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萨特VS平凡人萨特
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恐怕是全世界最有名、最神秘的一对情侣。
作为最接近萨特，也是对他最重要的女性，波伏瓦依据自己一直以来坚持写的日记，以及从朋友的笔录和口述中收集的各种材料，详细记录了萨特最后十年的生活。
波伏瓦在开篇写道：
这是我的第一本——也许是唯一一本——您不会在交付印刷前读到的书。整本书都是为您写的，却和您无关。
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余波未平，萨特已届65岁，深受该事件影响的他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修正了从前的观念，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概念，努力让自己融入群众之中。他领导数份报纸的编辑工作、发起成立战斗组织、参加大型集会、召开记者招待会支持受迫害人士、筹备电视纪录片，在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活动的同时，他仍然用头脑最清醒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
萨特晚年健康每况愈下：高血压、牙病困扰、缺氧症、视力下降几近失明、脑损伤、尿毒症……他对疾病从初识到恐惧，从讳疾忌医到放下杂念，展现了一个伟大哲学家在面对生老病死时“普通人”的一面。
“我的健康资本已经耗尽了。我活不过七十岁。”
“我想我完不成《福楼拜》了。”
“我的眼睛再也好不了了吗？”
“事实上我没有死，能吃能喝。然而作品已经写完，在这个意义上，我死了……”
显然，日益炽长的焦虑情绪折磨着他。他想到了他的身体、他的年龄，想到了死。一个哲学家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疾病和死亡？一个终身践行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告别的仪式》中，波伏瓦写道：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晚上我们和博斯特聚会时，萨特已经完全恢复了行走能力和语言能力，好心情也回来了。我当着他的面对博斯特说，为了限制他喝酒、茶、咖啡和服兴奋剂，我肯定会跟他吵架。萨特要去睡了，上楼时，从突悬在我工作室上方的阳台处传来他哼歌儿的声音：
“我不愿给我的海狸添一点儿负担，哪怕一点点……”
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还有一件事让我同样感动——在圆顶酒店吃午饭时，他指着一个蓝眼、黑发、脸有点儿圆的姑娘问我：
“您知道她使我想起谁吗？”
“不知道。”
“想起您，她这个年纪的您。”
萨特的最后十年读起来异常真实。无数巨细靡遗的细节和如同亲临现场的对话，罕见地展现了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萨特。
“最强大脑”的终极对谈
萨特六十五岁之后视力下降，后来几乎失明，虽然有心写自传，却无法完成。波伏瓦提议将两人的谈话用录音记录下来，再整理成文。
谈话由现实经历开始，最后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波伏瓦和萨特，一个大胆提问，一个知无不言，抛开了彼此的亲密关系，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爱情和友谊，没有提防，也没有设限，对任何问题都来者不拒，对谈中往往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将萨特哲学中最光辉的核心呈现了出来。
波伏瓦说，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找到萨特百转千回的思想历程，听到他活灵活现的声音”。
波伏瓦：是不是由于感到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您才一直拒绝任何使您与众不同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您的朋友们经常会注意到您对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荣誉十分厌恶，避之不及。这是否与之相关？此外，您在怎样的场合中才会确切表现出这种厌恶？
萨特：肯定有一定联系；但也跟我的思想有关，即我深刻的实在性是凌驾于荣誉之上的。因为这些荣誉是由一部分人颁发给另一部分人的；颁发荣誉的人，无论他有荣誉勋章，还是得过诺贝尔奖，都没有资格颁发荣誉。我没见过有权利给康德、笛卡儿、歌德颁发奖项的人，而这个奖项意味着您目前属于一个级别；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个有等级的实在，而您属于这种文学中的某一个级别。我否定这样做的可行性，因此，我否定任何荣誉。
波伏瓦：这能解释您为什么拒绝诺贝尔奖。但您的第一次拒绝是在战后，拒绝了荣誉勋章。
萨特：是的。对。在我看来，荣誉勋章是给平庸之辈的酬劳，适合批量生产。可以说，某个工程师应该得到荣誉勋章，另外一个跟他差不多的工程师不配拿。说真的，他们并不是由于自身的真实价值，而是由于他们干的工作，或者是头头的推荐，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被鉴别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与他们的实在性相应的东西。这种实在性是无法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