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红薯

早已过了庚子鼠年的立冬，正是榆柳萧疏，寒风瑟瑟的时节。在路上，会下意识地避让风中翻滚的黄叶，也会小心从高空跌落的鸟鸣。侧身的瞬间，就看见了一行行书写在庄稼地里，迎风挺立的词语。那就是红薯。

与它同行的玉米、水稻早已收割归仓，宽阔的乡村大地，轻盈、靓丽的是一片片规模化生产的应季蔬菜及作物。然而那些凝重在一隅逆风的词语，却读不出原本该有的寂寞孤单。被割过藤子的茬，又从一垄垄土埂上，冒出了十几厘米高的短茎，它们叶片清泠，霜露凝聚，宛如一把把明亮的短剑，潇洒地在风阵里穿行，发出嗖嗖嗖锐利的回声。

短茎下怀抱在泥土里的，就是红薯圪塔。别看它傲立在萧瑟之中威风凛凛，其实只是极其寻常之物，个子是矮杵杵的，叶子千万年以来都是笨重的墨绿色。在乡村，从来没有人家刻意种植它，它总是以匍匐的姿态，随意被套种在诸如玉米之类的臂弯或角落里。但在它笨拙的外表下，一锄头挖去，就是成串鲜活的果实，大大小小，欢天喜地的样子，溢满了农人的眉眼。

它天生一付死脑筋，从来没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的欲望，只一门心思往土里钻。生植能力远远超越其它的农作物。在夏日，农人会把春红薯的藤子割下来，选一巴掌空地，起一垄垄埂，用尖掌农具在埂上简单刨个窝，随意就栽下那一根根藤子，开始还是蔫拉巴几，稍经露水地气的氤氲，过不了两天，那些藤蔓就在土埂里扎下了根，枝叶舒展，显出生机勃勃的样子，一看就知道，它们已经牢牢地安下了家，打算认认真真生儿育女了。

在广袤的土地里它太普通。说是主食，与大米白面等相比摆不上案头，说是蔬菜又笨头笨脑。综合它不讲究环境和肥料，产量奇高等等特点，人们都称它们为粗粮。

方言里它又叫“红苕”。因为憨厚、随和、不拘小节荣辱，大家就喜欢拿它开玩笑。把老实人叫“苕娃”，是说这人不聪明；打扮不入时，叫“苕里苕气”；不顺眼，就说是“苕眉日眼的”等等。

小时候在乡下，母亲素描写就的烤红薯就是我们的童话。我们总是期待母亲将几根红薯扔进灶塘，藏身灶火灰里的红薯让我们找不见踪迹。我们跑前跑后围在灶边，等待着故事进入新的章节。烤红薯对我们的诱惑主要是在红薯皮上，母亲用火钳将烤熟的红薯取出时，薯皮已经结成了一层厚厚的壳，弹去薯皮表面的灶炉灰，厚、黄、焦、脆、糯俱佳的美味就落入了我们的眼前，等不到母亲分派，我们就把已经魔法变身的美味抱在了怀中，又烫又热的美味在手上掂来掂去，不待冷却，就将剥下的薯皮卷进了嘴里。那般香甜舒畅，就像神话里的小飞船，已经将我们载入了幸福的天堂。

缺米少粮的年代，我们随父生活在铁路建设工地。父亲母亲曾在门前的烂坡上开辟了一小块地，专门种植蔬菜，其中红薯就是主角色之一，我们几乎天天都跟红薯一家亲，主要是玉米面红薯粥。那时候，父亲母亲都笑着叫我们“红薯娃”。

虽说红薯产量高、浑身都是宝，但它还是不能像玉米那样的粗粮当主食，吃得过多会在人体内产生不良反应，只能佐餐。过去，更多的时候还是喂猪，包括红薯藤和叶子。小时候，母亲在缥忽的煤油灯下剁红薯猪草的声音就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曲，母亲坐在矮凳上专注剁着猪草，高大的影子在昏暗的墙壁四周抑扬顿挫地起伏着，曲调铿锵，安宁而又舒展。现在，人们看见给各种作物施药助产，却很难看见有给红薯下农药、助长剂的，唯其如此，人们的生活好了，在愕然返季种植飞跃进步的同时，才又怀念起了玉米红薯粥的岁月，并惊喜地在它身上挖掘出养生和抗病抗癌的功效。几个月前夏秋之交发生在川内那场连绵的大雨水灾害，导致了很长时间蔬菜比米贵的局面。蔬菜贵不说还很难买到，这时候，人们在一片感叹中看见了红薯叶子的身影，它们被农人扎成一小捆一小捆，有一斤左右，傻兮兮的，还是一块钱一捆，绝不做趁人之危渔翁得利的买卖。那鲜嫩的红薯叶子，吃在口里，暖在心里，又香又甜，令人浮想翩翩！

如今，大概已经听不到曾在乡村宁静的月光下，家家户户此起彼伏、剁红薯猪草的音乐了。

凝视着眼前这些在泥土里逆流坚守的勇士，我想，这般饱经酷暑的磨砺，又能凌霜御寒，也就难怪拥有危难时刻显身手的非凡胸襟了。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勇敢的红薯，愿你宽广有担当，永远初心如故。

（已刊2021年6月13号《绵阳晚报》文学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