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河南人受歧视??

为何河南人受歧视??

只要有地区发展不平衡,就难以最终杜绝地区歧视。“穷”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不是美好道德的源泉,相反,它只是刺激普遍人性中的普遍弱点:嫌贫爱富。

深圳龙岗警方是政府所属的执法部门,今年3月份,竟在辖区内悬挂横幅“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地区歧视赫然在目,令人难以置信。

4月15日,两位河南籍人士远在郑州向龙岗警方提起司法诉讼,惊动舆论,有朋友认为此举做秀,意在吸引眼球。我的看法是,即使做秀,此类官司也值得打,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只有人人形成“秋菊性格”,强势部门才能在百姓面前低头,两者之间才有可能形成正常关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公正不是长官恩赐的,也不是小民乞求的,而是一个一个“秋菊”起而抗议,一场一场官司“打”出来的。平民缠讼,尤其是缠强势部门之讼,在过去要被讥讽为泼妇刁民、世风日下,在现代恰恰是公民意识觉醒的标志。

但是,具体到地区歧视这一观念,即使官司打赢了,河南人就能在全国改变他们被歧视的命运吗?我的看法不乐观。原因在于,地区性歧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并不植根于知识分子容易想到的文化“基因”或“国民性”问题,而是植根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这一弱点的起伏消长,是与社会发展不平衡联系在一起的。

我出生在上海,这个城市有一个公开秘密,也是这个城市的不文明标记:全城歧视苏北人。上个世纪50年代,有两个强力因素对苏北人有利,似乎能抵消这一地区歧视:接管这个城市的南下干部不少人操苏北口音,来自苏北红区;从1949年到1976年的国家总理周恩来,操一口淮阴口音,爱看江淮戏,苏北得不能再苏北,全国民众家喻户晓。事实证明,强力因素无济于事,政治归政治,歧视归歧视,生活的“污泥浊水”照样奔流。上海的市民生活并不隐讳这一现象,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论不合,官方出版物始终不能正视。倒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来自美国,一个来自德国,对这一现象发生研究兴趣,以此为题撰写社会学博士论文,在学界颇得好评,其中一位德国学者我还认识。

我插队在河南,求学在西安。到西安后,发现一个城市奇观:半城皆乡音,满目河南人。不久即发现,河南人再多,在西安还是被歧视,原因很简单:他们大多是灾荒年景的流民,以及流民的后代。

这时我才想起在河南的经历,被歧视者内部,还有更细一层的地区歧视,豫西人看不起豫东人。原因也相通:豫东自然条件恶劣,一旦发生灾荒,豫东灾民顺陇海线向西流动,先经过豫西,后到达西安。而在上海,被歧视的苏北人内部也有类似现象:扬州一带的苏北人看不起盐城一代的苏北人,甚至认为苏北人在上海的不良形象是被后者败坏的。原因惊人地相似:一旦发生灾荒,盐城阜宁一带的灾民顺运河南下,先经过扬州,再渡江到上海。

盐、阜相比扬州,不仅在地理上更“北方”,社会经济发展更落后,流民进上海后能够找到的职业更低贱,由此被认为更“侉”,更粗野。发现地区歧视在中国普遍存在,一度使我心绪难平;再看到被歧视者内部居然继续划分地区歧视,则使我沮丧无言。

后来到哈佛大学短期访问,发现地区歧视在美国白人内部也存在。查尔斯河北畔的剑桥市,隐隐看不起河对岸波士顿地区的爱尔兰人社区。我因为贪图房租便宜,恰好住进了那个社区,却因为听力不好,实在听不出一河之隔的英语有什么口音差异。我曾请一个爱尔兰裔的美国教授林琪以放大的口型,夸张的口气,演示她的祖籍口音,才勉强听出一点差别。令我惊讶的是,那个地区受人尊崇的肯尼迪总统,并不是出身在查尔斯河的北岸,而是遭人歧视的南岸,恰好就在爱尔兰社区。他去世后,按美国规矩为前总统建立的肯尼迪图书馆就建在我住处不远的海边,脚一抬就到,我曾无数次在那里留连。

可惜总统归总统,歧视归歧视,这就和周恩来的政治魅力无助于缓解上海对苏北人的歧视差不多。林琪告诉我,这一歧视缘起19世纪中叶那场著名的马铃薯灾荒,爱尔兰人大批来北美新英格兰地区乞讨求生,地位低下,招人嫌弃。20世纪90年代爱尔兰总理访美,还特意要求在哈佛广场的空地上塑造一组饥民哀号求救的铜像,以纪念那个可怕年月。林琪还告诉我,随着爱尔兰社区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歧视正在淡化,相比她记事的童年时代,现在已经好多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致我要求她演示爱尔兰口音时,她没有丝毫不快,而是以开玩笑的心态在讲解一个历史故事,以及地区歧视发生的根本原因了。

只要有地区发展不平衡,就难以最终杜绝地区歧视。这是一个令人很不愉快的现实,之所以不愉快,是因为它最终与一个“穷”字相连接。“穷”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不是美好道德的源泉,相反,它只是刺激普遍人性中的普遍弱点:嫌贫爱富。普遍人性普遍存在,地不分东、西,人不分黄、白,只要有地区发展不平衡,就会有河南人问题,苏北人问题,乃至爱尔兰人问题。而爱尔兰人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地区歧视当然不可取,更不能放纵这一观念蔓延到执法、司法行为,但只有从根本上消除地区发展的失衡,才能最终消解这一丑恶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是这个发展不能仅限于经济,应该包括文化,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不是改造“国民性”,而是实施实实在在的教育机会平等;还应该包括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中最重要一环是司法公正,在最终克服地区发展不平衡之前,首先要做到也可以做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作者: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朱学勤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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