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的故事2》书结——雅典的兴衰

《希腊人的故事》第二卷的脉络是雅典的兴盛和衰落，以伯里克利和阿基比亚德两个人代表人物讲述公元前461年到公元前404年希腊的沉浮。

公元前8世纪随着城邦国家斯巴达的吕库古，雅典的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的领导，这两个城邦国家一跃成为希腊的两大强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的势力一分为二，雅典和斯巴达分别成为希腊城邦两大同盟的主导者。雅典领导提洛同盟，而斯巴达领导伯罗奔尼撒同盟。

雅典和斯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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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懂这段历史，首先一定要了解这两个城邦国家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希腊世界的外部敌人波斯帝国的动向。

说到雅典就想到优美动人的雕像、华美的建筑、哲学家、戏剧家、自由和民主等等；斯巴达给我印象就是战斗机器。究竟这两个城邦有多大差异？

首先，体制不同：

斯巴达是寡头政体，少数人领导多数人。斯巴达的人口组成分三部分：斯巴达公民，庇里阿西人，希洛人，庇里阿希人和希洛人都不算公民，因此斯巴达公民人口不超过15000人，三个阶级的人口比例是1:7:16。权力在5位检察官手里，可以叫做“小内阁”，每年由公民选举产生。

雅典则完全不一样，是民主体制，全民都有投票权，公民不论等级，人人平等，而且决策权在公民大会，完全是主权在民。

因此，斯巴达视雅典为敌人，害怕自己的寡头政治受到动摇。而斯巴达的军事力量让雅典一直视斯巴达为假想敌。

第二，军事力量不同：

斯巴达和雅典一样，都是全体公民都是士兵，不同的是两个城邦的优势不一样：斯巴达的军事优势是陆军，雅典是海军。

因政体不同，两国的公民数差异巨大，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派出的兵力总让我觉得可笑，有时是几百人，有时一个正规军都不派。最多时候不过一千多人，不像雅典，每次出兵都是大手笔，100多艘船，几万士兵。即便如此，最后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却是斯巴达。

第三，经济范围和模式不同：

斯巴达闭关锁国，自给自足；雅典人则以经济贸易为主，并大力发展海外资产，粮食则完全依赖进口。正因为如此，雅典就设法掌握制海权，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相反斯巴达完全没有向外扩张的想法。

雅典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文化艺术的一系列发展，人才辈出。

第四，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不同：

斯巴达人从小就离开父母过军营生活，进行军事训练，不读书；雅典人则不一样，非常重视教育，琴棋书画一样都不少。在斯巴达人眼里雅典人狡诈，在雅典人眼里斯巴达人死板。从这点上看，我们好像看出了熟悉的东西，难道寡头政体就是不让大家学文化，民主政体就是积极开化民智，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两大势力集团的对决

两个城邦互相瞧不上眼，特别是雅典的海上霸权引起科林斯和斯巴达的极端敌视，这种势力对决在第二次希波战争结束30年后终于发展成持续27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主导下的提洛同盟和斯巴达主导下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一场持久战。

雅典和斯巴达迥异的国民性造成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性质的完全不同。

提洛同盟以雅典为主导，建立之初是为了对抗希腊城邦的外敌：波斯。当波斯没有威胁之后提洛同盟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从抵御外敌变为经济联盟。更大的作用是雅典的对外扩张，强化自己的经济圈，促进经济贸易发展。

伯罗奔尼撒同盟表面上一直以斯巴达为主导，实际上斯巴达充当的角色仅仅是个裁判。主要是成员国在需要军事援助的时候要喊大哥做主，他们哟要仰仗势威震四方的斯巴达战士，完全没有发展经济扩张领土的需求。

希腊城邦诸国没事就互相打仗，只有每4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才能让所有人暂时放下恩怨，所以找个靠山很有必要。

背景知识有点多，但是很重要，现在进入正题。

雅典从极致民主进入众愚政体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雅典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迎来了黄金30年，后世把这段时期称为“极致民主”时代。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兴盛得益于国体性质还是依赖于伯里克利个人的能力？

有一点很重要，伯里克利时期的30年，雅典基本没打仗，是雅典繁荣的基础，这得益于伯里克利手中的两张王牌。一张是与斯巴达签订的停战条约，两一张是与波斯有关的《卡里阿斯合约》——雅典和波斯互不侵犯条约。伯里克利化解了来自陆地和海上的两大威胁，雅典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

极致的民主

伯里克利一人统治的30余年，从公元前461年到公元前430年的31年，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巅峰时期。

他的理念是：让城邦国家的所有公民参与政治、行政、军事等国家事务。

他最大能力是善用民众力量，善于引导民众，让大家做出正确的选择。

伯里克利认同前辈地米斯托克利的理念：相信雅典的未来在海上，雅典将逐步向海洋国家、海洋帝国发展壮大。因此给在战争期间担任海军浆手的公民发放日薪。今天的我们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但在当时引发了大批知识分子的批判。在伯里克利看来，最底层的公民皆能积极参政的民主雅典最好的象征就是矗立于卫城山丘上向世人展现雄姿的帕特农神殿。

众愚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伯里克利死后的雅典，迅速进入众愚时代。面对战争和瘟疫，民|众对未来担忧和迷茫。面对危机，人们容易失去理智、被煽｜动。煽动者善于点燃大众的情绪，往往能够得到支持，这种人一但成为领导者，很难引导大众理性思维。精英毕竟是少数，大多是人是愚盲，特别是在非常时期，民众总会做出错误的决定。雅典进入众愚期不是民众变傻了，而是失去了好的领导者。

雅典人屡战屡败，最终向斯巴达无条件投降，成为斯巴达的同盟国。雅典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海军，经济大国的地位就此烟消云散。短短25年，雅典丧失了一切。

雅典的国民性质没有变化，变化的是领导人。阿基比亚德应该算伯里克利之后的最佳接班人，然而在众愚时代里，他的命运在民众手里。当他在西西里战争的前线准备战斗是，却被召回国内准备接受死刑；当他极力复兴雅典的时候，又被民众赶舞台。他希望成为雅典的英雄，最终成了众愚时代的悲剧人物。

最耐人寻味的话题“民主”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兴盛得益于国体性质还是依赖于伯里克利个人的能力？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时代最著民的评注是下面这句话：

“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国家。”

这句话耐人寻味。

如果你对“民主”感兴趣，读一读希腊史，探寻雅典，因为民主最早在那里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