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10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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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波峰与波谷》第5-9章

百家争鸣的灿烂文化和任法选贤的官僚组织。承载它们的是两大群体：学士与文法吏。战国秦汉的学士儒生与文法吏的双峰并峙，是战国秦汉的主要政治景观之一，其矛盾构成了此期一条重要的政治线索，而且，这与其时的学术思想变迁，如法术、道术和儒术的关系变迁，也是缠绕纠结在一起的。

中国政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另一些古代国家会把某种宗教立为国教，不过宗教跟一家之学、跟意识形态是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政治”是很“中国特色”的。

法家名副其实，他们主张法治。法家的法治是“统治者以法治民”（ rule by law ）的意思，所以并不同于现代法治，不同于“法律的统治 " （ rule of law ）。法家持历史进化论和“性恶论”，认为治国不能靠道德说教，而要靠强权与峻法。然而这“法治”还含有一种“理性行政”精神，即通过可计算、可预测的和运用合理技术的手段去达致政治行政目标

汉初承秦制但不用秦政，对秦之“亟役万民”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力图把高速运转的官僚机器的转速降至最低，避免对社会的骚扰和破坏而让自然复苏。

王莽失败的教训，使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不少非理性因素得到了清洗，儒生开始把“法治”和理性行政纳入思路了，承认了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制度既是政治博弈的规则，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选宫制度概莫能外。选官制度变了，权势和利益的分配格局就变了；反过来说，权势和利益的分配格局变了，选官制度就会变。

在秦与汉初，文法吏曾是帝国行政的主要承担者。与此配套，形成了相关的培训和录用制度，及相关法规。今存片断的《置吏律》、《史律》、《尉律》等，都载有吏员任用的条文。秦朝官署中能看到一种“史子”，他们在“学室”中学习，是一种学徒吏。在汉代，这种学徒吏也叫“学童”或“学事”。跟公务员考试相类，汉制，郡守与中央的太史考试学童，所试内容包括八体书法，以及背诵文字学的课本若干千字。考试及格者，便可任命为“令史”之类吏职。官员经考核，若能用通行的隶书写公文，其档案上就记作“史”，若这位官员不怎么会写公文，就记作“不史”。王充叙述所见：世人热衷于学习“史书”（指吏员的书写），研读法律，写作公文，练习对向跪拜一类的官场礼节，在家把这些东西弄烂熟了，做吏后自然轻车熟路。

内侍指皇帝的侍从，有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给事中、散骑等不同名号。这些名号也用作加官，在本官上加了这些官号，就可以进入内廷侍从皇帝了。侍中要侍候皇帝的起居，包括皇帝的日用品，例如“执虎子”，“虎子”是皇帝的尿壶。名儒汉武帝曾让孔安国做侍中，由于他是著名的学者，就没让他“执虎子”，而是让他掌“御唾壶”，即皇帝的痰盂。当时“朝廷荣之”——官僚们艳羡不已。

我们看到，到东汉顺帝为止，察举所含有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的不同因素，都获得了制度化的发展。至于那一个将成为主导呢？还处于探索之中。孝廉考试最初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检验，当时不乏反对的声音。反对的理由，一是强调孝廉科的本意是举孝子，实行考试就偏离了设科之本意；二是强调选官应该重功能，能考试的人未必有能力。可见这时的选官制度，其发展方向还是摇摆不定的。但魏晋以下察举，考试环节就越来越重，举荐环节越来越轻了，“以文取人”最终主导了察举制发展，并进化为科举制。

把“官场”看成一个更高级的活动空间，是因为它更组织化、更专门化，超越了“古老的农村结构”。下文所论，则是另一个有别于“乡里”的场所，即“士林”。这是一个由学者文人所构成的文化活动圈子。在这个空间中，也可能出现家族延绵的情况，并与士族的起源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中国史上官僚组织和士人群体两大传统，都不在“士族”这个话题之外。

当时洛阳人口不过三十多万，就是说，平均每十个首都居民就有一名太学生。在东汉的 5600 多万人口中，京师的太学生占到 0.53‰，再加上郡国学和私学师生，文化人口比例在古代世界里大概首屈一指。东汉后期，一批众望所归的名士成为交游的中心，经常聚起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之人。士林活动的范围超越了“乡里”而跨县、跨郡，甚至是全国性的。这从名士葬礼的规模也能看到一斑：郭泰卒，二千里内有士人万数来赴；陈寔卒，海内赴者三万余人。社会名流的葬礼有这么大的规模，在今天也不多见吧？所以史家传叙士人活动，经常使用“天下士大夫”如何如何、“海内士人”如何如何的笔调。这是先秦以来未曾有过的。

士人接受教育、“经明行修”，就可以入仕居官；猎得官场权势，反过来又能强化了财富的占有，雄厚的家族财力，又足以保障子孙继续接受教育、成为士人。

东汉后期，帝国大厦出现了深刻的裂痕。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争权夺利，造成了无益的政治损耗；士大夫清流和浊流的党争，导致了朝野的离心；官僚世家，成为朝廷上盘根错节的势力，无形削弱了君主予取予夺的权威，豪右大姓的武断乡曲，侵蚀着朝廷的地方控制能力。

梁武帝就曾感叹：“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除了对付外部威胁，君主还得时时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甚至疑神疑鬼残杀功臣，“自毁长城”。官员们的动荡险恶之感，也为之大增加了，他们不能安心事务，还得分出好大的心思来应付党争倾轧。

官僚本来是专制集权的重要条件。虽从概念说，“专制”不必定与官僚相关，但在存在专制主义的地方，一般都同时存在着一大批官吏。但官僚权势与君主集权，也存在矛盾的方面。因为随官僚权势的扩展，官僚将出现身份化、特权化、阶层化、封闭化、自主化，甚至贵族化，那就将分割君主权势了。

参照田余庆先生的概括，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皇帝垂拱”、“士族当权”和“流民御边”

军人、军队和军事活动，是中国皇权的摇篮，军队和战争，是得以激活专制集权的途径之一。

重振的皇权，随即采取若干措施以自我强化，主要有皇子镇要藩、寒人掌机要、武将执兵柄等

南朝士族门阀衰而不僵，虽已屈居皇权之下，但仍盘踞在各社会阶层之上，军人、寒人都难以充分发挥其蓬勃政治活力。南朝的最大困境，就是各阶层、各势力互相纠结抑制、缠腿绊脚，最终没有一支生气勃勃的新兴政治力量从中崛起，进而带动全面的政治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