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9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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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二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是宋微宗赵佶做皇帝的年代。赵佶自即位以来,骄奢淫佚,其生活之腐朽糜烂,在历代的皇帝当中是少有其比的。他所最宠信、最重用的将相大臣和宦官嬖幸,是蔡京、王黼、梁师成、童贯、朱勔等,每一个都是奸贪残暴、无恶不作的人。

蔡京当权之日,还把北宋王朝的官职名称大做了一番更改,使许多宦官都做了北宋政府的正式官吏。这又使当时的各级政治机构,官员名额冗滥,名义混杂。在此以前,北宋政府中只支薪俸而并不掌管职事的人,为数已经很多,到这时就更成倍增加。

岳飞是在崇宁二年( 1103 年),也就是赵佶做皇帝的第三年,夏历二月十五日的晚上,生在当时属于河北真定府(今正定)路的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县)汤阴县永和乡的一个村落中。父亲名叫岳和,母亲姓姚。根据传闻,正当岳飞降生的时候,正有一只大鸟在这个岳姓人家的院落上空飞鸣而过,因此,岳和就为这个新生婴儿取名叫岳飞。后来,不知是在什么年头上,岳飞又有了一个别号,叫鹏举。

《岳侯传》(自《三朝北盟会编》卷二 Ο 七转引)谓“候名飞,字鹏举,少为韩魏公家庄客,耕种为生。”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二载:“岳太尉飞本是韩魏公家佃客,每见韩家子第必拜。”

刚好是在海上盟约订立之后,北宋统治区内的农民起义,连续在南北各地爆发,宋延把全部军事力量集中使用在镇压农民军上,再也顾不得北上攻取燕京的事。到 1122 年,北宋境内规模较大的几支起义军基本上已全被扑灭,又经金方屡次催促履行夹攻诺言,宋廷乃于这年五月,以童贯、蔡攸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副,分兵两道北上。不料刚抵达界河(今拒马河)南岸,辽朝驻守燕京的军队就渡过界河应战,把两路宋军都打得大败。

在聚集到在元帅府的主要成员“议行军所向”,两个副元帅意见分歧:汪伯彦以为,金兵十万包围开封,大元帅府只有这样一些杂凑部队,怎能考虑去解开封之围?宗泽则主张,开封之围是非去解救不可的。赵构在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后者的主张,实际上他却决不敢亲自担负起救援开封的责任。于是,赵构决定由宗泽率领大元帅府新编五军直趋开德府(即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事实上就是把宗泽排除出大元帅府以外去了;他自己则带领梁扬祖为首的那支劲旅,于靖康二年( 1127 年)正月上旬躲到了东平府去。

宗泽要岳飞去抵抗进犯汜水的敌人。他派岳飞做“踏白使”(即突击队长),要他带领五百名骑兵前去,并且叮嘱他说:我看你是很有作战本领的人,所以特地不追咎你以前的罪过,现今是你奋勇立功的时候了,可是也不要轻率从事。岳飞禀命即带领人马前往汜水,十分圆满地完成了宗泽交付给他的任务,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开封。岳飞没有辜负宗泽的期待,宗泽也决不埋没岳飞的功劳。凯旋之后,宗泽把岳飞用作统领。后来又经过几次战役,岳飞又被提升为统制。这表明宗泽对他是越来越加器重的。

赵构对于女真铁骑是怕得要命的。但他对于人民抗金武装力量的害怕,更远远超过他的害怕女真铁骑。在赵构看来,倘若忠义民兵在抗击金人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必然要对赵姓统治权构成更严重的威胁,所以更加害怕。而李纲、宗泽等人却偏偏强调忠义民兵的重要作用,甚至还要招收原来反抗北宋政权的一些起义农民的武装力量,把他们使用在抗金斗争当中,这在赵构和黄、汪等人的思想中,是绝对通不过的。

宋政权之由归德南迁,助长了女真军事统帅们的气势和威风。在他们对两河忠义社进行扫荡的同时,还去围攻两河地区那些继续进行抵抗的未降服州郡,以便消除后顾之忧,再继续过河南犯。

担任着开封留守的杜充,部将们这样分崩离析,实力很明显地日益减弱。女真兵马虽没有前来进攻,而是从徐、泗直捣扬州的,但开封终于陷入孤立、突出的形势中,和江淮间的宋军全部失掉了联系。杜充没有胆量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中撑持下去。到 1129 年的五月,他以前往杭州参加“勤王义军”为借口,擅自把开封留守的责任交付给蔡州知州程昌寓,带领着陈淬、岳飞等将领,渡淮,渡江南下了。

南宋在长江下游的防线,已被金军节节突破,而且简直是土崩瓦解了。岳飞、刘经等人的队伍,在从蒋山转移到东阳镇后不久,又从镇上转移到附近的茅山(在今江苏句容、金坛两县境内)扎寨。刚从战场上溃败下来,尽管还能够重新集结在一起,但纪律是极难维持的。而且,如果不从事于掳掠劫夺,人马的生活也确实难以维持。然而这也确实是不能持久的做法。于是,在茅山驻屯没有多少日子,岳飞和刘经商定,两人又把部队迁移到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的钟村去。当女真兵马又从建康出发,攻下广德军而向杭州进发时,一些被强迫签发从军的汉族壮丁,闻知岳飞率军驻扎在钟村,便设法脱离了金军,先后相继,有上万的人,到钟村归附于岳飞

五月中旬收复了建康府城,五月下旬把所获战俘送往南宋行朝。此后不久,由于受命承担的军事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岳飞便又率军撤离建康,要再回到宜兴县的张渚镇去

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在女真入侵军的追逼之下,流移奔波,终日终年处在风雨飘摇的危难情况之下,其政权随时都有再被敌人覆灭掉的危险。因此,如何把政府雇募的军队和各地民众的武装很好地加以组织和训练,使他们都能够在民族战场上协同作战,各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乃是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理应而且必须承担的一个职责。然而,在以赵构为首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当中,竟绝少人敢于承担这一职责。对于民间自动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他们全都心怀疑惧,只想设法摧残,决不给予帮助;对于政府雇募来的部队,也听任他们的因派系不同而互相倾轧;当某支部队抗战失利时,其邻近的其他部队,如不乘机把他吞并,也大都是坐视不救。南宋最高统治集团对于这些情况,也从不及时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

早在 1127 年,当金军统帅粘罕和斡离不要把宋钦宗赵桓废掉,另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时,宋廷臣僚有很多人上书给金军的这两位统帅,要求他们仍然从姓赵皇室中选立一人,而不要选立其他姓氏的人。当时有一个名叫秦桧的人,正在做御史中丞,即御史台的长官,他也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给这两位金军统帅。因此,秦桧被金人指名要去,成为大批被俘官僚中的一员,被系累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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