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思想家、结构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的这本《规训与惩罚》，读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让人头皮发麻，后背发凉，像是迎面泼来一桶冰水，令人醍醐灌顶，战栗不已。
福柯在书中“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从监狱的产生来探讨刑罚惩罚史，福柯关心的不仅是刑罚和监狱本身，实际上更在探讨权力的运行机制，通过描述权力通过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对人的身体和灵魂进行规训，展现了现代社会中我们与权力场的关系，以及我们是怎样被构成为运用和屈从权力关系的主体的。现实生活中，这些权力作用的规训制度不仅仅限于监狱，还蔓延到了医院、学校、工厂乃至整个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都无法躲避来自权力的凝视，能做只有尝试成为自己不曾成为的人。
从解释酷刑存在的理由及废除的原因，到展现监狱取代酷刑的过程，再到对全景敞视型监狱作用的分析，一部刑罚史，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章基于权力运行机制的政治解剖学展现在我们眼前。
一、酷刑的存废皆是出于政治的考量
十八世纪以前，当时流行的基督教价值观对人的肉体持轻视的态度，猖獗的瘟疫和疾病也导致了死亡率的升高，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对死亡慢慢习以为常，丧失了人性中原有的同情和畏惧。在古典主义时期，统治者通过这种暴力的公开处刑来获取口供、昭示判决、向所有人展现惩罚，进而达到彰显君主权力和法律权威，唤起围观民众对法律和君主权力的恐惧感的效果。为此，更戏剧化的一幕是在行刑的最后一刻，当君主对罪犯赦免和暂停行刑时，其作为独一无二的主宰者的权力将以最明显的形式显现出来。
但这样的公开处以酷刑的惩罚技术也存在政治上的较大缺陷。公开处决可能会带来社会骚乱，导致法律和君主权威的危机；罪犯宁死不屈，可能使罪犯变成“英雄”，而虔诚地公开认罪忏悔可能使罪犯成为“圣徒”，绝望的罪犯还可能肆无忌惮地诋毁君主和法律，判决不公和刽子手的骄纵也可能激起民众公愤。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围绕着断头台的骚乱”，导致“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变英雄，荣辱遭颠倒”。总之，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一种低效的惩罚手段。
因此，当权者开始改革运动，呼吁排除酷刑的惩罚，要求惩罚必须以“人道”作为“尺度”。然而，实际上“改革运动的真正目标不如说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力‘机制’，使权力分布更合理”。
“刑罚改革应被解读为一种重新配置惩罚权力的策略，这一策略使惩罚权力更规则、更有效、更持久、在效果上更细微。”
二、社会纪律的道德天堂？惩罚技术的温柔假象？
当集体意识迅速缩减为个人信仰的时候，组织社会的道德在性质上就要比环节社会显得更加人道，更加合理。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的这句话，为刑罚的变化规律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解释——从酷刑到监禁的历史转变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妥协和调和，是趋于人道和合理的。
但福柯却认为，这些看似是人道的惩罚变革并不是出于人类的道德情感，而是出于惩罚权力技术的需要，并且导致了身体的规训和监控的加强，不是社会纪律道德化的表现。在此，规训权力运作的内部逻辑和原则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规训的权力是针对人的肉体的控制。为了解决政权机制下不足以应付的问题，新的规训手段应运而生。首先，它必须实现权力的支配，消除人群中反对权力的因素；其次，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使用最迅速、最简便、最普遍的手段，来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如时间表、集体训练、操练、全面而又具体的监视等，通过这样的方式从规训对象的肉体中最大限度地榨取时间和力量，得到最大产出；最后，纪律必须能够通过时间或空间上的限制，来增进人群的效用，使得每一组人群更有价值。从空间上，学校采用寄宿制，军队中实行严格的紧闭措施；时间上，监狱中采取精密的作息时间表，周而复始等等，都是在通过纪律来实现对人的驯服。当一门有关人的身体的技艺诞生时，规训的历史时期也就到来了。这门技艺的目标并“不是在提高人体技能，也不是在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更在于形成一种关系，通过这种机制本身使人体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
第二，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和规范化。在福柯看来，人并不自然地总是服从命令或秩序，因此，需要通过训练，包括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来将人规范化、统一化。医生每日巡诊，让病人常年处于受检查状态；学校通过每门课程的考试，来确保知识从教师流向学生。这让医生和教师的地位开始超过病人和学生，医院和学校由此成为了规训的场所。这里还体现了一种知识-权力关系的建构：在这些实践中，逐渐产生了关于人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积累导致各种“人的科学”，如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的形成；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又与现代的医院、学校、监狱等机构所体现的规训权力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即“知识的形成和权力的增强有规律地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第三，全景敞视角度下的监狱隐喻了规训社会的诞生。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提出了“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继而发明了“全景敞视监狱”。这个建筑设计的中心是一座瞭望塔，周围是环形的建筑，建筑内有很多排列整齐的小囚室。窗户、光线和窗帘的设计，使瞭望塔的人可随时观察到每个囚室的人的一举一动，囚室的人却不能看到瞭望塔的人，也不能看到其它囚室的人：“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个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全景敞式监狱为权力彻底、透彻地监视社会提供了普遍化的可能。监视是规训权力发挥作用的起点，它使被观察者处于一种被持续观察的可见状态，以确保权力发挥作用。运用全景敞视主义，通过权力运作实现更轻便、迅速、有效的规训机制。在这些技术具备的情况下，现代监狱的产生就顺理成章了。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规训机制征服了法律制度”。监狱机构的普遍形式是在更大范围的规训社会的发展中形成的，然后再渗透到法律制度之中。
三、“彻底而严厉的制度”——监狱
最后，监狱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实际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作为“彻底而严厉的制度”存在着。
从政治权力的角度来看，虽然监狱并没有降低犯罪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生产累犯和“过失犯”的温床。但从更大范围来看，监狱有其重大的政治效力：在法国18世纪和19世纪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冲突、反政治制度斗争、对工业化的抵制、经济危机等带来的民众非法活动，使得阶级冲突愈演愈烈，犯罪活动也更加专业化，政权稳定岌岌可危。而监狱有助于确立一种“公开的非法状态”，虽然并不能彻底控制犯罪，但监狱及其一整套复杂的知识-权力配置却通过“制造”罪行和犯罪，从而使得统治者掌握了关于罪与罚的标准和“真理”，由此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工人和平民阶级。监狱是最全面而严厉的“规训机构”，监狱的各种矫正技术所试图恢复的与其说是“法律主体”，不如说是“驯服的臣民”。
因此，即便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试图改革监狱制度，却也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良，而并没能提出更好的替代办法。可见监狱制度已经深深植根于现代社会中，成为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现代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的因素组成的复杂网络，所有的一切都同监狱一样，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权力。监狱所使用的规训技术扩及到学校、医院、军队、工厂等社会领域，形成所谓的“监禁群岛”，整个现代社会由此也变为“监禁社会”。
至此，《规训与惩罚》让人头皮发麻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
首先，福柯向我们细致地描绘了血淋淋的酷刑现场，将君主强权下被肆意切开、肢解、凌辱的犯人肉体真实生动地展现出来；接着，福柯又像一名高明的外科医生一样，拿起了手术刀，但切开的不再试肉体，而是犯人的灵魂。他精细地分析了如何改造罪犯的精神，使犯人改邪归正，并对试图犯罪者产生震慑、预防的效果；最后，他向我们呈现的是一种更深层次却更熟悉的恐惧——处于全景敞视机器中的社会，医院、学校、工厂等等我们所熟识的场所，实际上和改造罪犯的监狱极其相似，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宛如监狱中的犯人，无法规避规训和监视。
古典惩罚是公开的和身体的，而现代惩罚是隐蔽和心理的，当权力施加于人的肉体时，我们能清晰地听到哀嚎，看见痛苦，闻到血腥，而当权力作用于心灵时，大多数人却茫然不知。
由此看来，福柯本身致力于要反抗的，实际上是重新勾画边界：表面上在探索人性的边界，实际上更是在探索社会的边界，是在重新考察人类的合理性的边界。规训权力的全面渗透提示我们：现代社会中，权力机制对信息和传播要素的控制成为十分核心的领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的语境下，几乎每个人都难逃权力的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