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未来的最美好的希望是，理智——科学精神、理性——随时间的进展可能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建立独裁统治。理性的性质即一个保证，以后理性准会使人的情绪冲动及其所决定的事物得到应有的位置。但是这种理性的优势所发挥的一般强迫作用将证实是人与人之间最强的联合纽带，并能把人引向进一步的联合之路。
弗罗姆主张人的生活不一定是由非理性冲动控制的，不如说是会受理性指导的。弗罗姆提醒我们，这一点是已往所有的人本主义伦理体系的伟大识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以及晚近的约翰·杜威，都曾极力主张人能够运用理性把自己的冲动指向一定方向，使它能得到满足而又最有用处。
人的这些基本问题有一些在人类生存的性质中深伏着根；就是这些问题，弗罗姆称之为“生存的两歧”。这些矛盾是人无法消除的，可是人对它们能有各式各样的反应方式。最根本的生存的两歧是：（1）生与死的矛盾；（2）人的长远想象与人的短暂生命的矛盾；（3）认识到人是孤单的（他是个人），然而又必须和旁人有关系（他必须在社会中居住）。人的一切宗教，意识形态，哲学，向来都是致力于解决人类生存的这些基本问题。人的思想寻求这些矛盾的答案。 他〔人〕能够缓和与调谐各种意识形态以宁心神。他能够借无休的寻欢作乐或事务活动来尽力逃避他的内在不安。他能够尽力废止他的自由，把自己变成身外的一些势力的工具，使他的自我浸没在那些势力中。但是他依旧不满足、焦急和不安。
弗罗姆为人类的这个基本窘状提出人本主义解决办法。 他〔人〕的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即面对事实，承认在一个不关心他的命运的宇宙中他根本是孤单寂寞的，认识到能为他解决问题的超越他的势力是没有的……如果他面对事实而不恐慌，他就会认识到人除了通过发挥它的力量，通过过生产性的生活赋予它的生活以意义而外，对生活便加不上任何意义。
弗罗姆说，生产性的人领会到他的潜力，成为创造者，而不作一个服从权威的不折不扣的自动机，也不作一个受自己的非理性热情主宰的动物。真正的生产性的人切实地创造他自己。这种思想毫无新颖之处；存在主义者把它作为基本原理；但是千百年前亚里士多德已注意人的自我实现，即人发挥那种足以标志出人胜于动物的潜力。浮士德懂得了一个教训：“只有每日重新征服自由和生存的人，才能获得它们。”浮士德因而被挽回——他再也不是非生产性的个人了。
成熟的人在独处和与人共处之间，在想与做之间，在爱与被爱之间，在善行和礼拜之间，能找到平衡。若强调这些成分中任何一种成分而忽视其他成分，便未达到成熟。人必须活跃，但也必须能由安静时刻获得益处。总之，生产性性格的人在工作、爱情和理性之间求适当平衡，既不过分强调也不忽视成熟生活的这些组成部分当中任何一个。这样的人并不是私心重重地关心积累财物；他所关心的却是在他努力使别人得到和谐发展的同时，实现他的潜力。生活的欢乐对他来说远远重于任何想具有破坏性的欲望。
一个人对待生活的生产性倾向达到了什么程度，依弗罗姆说会反映在这人的良心中。假如他仍处在一种有权威的良心支配之下，这种良心使他有犯罪感来惩罚他不服从内化的权力之声，则他未达到生产性生存。弗罗姆在分析典型的权威主义良心方面，和弗洛伊德基本上意见一致。他把权威主义良心看作一种非理性的内化承诺，承诺一个人的社会告诉他为了见容于该社会他应做的事。不过，生产性的人并不是没有良心的人，而是一个怀有人本主义良心的人，这种良心把有助于开展人的人格的行为评价为善，而把任何有损于人的人格的行为谴责为恶。
弗罗姆把人本主义良心作了如下的描写： 人本主义良心是我们的全人格对其机能正常或机能失调的反应……良心评判我们作为人的机能活动；它（正象conscientia一词的词根所表示的）是人本身内部的认识，对我们在生活艺术中各自的成败的认识。 良心按人本主义的意义来讲，即我们的真自我召唤我们过生产性生活的声音。
关于现代世界中人的境况弗罗姆感到最可忧的是，大多数人甚至未觉察他们正在多么微妙的条件作用下，变得更象机器人而不象真人了。弗罗姆也象存在主义者一样，提醒我们生活决非彻底安全的，我们对未来不能有绝对把握。一个对生活敢于认真思索的人不会去寻求安全，而是企图“能忍受不安全，没有惊慌和过分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