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烟雨一城人(二)

那时我还小,十岁多一些。后秋。

妈指着不远处地埂上正踏着小步远足的我对爸说:“杨六你快看,宝贝儿子给你领儿媳妇去啦。”

妈的话音不算大,可我听的清晰。从妈传来的声音可以判断出,她温柔的目光跟着我瘦小的身影走了很久。我没有扭头去回赠妈,但心里却骄傲的紧,甚至有点颤抖。因为我知道,那是妈第一次把我作为一个成人看待,应该说是小大人。

穿上妈刚给买的蓝色线衣和嵌着一颗闪闪发光星星的黑色皮鞋,令我走起路来有些做作,生怕被泥土把装束给染脏。

“回来啦?”妈问。她正坐在塑料小方凳上弯腰翟蘑菇,那五桶蘑菇是妈跟爸趁我去学校那些天去泰安岭的一个山坡上掰的。

下过一场雨,那个地方就跟猴身上的虱子一样密密麻麻爬满蘑菇。最开始,几个具有探索精神的村民提着小小的菜篮子装回不太多但个头儿极大的蘑菇来。再当他们满心欢喜地带着水桶秘密折返的时候,这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传遍了乡野。

爸妈也凑热闹。在掰蘑菇这事身上,大多数人还是极感兴趣的,就跟摸牌一个道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张遇到的会是大王还是小3。

雨后的蘑菇真的会像童话中小雨伞似的顶出地皮。人们把右手伸出两股叉像掐香烟一样从湿漉漉的泥土里将它连根拔起。洁白无瑕的根柱下面会拖带着一些泥土,这给后续的清洁造成了小小的麻烦,不过那并不会令人觉得繁琐,恰恰相反,人们会认为那是一种胜利,一种完完整整的胜利。

“恩。”我点点头,看着妈右手边那摊晒得蔫儿了吧唧排兵布阵似的蘑菇问妈:“妈,今儿中午能吃香菇包子不?”

妈手里继续翟着蘑菇,眼睛直望着我笑,她说:“儿子,你要不怕跟刘三白一样流哈喇子,妈中午给你包它十个。”

“刘三白是谁?”我好奇地问:“他为啥流哈喇子?”从妈的话里我料定,这个刘三白流哈喇子跟吃蘑菇必定有什么关联。

我那个时候嘴很碎,整天劈里啪啦说个没完,尤其在问问题这方面。后来回忆起,我想不明白妈究竟拥有什么神通能使她跟我这把机关枪一起心平气和的生活过十几个年头。

妈说刘三白贪嘴吃了没晒透的杨蘑,侧躺在床上,嘴巴里不停地窜出黏黏的黑色哈喇子,流满一泔水桶。

妈的手做惯了家务活儿,看上去略显粗糙、厚实。妈拿一把笤帚跪在晒满蘑菇的油布上把蘑菇扫出一个圆锥形。妈递给我一把洗干净的小铁铲,它原先是往灶火里铲煤用的,所以浑身的黑迹再怎么洗也洗不掉。我像铲煤一样两手握在铲把儿上将干瘪扭曲的蘑菇送到一只新桶里。

妈说:“明儿再晒一上午,中午妈给你蒸包子吃,后天你去学校走妈再给你拿十个。你吃五个,剩下五个分你生活老师吃。”妈说话时并没有看着我,仍在唰唰唰的扫。

“我才不分给她呢。”我十分嫌弃的说:“她又不跟我好。她喜欢的是薛永帅,买了零食从来不分我们只给他吃。我们都说他俩是在搞对象。”

妈听后哈哈大笑。

“你们一群小孩子懂得什么叫搞对象呀?”妈说。

“就是亲嘴儿。”我毫不避讳很肯定的说:“我们都知道。”

我找来一根光溜的短木棍帮妈把三桶半蘑菇抬进第三个家。那是一排五间小东房,从南到北我们依次命名为第一、二、三、四、五个家。除了第四个家老房东刻意留给他儿子过年时回来小住外,我们租下其余四间。我跟爸妈住在第一个家。第二个家没有炕,里边儿供着一间小佛堂,还有一张破了皮的旧棉沙发,只有在迎接尊贵的客人时才拉出来充充门面,其他情况下实在用不上它,甚至有些碍手碍脚占地方。第三个家有一张双人床,是用两张小床挤在一块组成的,可以睡三个大人或四个孩子。第五个家当年是我的梦魇之地,一个充满探险但极具恐怖的黑色地带。那儿面对面放着两只货架,塞满了各种爸妈关停小卖铺时的存货,我可以在那儿发现带月牙的铅笔刀,变了形的白色巧克力,还有印着只穿一件比基尼美女的扑克牌。第五个家常年没人打扫,里面有一股神秘而古老的霉酸味儿,加上玻璃模糊不堪,那儿显得格外阴森恐怖。

妈是个做饭的行家。包子上拧出的纹路均匀紧凑,揭开锅盖,蘑菇参着面香味儿穿过水汽直侵肺腑。要不是妈拦着,我真恨不得抓起四个同时塞进嘴里,看得我直流口水。经妈手中蒸出的包子,我从来没见过破皮儿流汤儿的。我像一头饿了三天的小狼,妈看着我一手掐着一个吃直发笑。

开学的日子总是来的飞快。当时教育部明令禁止,要求所有小学不得两周连起来上课,周六周日必须放假,因此我们每周都可以回家。妈用一只塑料袋套着另一只装了十个包子,临上车前再次嘱咐我分老师五个。我没有照做,将一半分享给了很爱踢我屁股姓谢的一位高个子姑娘,因为我知道那没有恶意。

我是以差等生的名义被分配在四小二班的,我坐在讲台左边的雅座上,据说右边的那位秃头小子连年考试倒数第一,被语文老师称作“精致的淘气包”,挨过的手心儿比他解过的数学方程式还多一倍。

二班的前门正对着通往校门口的走廊。走廊的右边是一食堂的后门,周五上午会有一群洗蒸笼绒布的肥胖大妈在那儿出现,左边是一排办公楼。吸引我眼球的不是那间食堂,更不会是大妈,因为我们寝室是由生活老师带队集体去二食堂吃饭的,要穿过一排常规教室、一排多媒体教室、一排女生宿舍楼才到。最能博我眼球的是一食堂后门所在的那面墙,那是一面有魔力的时间墙。

早晨,太阳将光芒洒向白白的屋顶,洒向嫩绿的松树树冠,也洒向那面墙。办公楼遮住多数光线给那面墙留下大半的阴影,只在上部露出一点点光亮。

经我深入调查发现,上午第一堂课上课铃打响时,日光刚好照亮两行红砖,明暗交界线定在红砖下面的水泥缝处。第一堂课是不敢走神的,无论是语文老师还是英文老师打人都会下死手,前者明文规定走一次神赏十下手心儿,后者还算仁慈让你讲笑话,还不允许讲别人说过的,只要讲不出或是没人笑等着你的将是手心儿二十下,因此每周我都会缠着妈给我说笑话,当然我未曾告诉妈它的用意何在。

打响第二堂课下课铃时,那条明暗交界线将会定在第十六行红砖上偏下的位置。每当线条挪至第十六行红砖,我便开始有些坐立不安、灵魂出窍,思绪早已盘算起到底是买一包辣条好,还是一根豆沙冰棍儿好。辣条甜滋滋、冰棍儿酸溜溜,实在叫我左右为难、无从抉择,但口袋里的零花钱往往不允许我二者皆得。

第四节课是最难熬的,明暗交界线要到从地面数第三行才打下课铃。并非这节课时间长,而是二食堂香喷喷、暄乎乎的馒头在召唤我,它一遍又一遍轻轻地呼喊我的乳名。

生活老师是一位二十五岁长发齐肩的老姑娘。曾有传闻说她至今未嫁的原因是不能生育娃娃,我时常替她感到惋惜,虽然性格凶悍了些,人长得倒还不坏,可以说很漂亮。

她的身体永远散发着一股若即若离并非香水的香味,我们给她起绰号叫“香姑娘”或“老粉陀”,多数是前者,只在她发很大脾气时才称她“老粉陀”。

香姑娘没有单独的寝室,吃住都跟我们在一起,她用两块窗帘隔出一张单人床大小的空间,那儿是她的司令部。

她有诸多的坏习惯。

一天夜里,她明目张胆地将隔壁宿舍的那位男老师带上了床,窝成一团发出叽叽的撒娇声。最令我们心奇的是,她常常仅凭几声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就断定我们都已进入梦乡,竟然只穿着内衣蹲在地上吭哧吭哧洗衣服,殊不知十几双眼睛狙击手似的偷瞄着她白白的大腿跟两片灯笼似的屁股蛋。

为此我感受震惊、乍舌。

跟我同班的程姓小伙考试连年第一,被奉为神童。他的妈妈是第四女生宿舍的生活老师,因此他有十足的理由跟女生在一个寝室生活。从他口中,经常能得到有关第四宿舍的女生们的各种日常小秘密,叫人听的津津有味,同时也羡慕他跟贾宝玉一样花花绿绿的生活。

学校内唯一的小卖铺是位姓高的副校长开的,由一位表情木讷梳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子打理,忙不开时也会有一位头发花白的精干老太窜忙。这位姓高的副校长人品实在不咋地,有时会做出一些官报私仇的行为。

一个周日的午间,我跟一个伙伴从校门口的商店买了笔芯儿有说有笑的往回走。这位高校长气汹汹地立在连接操场跟教学楼之间的门洞里,摆出一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架势,嘴巴上咧,眼珠外瞪, 两条眉毛平行地竖在一起。他将拳头远远的抡在背后,在半空甩出一条圆弧,锤碳似的砸在我胸口。当我眼前不再漆黑、能喘得过气时,我发现我的伙伴跟我一样躺在了地上就在我身旁。

我俩互相搀扶着踉跄的走往宿舍,香姑娘早在走廊的尽头处严阵以待。她侧着身子虎视我俩,肩膀一抖一抖的,我几乎能看见从她鼻孔冒出的两股气柱。不由分说地,老粉陀给了我五拳外加十二个巴掌,我的伙伴并不比我挨得少。

自那之后,我再也没去过他家的小卖铺,包括校门口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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