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05读书笔记

阅读1小时，总计1013小时，第977日

阅读《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 第六，七章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北方的各种非华夏势力被发动起来，最终他们脱离司马氏诸王的控制，攻陷了洛阳。华夏的晋帝国退守南方，北方从此开始了被史家称为“五胡十六国”的时期。正如这一名称所显示的，学者一般从族群的视角去把握此时期的历史，从而得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相继兴盛与扩大、又衰落而消失的图景。因为族群被看作是这一时期历史的主体行动者，所以族群间的融合，如汉化、胡化、华夏化、鲜卑化等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而解释这些变化，主要从语言（胡语和汉语）、姓氏（胡姓和汉姓）、生产生活方式（游牧与农耕）、社会组织（部族与编户齐民）、官僚制度（胡制与汉制）等方面进行。从这一路径进行的研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构成了我们对五胡十六国史的基本

崔鸿因为尚未收集到常璩所撰《汉之书》，竟至辍笔以求。如果没有此书，关于成汉的资料就会变得过于简略，与其他各录的撰述风格不合。这也从反面说明其他各录都是以详细的国史为基础撰写的，“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之言不虚。根据崔鸿之子崔子元的上奏，崔鸿直到魏正光三年（522）才终于购得常璩《汉之书》，前后搁笔等待了12年的时间。崔鸿执着地寻购《汉之书》，不是因为在他的观念中成汉是十六国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是他知道常璩这本著述的存在。

一方面，用这些史料直接得出十六国君主华夏文化修养深厚，不免低估了史料文本与史实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这些不断模仿、复制的文本得以产生，正透露出十六国政权的政治文化并未远离华夏帝国的传统。这些文本与政治文化氛围一起，塑造着君主、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的文化认同，最终将史书文本中的“历史”变成历史，让十六国北朝重回华夏帝国的轨道。

天赐品制的性质实在难以简单定论，它虽有魏晋官品的外形，却又过于疏略，而且六品以下作为选官资格的等级而非现实官品；它虽与九品官人法有形似之处，仔细观察，实在又大相径庭。前四品的性质更类似官品，后五品则具有候补任官资格的性质。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天赐品制”。

道武、明元时期，爵往往和重大行政职权、丰厚的经济利益、优越的特权和礼遇等联系在一起，而且比官更牢固地附属于个人，更能合法地传递给子孙。联系上一节论述的天赐品制中爵官叠压、爵为官的目标，现在可以得出结论：北魏前期，官僚制度尚未成熟，在社会利益的分配秩序中，爵充当着更重要的标尺。可以说，北魏前期是一个“爵本位”的社会。

自匈奴以来草原游牧政治体已经摸索出适应游牧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分散君主制——即单于与诸王、将的联合统治，草原传统的政治体制与华夏制度中的封爵制更为接近；鲜卑、乌桓诸部比匈奴更加分散，且缺少总领诸大人的“单于”，其政治常态是部落林立，由大人分别统治，大人们的个人名号以“官号+官称”构成，又常被冠于其部落之上，成为政治权力的标志，而“官号+官称”的组合与“爵号+爵称”也具有很强的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