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本节继续讲述他在三岔村生活的故事，北京农村当时赶上首都经济大发展，村里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巨大改变，何伟在现场经历了这一过程，另外他的农民企业家朋友老魏也靠农家乐赚到了钱，跑去买了一辆二手车，何伟陪同见证了这个有趣的选车过程，这样代表了当时中国千千万乡镇企业家的蜕变之路吧。
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在快速地提高着，但它的影响之一却非常不好：他们赚到的钱越多，每个人的身体却越明显地不健康起来。当时，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魏嘉身上。尤其是2005年之后，村民们安装了有线电视。以往，村民们只能收看到七个电视频道，现在能够收到的频道达到了五十多个，一年缴费只要一百五十元。魏家新买了一台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机，而且多数时间都让它开着。每到周末，孩子一做完家庭作业，就坐在炕上看起卡通片来。每到假期，他就很少干别的事儿。城里的客人往往会带着盒装快餐来乡下旅行，并常常在驾车离去之前把剩余的快餐留给了这家人。很快，垃圾食品便占据了魏嘉的大部分食谱。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高兴，就会大吃特吃那些收藏起来的薯片和方便面。到了吃饭时间，却很少说过饿。“只要是盒装的，他都喜欢，”他母亲抱怨说，“他对这些东西的喜爱，超过了我做的任何东西。我没办法让他吃别的东西。”（面对新的零食，小朋友很多都没有抵抗力吧）
在消费方面，没有什么准则概念。不久以前，村里太穷，人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父母的主要职责就是尽可能给孩子找到吃的东西。十五年前，如果有哪位母亲刻意限制孩子的饮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改变得太快，人们根本来不及适应。我尽量给曹春梅和魏子淇解释，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也很普遍，细心的父母也得在看电视和吃零食方面对孩子有所限制。考虑到孩子的健康史，在他的食谱方面有所限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村民们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孩子能吃是好事儿，如果新买的电视不用，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个思维确实在中国乡村比较普遍，小孩儿都吃的胖胖的，老一辈人可能是被饥荒饿怕了）
寒暑假期间，我几乎亲眼见证了小男孩的变化。在学校的时候，他吃不到零食，学校食堂的饭菜又没有什么油水。可回到家里之后，他可以边看电视边吃薯片。很快，他就长出了滚圆的小肚腩，双颊圆圆的，双腿也长出了松垮垮的赘肉。他长到九岁的时候，体重已经超重。有时候，我会强迫他去那块空地上踢足球，但他只玩了五分钟就气喘吁吁。以往，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强壮——他曾经在七岁的时候，连续跋涉五个小时到长城上，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而现在，如果我带着他去散步，他会大口地喘气，而且常常要休息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记忆中那个瘦长结实、动作敏捷的小男孩，突然之间变得肌肉松弛、十分驯化——他跟野猪的运动轨迹背道而驰。“他看起来再也不是农民了，”他的妈妈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自豪：从她的角度看来，魏嘉已经有点像城里孩子了，这没有什么不好。（很有代表性的一段描述，很多小朋友小时候都有这样变胖的经历，哈哈）
给傻子叔叔办了身份证，一个月之后，傻子领到了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海信彩色电视机。这是政府新近助残项目的一部分，至此我才明白，那天下午的登记为什么显得如此重要，尽管魏子淇从来没有提到过电视机的事儿。这家人已经有了一台大电视机，他们便把政府发放的这台电视送给了魏子淇的一个亲戚。反正傻子也不看电视，那些节目他也听不见。每到夜里，他就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坐着。那家人把电视机送了人，但没有收钱。不过我敢肯定，通过村里面复杂的关系网，这个东西某一天一定会得到回报。这也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老鼠不打空仓。（何伟对中国的人情世故那是相当了解呀）
在中国的农村，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有两个：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村主任由所有村民通过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而候选人可以不是中共党员。但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成为党支部书记这个村子里最大的官。在三岔，刘绣莹就是从村主任开始她的政治生涯的。她第一次坐上那个位置是在1993年，五年之后，她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从那以来，她身兼两职，而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地区也越来越普遍。政府支持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这样做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起到了巩固权力的作用。（俗称一把手，基本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在三岔，党支部书记的权威一直没有受到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挑战。但是，到了2006年，这样的情形终于开始有了改观，区别就是金钱。2001年，当我来到三岔的时候，人均收入大概只有两千来块。在五年时间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六千多。2003年，当地劳动力的日均报酬是二十多块，现在升到了五十多元。村子里修起了一条不错的公路，修起了一个手机基站，装上了有线电视——甚至还有垃圾用于出售。所有这一切本来都可以用来说明党支部书记所取得的成功，因为村民们的富裕是在她的领导之下取得的。不过，参照体系比什么都重要。当地村民不拿现在的情况跟过去相比，三岔人的心里想到了外面世界的那些东西。他们亲眼看着城里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知道达成了一笔笔不动产交易。突然之间，他们担心在收益上没有自己的份儿。（哈哈，村民们一个个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哈，利益之下，人性都是一样的）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租来一辆捷达轿车，去了村子里。我到达村子的时候，魏子淇正在停车场上擦拭他那辆夏利轿车。他把车停在了唯一的一处树荫下，布满刮痕的引擎盖清洗得非常干净，差不多到了闪闪发亮的程度。魏子淇脸上也绽放着笑容——那是多时以来，他最开心的时候。我看见曹春梅的时候，问她对那辆夏利车有什么看法。她摇了摇头说：“难看死了！”（夫妻两个人的心思完全不在一个地方哈，老魏也算实现了买车梦想，如果是情商OK的妻子估计会为他喝彩）
从一开始，曹春梅就反对买车。她说，他们不需要车；再说，这车也太贵了；他们那个家庭还欠着银行和亲戚的钱。不过，曹春梅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车子代表着自由。（哈哈哈，这心思真实）“他已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她对我说，“他跑到怀柔去，跟他那些朋友喝酒。如果他买了车，那不是做起来更加方便了呀。”对于魏子淇将参选党支部书记的传言，她的反应基本上跟这类似。“我不想让他当党支部书记，”曹春梅坦率地跟我讲。“我觉得，那会是件麻烦事儿。现任党支部书记有多忙，我是看得见的。如果魏子淇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处理村子里的事情，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管这些事儿了。”
尽管曹春梅对于当地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但她还是打定主意，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好几个方面看来，这事令人吃惊——她对于佛教的信仰似乎跟共产党不相一致，因为共产党员是不信宗教的。不过，曹春梅对于共产党的兴趣既不是因为哲学，也不是因为政治：她只不过想成为那个组织的一员，跟着他们到各处走一走。“每个暑假他们都要出去旅游一番，”她说，“还要发礼物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入党看来也还是蛮有趣的。（很多人对入党的第一诉求可能就是为了能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好处吧，太真实啦）”对曹春梅来说，生意上的成功已经把她彻底地孤立了起来。生意上那些枯燥的活儿多是她一个人负责，即便是佛教带来的慰藉，也是她一个人独自体会。这跟魏子淇背道而驰，魏子淇所走出的每一步都让他拥有更多的关系，让他在村子里拥有更大的能量，让他跟外界建立起更多的联系。（冷静的观察，何伟对这两夫妻看的很准呀）
在家庭内部，他也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威。当曹春梅提出要入党的时候，魏子淇一口回绝了。“没这个必要，”他对她这样说道，从此便没了下文。他很少跟他老婆说明他那些决定是怎么回事，所有的计划都自己闷在心里。我每次向曹春梅问起村里人有哪些政治传言，她都说她知道的事情还没有我知道得多。“魏子淇不跟我讲这些事情，”她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管不了他。”那是她遇到冲突时的典型回应：我不管。跟那次她想自己经商的想法一样，这一次入党的梦想也无声无息地终止了。（农村妇女的地位和思维，既受传统老旧思维影响，也受教育水平影响，她们不懂得思考如何与男性沟通和博弈，只能被动接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