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就是源头。梅溪发源于兰浦交界的大洪岭，流经兰东北，整个流域基本在崇山峻岭之中。水随垄而走，人逐水而居。一条山溪就是一个“源道”。一条源常常有十几个坞，大抵深者曰源，浅者曰坞。“十里不同风，百里不通俗。”每一条源都有自己认同的文化风俗，包括语言及生活、生产风俗等。本文试从曹聚仁先生的《我与我的世界》来还原民国时期通化乡基本面貌及探究潜藏其中的源文化。
一、通化乡自然人文
浦江县通化乡至今已有900年历史，今属兰溪市梅江镇和横溪镇辖区。
（一）源中自然山水
山是源的命根，水是源的血脉。几千年来，山民们靠山吃山，养山护山。正因为他们遵循自然规律和爱护山林的自觉行动，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一片山，那一道水（曹文摘引，略）。
在墩头盆地范围内，以紫红钙质粉砂岩、砂岩和凝灰岩为主。由这些风化物发育的土壤，矿物质营养含量高，主要为紫砂土、紫泥土、红紫砂土等土种的土壤。
（二）源中阡陌植被
在人类长期活动的影响下，原始植被已经消失，目前多为次生林或由人工栽植的用材林和经济林。通化乡位于大盘山西北部，海拔700米以下林下植被分布有油茶、山茶、麻栎、枫香、香樟、漆树和杂竹等；海拨700米以上~1000米以下林下植被分布有锥粟、茅粟、白花杜鹃和山胡椒等。在河谷、低丘地带，已大多开辟为水田，旱地种上了番薯、马铃薯等农作物。目前，零星分布的树种，主要由人工栽培的经济林木，如桑、茶、果树、乌桕、青枣、杨柳等。
乌桕树。曹聚仁在叙述自己童年生活时，对家乡的乌桕树上的毛毛虫把兄长曹聚德首受毒遭难记忆深刻，觉得乌桕树不值得陆放翁用“乌桕微丹枫叶黄"的诗句来咏赞他。当然，随着年纪的增大，白花花的乌桕籽能换来经济收入，他也感到“颇为快意”。
香樟。“战(太平军战疫，笔者注)后初期的蒋畈，在我们幼年的印象中，可说是十分冷落的。屋后一棵大樟树，枝叶扶疏，幢幢如盖；一家姓陈的远亲，在树荫下造了三间泥屋，和我们结邻了十多年。”大樟树在农村算是充满吉利的树种，但说实在话，对陈家和曹梦岐以前的曹家并没有多少恩泽，陈家不发达，曹家也都是单传，直到曹聚仁这一辈才枝叶开展，留下了三个兄弟。
果树。曹聚仁在《乡居杂记》写道：“其中有一段是说庭前那株老柚树和葡萄树的。”柚树，属亚热带常绿果树。在曹聚仁老家又叫“香泡”。葡萄树是乡民喜欢种植的树种，既可遮荫，又是水果中的上品之物。
（三）源中经济生态和经济收入
源中山多田少，早期山越先民和外迁而来的居民多从事着山林生产。春夏植树采桑，秋冬伐木狩猎。
1、庄稼粮食。
稻、豆、麦。曹聚仁说：“在我的家乡（从前的浦江南乡，今日的兰溪梅溪区），百里周围，最大的富户，不会拥有两百亩以上的田地；说要靠收租过日子，做一个不稼不穑的地主，我就没见过。大体说来，都是自耕农；即我自己说来，我便知道如何耕种，如何收割，我家那几处水田，适于什么谷种，每亩会有多少收成。我们的田地，都是种三熟（稻、豆、麦）。”可见，民国时的通化乡农村社会相对比较封闭。田地不多，庄稼品种自然比较单一。
2、经济作物。梅溪流域的山坡地十分适合栽种高粱、玉米、番薯和洋芋。
3、副业。在曹聚仁看来，浙西（钱塘江以北地区）属于资产阶级的天地，浙东（钱塘江以南地区）大体上都是自耕农的社会。据冯紫岗编辑的《兰溪农村调查》一书说，1934年兰溪农民的收入主要以农作物种植为主，其次是畜牧养殖业，而副业收入最少。当时的副业主要是小商贩、做工、纺织、养蚕、捕鱼、制鞋、打柴以及为公家服务等，大多零星而不成规模，其收入实属有限。其中地主兼自耕农的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6.39%，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副业收入都不足9%，其中半自耕农只占3.69%，而且手工业只是副业收入中的一部分。可见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地位甚小。
（四）源中仙人、传奇故事和流行典籍对曹聚仁的影响
1、黄大仙。曹聚仁在“金华佬”一文中说自己年轻时候不曾知道有黄大仙，到了香港之后才知这位小老乡。但他又说“他生长在金华山北，龙门山脚，离开我的家乡，只有二十五华里路，可说是近邻了”。他也在“己酉辛亥之间”一文中说：“从军事观点说（杜以勇，笔者注）霸守了龙门山（黄大仙的家），倒比张山有发展余地”。从上述只言片语的文字中很难看出黄大仙对他的成长的影响，但自从抗战初期在金华罗店与黄季宽先生交流后，黄大仙的生世及在金华北山(龙门山)得道成仙的故事在他的心里，还是留下深刻印象的。
2、长毛(曹文摘引，略)。对曹聚仁而言，长毛对通化乡及蒋畈村的伤害是巨大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印象也是极其深刻，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更是深恶痛绝。是不是会影响到他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的形成，还需要寻找更多资料和相应论据加以论证。
3、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和吕祖谦的《东莱博议》
有关《读通鉴论》，曹聚仁在书中提到多处，可见其对曹聚仁的影响力。第一处是在“地盘动了”一文中。说乡人看上海《申报》像看《读通鉴论》的样子看了一个月，然后去墩头市上去阐发一些有关时事方面的宏论。第二处是在“育才学园”一文中。他说：“我们那一小圈子，吕东莱的《东莱博议》，该算是最闪眼的了”，但“到了杭州一师，单不庵师把《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的知识，和《读通鉴论》结合起来。《东莱博议》便不值一顾了。”第三处是说自己是通过从阅读《读通鉴论》来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毕其一生心血，从69岁开始动笔写作在其逝世前才完成的一部史论。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臧否人物，总结经验引古鉴今探求历史发展进化规律，寻求中国复兴的大道。
二、通化乡的社会进步
曹聚仁曾说:“我们回看那一段时期的浙东社会，仿佛就是看了一部西部影片。”
（一）道路交通
民国时期通化乡对外交通由步行、船筏到汽车、火车，可以说是百年一遇大跨越。
1、严婺古道。（曹文摘引，略）。可以这么说，太阳岭、五路岭古道，是通化重要的文化符号，即古时金华通往杭州、严州府（建德）的官道，也是临海（台州）、越州（绍兴）、温州通往严州、歙州（徽州）到达内地的五地通商要道，而经过通洲桥的古道，历来被称为“严婺古道”。
2、古道接兰江水道。曹聚仁在“地盘动了”一文中写道:“我的前半生，都是在航船与小轮船中旅行生活，杭衢之间至少得化五天功夫”。
3、与杭江铁路对接的浦钟公路。曹聚仁在“育才学园”一文中说：“先父生前，从我们家乡到杭州去，还是属于帆船的时代，到了他死后第五年，杭江路（即后来的浙赣路东段），已经通车了；先兄聚德铺成浦钟路，进入汽车时代了。”他又在“地盘动了”中写道:“杭衢间交通，无论乘火车或公路车，都缩在大半天之中。就说我们家乡一段，从城（浦江县城，笔者注）中到郑家坞，接上了浦钟路，和浙赣线相连。“他盛赞“朝发杭州，暮归蒋畈”。即使有这样欣喜的感觉，他还不过瘾，拿在上海装进暖水壶的雪糕，家乡人可以在第二天下午就能品尝来说事，“真的开洋荤了”。
（二）乡村教育
在蒋畈，这一穷乡僻壤的地方能成为全乡的教育文化中心，那是谁也不敢相信的。那么，在民国前后，通化乡的学校沿革及育才学园的教育内容究竟会有哪些呢？
1、书塾教育。曹聚仁也在“我的童年”中说：“旧日的书塾教育，原以记诵为第一，思考次之”。他又在“永生的年代”一文中说：“我刚从私塾接受了《大学》、《中庸》的童蒙教育，立即转到育才小学堂去读新的小学课本。”这说明曹家是办过私塾的。
2、育才小学堂（育才学园）教育。办新学，有哪些新式教育？书中说，除依旧讲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以“修身（曾用公民、党义名）以外，还上“音乐、手工、图画”和“数学、博物（自然科学）”。
需要指出的是，几乎与育才学园开办差不多时间，在今墩头和长陵一带也有一所小学学堂，因同乡李庆余先生有详细考证，本文不再介绍。
（三）民情风俗（略）
三、通化南货北货乡绅商人。
在通化乡，与曹梦岐同时代的已经有走苏杭广东的商人。“先前第一等客商是卖火腿的，而今他们也让位给这些桐油商了。”除桐油之外，还有其它，如火腿、猪鬃，其中猪鬃主要用于擦枪炮之用（有关浦江火腿，曹文摘引，略）。《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六《食货》载：浦江山多而田少，地密而人稠，粮食一层，每感缺乏然 如活猪、火腿、茶叶、桐油、竹木、柴炭、烟叶，吾浦所视为出产大宗者，转于其它为多。1937年杭江铁路开通，通化乡民到上海做生意比较频繁。其中自然有专门经营火腿、柴炭生意的。
与曹聚仁年龄差不多的，则有从印度楠木枷史迪威公路上飞驰过的辎重汽车兵团的年轻人。
从这三拨人身上，可以初步折射出通化人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的转变。曹聚仁感叹地说：“从先父的宋明理学，禁欲洁身，变成了这一群极端享乐的杨朱派个人主义者。”
陈水河写于2020年4月6日下午、4月7日早上
注解1：杭江铁路。1927年6月，路线踏勘。1928年秋，开始实施修筑浙赣铁路计划。1929年2月8日，经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203号会议议决，自行筹款修建杭州至江西玉山的铁路。同年6月1日，杭江铁路工程局正式成立。1930年3月正式动工，1934年元旦，杭江铁路全线通车。
注解2：杨朱派。杨朱学派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之一。创始人为杨子。告子、子华子、詹子(詹何)、它嚣、魏牟等皆为杨朱学派。他们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发展，旨在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他们“贵生”、“全生”的观点，对稍后的庄周有所启发。
注解3：北货南货。北货，没有歧义。南货不包括广东货，通常指江南的特产，而广东的货叫广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