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在一场介绍自己的新作《剥洋葱》的采访中，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广泛誉为“德国最知名的作家”的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揭开了自己隐藏了六十余年的隐痛：在被纳粹德国的熏陶中长大的他，曾经在轴心政权灭亡的前夕参加过纳粹的党卫军装甲师，直到1945年4月被盟军俘虏。
瞬时间，文学世界如同一颗炸弹被引爆一般，所有人都在讨论格拉斯：究竟世界应不应该原谅这个为德国文学和社会做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的耄耋老人？应不应该因为他在17岁时，在无法观察到外面世界的限制下做出的错误举动否定一切他在此后的人生中做出的努力？在《剥洋葱》中，格拉斯自己坦诚相待，直言不讳地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要冒着失去一切名誉的代价告知天下的原因：“最终这段历史终将出现。”
是的，无论诚实与否，无论遮羞与否，以格拉斯的影响力，他那段不堪入目的过去不会永远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德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在《纽约时报》曾这么评价格拉斯的举动：“愤慨…是一切情绪中最令人满意的。没有什么比这种优越感更能抚慰人心的了，这种优越感让我们觉得自己比那些犯下了我们确信不会犯下的罪行的罪人更优越，这让我们可以轻蔑地撅起嘴巴:原来又是一个泥足巨人!”
这场复杂的，哀怒交织的争论的大爆发，彻底的淹没了2006年的德语文学界，也让另一个“泥足巨人”的举动突然变得不为人知起来。人们忘记了去谴责他的所作所为，忽略了他在数月前的一场葬礼上的那场演讲，就如同这些从未发生过。
13年后，这名泥足巨人突然再一次冲进了观众的视野：原来人们发现他与格拉斯一样，也可以享受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鼎盛赞美：2019年10月，瑞典学院宣布将会将2019年的荣誉颁发给彼得.汉德克，一名凭借如《骂观众》等创新性作品留下深刻印象的奥地利剧作家。这一刻，人们的回忆突然又到了2006年，又到了那场臭名昭著的演讲。
那场演讲，发生在塞尔维亚的北部小城市波扎雷瓦茨，在军事独裁者，塞尔维亚前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的葬礼上。
1989年，奉行排外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策的米洛舍维奇成为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第14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作为当时早已摇摇欲坠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重要成员，米洛舍维奇一再利用渲染宗教，文化，语言和习俗上的区别来团结当时占人口优势的塞尔威亚族人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掘地三尺的无尽剥削。忍无可忍的其他共和国和塞族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就此造成了惨烈的南斯拉夫内战。南斯拉夫内战错综复杂，但是这场相残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在1995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5年7月，不顾欧洲共同体，北约和联合国频繁力主停战的施压，波黑当地由塞族人组成的“塞族共和国”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下令无条件屠杀所有居住在塞族共和国控制地区的波斯尼亚穆斯林难民。由于语言，文字和宗教的不同，米洛舍维奇和卡拉季奇对这些手无寸铁的普通平民十分忌惮和厌恶，将塞族士兵死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的责任推给了所有的波斯尼亚人。为了震慑波黑，从而获得波黑战争的胜利，在全世界的聚光灯前，塞尔维亚军队举起了自己残暴的屠刀：短短十余天，超过八千名波斯尼亚男子和男孩在波黑小镇斯雷布雷尼察被集中枪决。
波斯尼亚的女性没有面临大规模的枪杀，却要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凌辱和摧残：在波黑的各个地区，塞族士兵设立了“强奸营地”，将所有被集中驱赶的女性难民在指定地区进行集中的大规模侵犯。即使在联合国的聚光灯下，这些暴行也从未停止。
几个月后，通过签署和议，波黑战争就此落幕，波黑成为了一个全新的独立主权国家，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边界上相互自我管理。这场战争导致20万人殒命，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妻离子散。
面对着诸多国内外政治压力的米洛舍维奇在2000年落选，失去了独裁者的宝座，并且在一年后被时任塞尔维亚总理的佐兰.金吉奇（Zoran Đinđić）下令逮捕，送往海牙国际战争罪法庭接受审判。2006年，在他的罪行尚未被审理完成时，一场突发的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让他未能接受应有的审判。
一周之后，在他的家人的要求下，米洛舍维奇的灵柩被运回了他的出生地波扎雷瓦茨。在那里，他可以接受顶礼膜拜，可以被认作保卫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
新闻并没有完整地记载汉德克在葬礼上演讲的全文。最初的报道援引他的话说，他参加这场葬礼是“为了纪念一位在上世纪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保卫自己人民’的人”。后来的故事，包括汉德克自己流传的一个版本，对早期的叙述提出了质疑，并声称他的悼词根本不是歌颂米洛舍维奇，而仅仅是由本丢·彼拉多（判处耶稣钉死十字架的罗马总督，《圣经》记载否认自己处死耶稣的责任）式的沉思构成的，他的思想状态，就和他所称自己的演讲内容一样:“我不知道真相。但我观察。我听。我感觉。我回忆。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来到这里，接近南斯拉夫，接近塞尔维亚，接近米洛舍维奇。”
这并非汉德克与塞尔维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早在战争爆发伊始，他就多次以各种名义到访塞尔维亚，亲自目睹了塞尔维亚军队的所作所行。但是在他记录自己观察的两部作品《河流之旅：为塞尔维亚伸张正义（Eine winterliche Reise zu den Flüssen Donau, Save, Morawa und Drina oder Gerechtigkeit fürSerbien）》和《冬季旅行的夏日附录（SommerlicherNachtrag zu einer winterlichen Reise）》之中，他对战争中所听闻西方媒体报道的种种暴行的叙述嗤之以鼻，将斯雷布雷尼察的暴行称作一场“塞尔维亚人的复仇”，甚至暗示这场惨祸不过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对抗政府自食其果的必然结局。在其中一段记述中，汉德克将塞尔维亚人在战争中的经过和遭受的指责比作被纳粹德国大规模灭绝的犹太人的境遇。
汉德克战后访问了斯雷布雷尼察，并在著作把围困那里穆斯林的塞族人比作“自由战士”，还把他们的行为比作美国原住民伏击入侵他们土地的美国定居者的车队。“难道印第安人不是在为他们的自由而战吗?”汉德克曾这样在《冬季旅行的夏日附录》中写道。然而，海牙法庭的记录明确显示，在塞族人围困斯雷布雷尼察，通过围城这种残忍的方式逼迫穆斯林离开之前，该地的主要人口始终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根据记者彼得.马斯（Peter Maass）整理的资料，汉德克在1998年曾经到访过一间名为Vilina Vlas的酒店。这家度假村曾一度被塞族士兵临时改成“强奸营地”，造成了数不尽的人伦惨剧。那时的他通过出版《河流之旅》和《冬季旅行的夏日附录》，已经在塞尔维亚被人们称作“金钱买不到的民族英雄”，是这个巴尔干国家万众瞩目的人民偶像。在和汉德克同行的人中，有着恶名昭彰的托马斯.戴希曼（Thomas Deichmann），一名以否认波斯尼亚战争暴行为生的德国作家。有戴希曼在身旁，与自己在塞族地区众星捧月的荣耀，不知道汉德克此时还能否听到酒店中依稀飘荡着受害者们的无助哀嚎。
在整理汉德克的全部资料时，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他的南斯拉夫护照，并且将其在2015年发布到了他们的官网上，作为研究汉德克的参考材料之一。直到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这份足以让他失去奥地利国籍的护照没有引发任何波澜。在那个内战频仍的年代，相信塞尔维亚并没有热情给普通人授予公民身份。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这份护照不过是米洛舍维奇对汉德克在著作中为他的辩护投桃报李的嘉奖。
有据可查的记录几乎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寻找到对于汉德克在葬礼上致辞的回应。没有什么文学组织和个人指责过汉德克这番颠倒黑白，枉顾是非的说辞。所有人都知道汉德克的名气，所有人也都知道米洛舍维奇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独裁者，但是好像没有人愿意在这二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谴责和批判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无数在战争中惨遭毒手的波斯尼亚平民熟视无睹的汉德克。是格拉斯自我揭露的“丑闻”太过恶劣，让他们全部选择性失明了吗？
显然不是。在那场葬礼上，除了汉德克之外，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同样坚决反对北约介入战争，从而成为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的英国文学巨匠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也在场，同样发表了言辞激烈，大肆批判西方话语霸权的演讲。
法国最知名的剧院之一的法兰西喜剧院的经理马塞尔.波佐内（Marcel Bozonnet）在听闻了汉德克的发言之后，决定公开拒绝再次表演汉德克的剧本。欧洲文学界大规模的不满很快爆发了，但是针对的对象却是波佐内。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同为奥地利知名作家的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的批判尤为激烈，声称禁止汉德克剧本上映的行为是在“沿袭独裁统治下文化机构最糟糕的传统，把那些制造麻烦的艺术家驱逐以逼迫他们保持沉默”。
一位给独裁者文过饰非的作家，因为自己的作品被封杀，却被他人称作独裁统治的受害者。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汉德克的一生都十分桀骜不驯。他厌恶惯例，所以他一向只用写作来讲述自己错综复杂的的思维，和对服从情绪的本能反抗。他看不惯由格拉斯为代表的老一辈德语文学家面对困境的纠结情绪。24岁的那年，通过《骂观众》，一部措辞激烈的“反戏剧”，汉德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寻求自我的过程中，汉德克在文学批评家们看起来表现得很勇敢，一次次脱离自己在惯性中塑造的思维困境。他多次毫不掩饰地痛骂同僚，指责他们的虚伪，指责他们只会为观众讨好。
在《骂观众》里，没有故事情节，没有场次，没有人物名称。四个表演者唯一在做的事便是在舞台上羞辱观众，揭穿了传统戏剧的许多遮羞布。
“你们什么都没有思考。你们什么都没有想。你们跟着思考。你们没有跟着思考。你们是无拘无束的。你们的思想是自由的。在我们说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悄悄控制了你们的思想。你们有着隐藏的想法。在我们说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悄悄地控制了你们隐藏的想法。你们跟着思考。你们倾听。你们随之领会。你们并没有随之领会。你们没有思考。你们的思想不是自由的。你们是受压抑的。” 《骂观众》中这名表演者的一番肺腑之言，也许正是印证了汉德克2006年的那一天的所作所为是他一直秉承的信条。
在南斯拉夫战争中的一切被定性的行为，在汉德克的心中，恐怕也是因为西方的观众“什么也没有想，什么都没有思考”的自然产物。
文学界对于汉德克的评判无疑是割裂的。很多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自由而独立的人，是一个想要单独探究事实真相的勇者，他对塞尔维亚的赞美，不过是对于这场由西方势力介入调停的战争的话语霸权进行无畏的挑战。他们将汉德克的获奖不仅视作对于他写作能力的肯定，更视作对于西方主导话语的一次“积极的修正”。但是对于波黑和科索沃这两个曾被塞尔维亚政权蹂躏的地区而言，汉德克的言论带来的只有沉重的伤害。在诺贝尔奖官方推特问大家是否读过汉德克的著作时，一名大屠杀幸存者否定的回答，代表了他们对汉德克一系列行为的唾弃：“不，我们忙着寻找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他们被埋在汉德克否认存在的乱葬坑里。”
波斯尼亚作家亚历山大.赫蒙（Aleksandar Hemon）回忆道，自己儿时曾是汉德克的拥趸。他在作品中所塑造的复杂的空虚感和精巧的叙事结构让赫蒙赞不绝口。但是当《河流之旅》和《冬季旅行的夏日附录》问世之后，赫蒙知道自己曾经所托非人。他在批判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汉德克的一篇评论中写道，“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罪行现在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但波斯尼亚人通过惨痛的教训认识到，‘永不再犯’通常是‘下次见’的意思。”汉德克对于斯雷布雷尼察和米洛舍维奇暴行的否定，在他的影响力的推动下，已经让文学界陷入了大规模的认知失忆，对这段本应明晰的历史倏然间变成了“图坦卡蒙之死”一般玄奥的谜团。
研究大屠杀的学者伊斯雷尔.哈尔尼（Israel Charny）曾如此定性对于大屠杀的否定方式：声称死亡是政治领导人的疏忽或未经授权造成的，死亡人数没有报道的那么多，或者受害者是为了报复他们之前的杀戮而被杀。从方方面面来看，汉德克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屠杀否认者。欧洲历史学者埃丁.哈贾尔帕希奇（Edin Hajdarpašić）曾如此评价汉德克的著作：“汉德克知道不能把斯雷布雷尼察或对萨拉热窝的整个包围称为谎言。汉德克知道，如果一个人想要破坏事实的稳定，最好是问一些带有从句、虚拟语气、推测和其他时髦的停顿的问题，这样他的问题就不会有不正常的含义。”在看似诚恳的质疑下，汉德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成功地免遭应有的指责，却享受着无上的荣誉。
可能是斯德哥尔摩到斯雷布雷尼察太遥远了，远到让瑞典学院的学者们无法想象一段鲜活而血腥的历史片段。
但是那场人伦惨剧的亲历者没有忘记种族灭绝给他们带来的凄惨回忆，于是他们走到了萨拉热窝的瑞典大使馆，举起汉德克的照片，进行着无声的愤怒抗议。在战火平息多年的巴尔干，这位奥地利剧作家的奖赏再一次勾起了一段惨痛的过去，一段不愿揭开，却不得不重新面对的历史。
但是斯德哥尔摩到斯雷布雷尼察还是太远了，因为瑞典学院的发言人在一份冷淡的声明中宣称，虽然汉德克曾经发表过一些“语焉不详，考虑不周”的言论，但是尊重言论自由的基础让瑞典学院认为这些话仍然只是言论自由的根本基础，并不影响对他作品质量的界定。
可能很快人们就会停下来讨论这件事。我们的记忆可能会变成“汉德克是一名奥地利剧作家，他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枯燥片段。但是历史将不容许文学社会继续选择失忆，继续执着地选择性扭曲历史的真相。如若反其道而行之，这段历史将会永远成为不可饶恕的耻辱。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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