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山居笔记》摘抄

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纔能求得灵魂的安定。这是一种回归.

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纔。第一流人纔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

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纔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这儿肯定出现过一种宁静的聚会,一种无法言说的斯文,一种不火爆、不壮烈的神圣,与我刚纔在墙外穿越和感受的一切,属于一个正恰相反的主题。

岳麓书院很识时务,并不抓着这个由头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发祥地,朝自己苍老的脸颊上涂紫抹红,而是一声不响地安坐在山坳里,依然青砖石地、粉墙玄瓦,一派素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谁愿意来看看也无妨,开一个边门等待着,于是就有了我与它的不期而遇,默然对晤。

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

这些车马来自全国各地,驮载着金钱驮载着风险驮载着骄傲,驮载着九州岛的风谷和方言,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

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锺鸣鼎食的巨室不是像荣国府那样靠着先祖庇荫而碌碌无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断的创业实现着巨大的资金积累和财富滚动。因此,这个宅院没有像其它远年宅院那样传递给我们种种避世感、腐朽感或诡秘感,而是处处呈现出一种心态从容的中国一代巨商的人生风采。

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治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意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意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几乎都没有多少文化,却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念,提供了不能忽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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