再到孩子出生之后所需要的尿不湿、奶粉、玩具、婴儿车等等，再到长大之后的教育投资等都是不小的花费，很多人因此不愿意多生孩子，负担不起。
还有年轻人表示，都说孩子是“婚姻”的试金石，很多生完孩子的家庭，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婆媳矛盾、夫妻冲突、育儿问题等等。这也是让年轻人对生育孩子望而却步的一方面原因。
杨金瑞表示，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如何提高社会生育意愿？
在多数学者看来，人口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中国作为人口大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体现出了人口优势，即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实施了差异的人口政策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如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以加快经济发展；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决定适时出台完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并于2016年1月1日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而就当前的状况，出生人口的持续下降，势必会造成未来劳动力脱节等现象。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中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中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只要年轻人愿意生孩子，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但如何提高社会生育意愿，成了最大的难题。很多地方为鼓励人们生孩子、生二孩、生三孩，推出很多相应政策，包括给予一定奖励，但似乎仍未激起年轻人生孩子的意愿。
原新告诉记者，由生育政策决定生育率走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生育率的变动越来越接近于发达国家，已经转成一种内生性的动力了，受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水平、男女平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所以低生育率的稳定，由内生性因素来决定，基本上也就稳定了。
“未来提振生育率，要从内生性变量上面去找原因、提对策。提升生育率与社会发展、产业发展、住房、教育、医疗等各方面都息息相关，人口发展要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发展相适应。”原新认为。
以降低生养成本来鼓励生育，被众多专家所提倡。有专家称，应降低生育成本，改善生育预期，让正常的生育观念逐步回归。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配置、就业和失业保障、降低家庭税负、健全养老保障、住房改革等方面需要系统推进。
宋健也表示，未来需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南京大学高传胜表示，走向富强的今日中国，需要结合国内外竞争态势，重新审视当前涉及人的生、养、育和用等诸多环节的政策。在生育方面，如果还不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可以对生育政策作进一步的结构性优化，让综合条件比较好的中等收入家庭可以生育三胎甚至四胎；在抚养方面，如何将全民健康管理的政策真正实施起来并发挥效果则是头等大事。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业发展受到太多的体制机制阻碍，亟待解决；在教育方面，将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的社会人、理性人作为教育要旨。改革现行教育体制、教学方式与方法，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的需求；在用人方面，切实推进负面清单管理，将“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让人有发挥其潜能与创造力的宽松便捷有利的宏观环境，则是积极应对中国人口社会风险、实现人才强国战略、培育创新驱动优势的最后一公里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