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半小时》居心何在

前几日《经济半小时》连续报道的是“户籍制度”的专题，却将购房入户当成靶子，先后用天津、成都和上海的情况做了对比。天津与成都的调查与对话中，支持的人占多数，但结论却是购房入户与户籍改革是悖论。

我参加过无数次《经济半小时》的节目和活动，与大多数的编导和主持人都很熟，经济节目也是我关注最多的电视节目，许多热播的电视剧我几乎都一无所知，但经济信息却几乎是一天不可缺少的“粮食”。

但对《经济半小时》近半年多以来的节目，特别是有关于房地产的专题节目却不敢赞同，且大失所望。尤其是每次前半个小时的采访似乎都与最后几十秒的文字结论是背道而驰的，内容不但不支持结论，反而让结论失去了经济性的价值，完全变成了主持人的主观意见，一种完全无经济意义的情绪倾向。

小纸条更证明了上述这种情况。也许是出于对房地产业的仇恨，《经济半小时》大多数对房地产专题的报道都事先就带有强烈的倾向性，先以恶的角度出发去选题，然后按这种思路去采访，为自己选择可利用的武器，再在一系列的采访后，只选择可能对自己事先得出的结论有帮助的个别段落进行编辑播出，给民众一种错误的导向。

前几天我在接受采访之前就事先指出了此类问题，节目播出后，果然结论与内容完全不同，更非我主要想说的话，于是我又向节目制作方提出了意见。看来《经济半小时》的节目制作只能服从于他们预先设计的思路，否则播出的一定是被扭曲的事实。

购房入户是多个城市近期出台的重要措施，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活跃，也被《经济半小时》当作了打击的目标。很清楚的表达了对地方政府用购房入户来刺激房地产市场的不满，尤其是此前《经济半小时》曾大呼让房地产商降价降价再降价，而2、3月份全国交易量的上升打破了《经济半小时》带有仇视性的预言。于是《经济半小时》就将房价没有按他们的意见降价降价再降价的罪恶根源责难于地方政府的救市政策，包括购房入户、降低税费及其他。哪怕这个推理与结论都是错的，他们也仍坚持要用独家的话语权来发起毫无理由的攻击。尽管他们用户籍改革作为掩护，但仍透露出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经济半小时》将购房入户视为房地产救市的一种交易，是与户籍制度改革相悖的，并认为购房入户是户籍改革的一种破坏，会引发城市教育资源与交通资源的不配套发至，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城市病，因此是有害而无利的，由此来否定购房入户对房市和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

许多人都知道国外移民中很重要的一个优先因素就是投资移民，其中就包括了购房的投资。通过购买国外的住房而优先取得移民权，理由是有能力投资住房的移民大多不会给这个国家或城市带来负面的经济影响，如生活的救济、就业的压力和低生活的保障。而大多会带来财富、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因此投资移民就成为了财富积聚的一道防火墙，用财富的门槛起到净化城市人口素质、限制人口过度增长和防止出现大量贫民窟及减少政府救济性转移支付公共支出的作用。

我不赞成中国的户籍制度对人口自由迁徙的限制，这是人权中最应优先保障的权利。但历史的原因自1959年之后，《宪法》中取消了中国人自由迁徙的权利，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与差别性歧视。而户籍制度的改革在中国城市化率较低时看来还没有偷到全国人大立法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

于是地方政府有了户籍制度的变相调整。先是80年代深圳实行的特区暂住证；中是1999年上海实行的与购房挂钩的蓝户口制；随后有了许多城市购房入户的政策。也有的城市如石家庄和上海没有与购房严格挂钩也取消了部分户籍管制的条件，这些都无疑是在没有进行《宪法》中户籍管理限制人权的迁徙权利之下的一种进步。虽然这种进步与改革是与购房或就业等挂钩，但至少是一种突破，一种有限条件下应被表扬的改革行为。

户籍改革中最难的既不是《经济半小时》中所说的教育资源紧张问题，也不是城市人口集中后的交通拥挤问题，相反的正是《经济半小时》所攻击的住房问题，居住权利的保障问题。

所有的城市化进程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如何解决农村或非城市人口向城市集中后的住房问题。之所以英、欧、美、印、拉美等国家会在高速城市化中出现大量的贫民窟，正是因为政府无力解决这种没有户籍限制条件下的人口向城市涌入中的居住问题。

而中国中央政府也恰恰是按着人口户籍用严格的土地计划指标管理着城市建设用地，恰恰是将不得出现贫民窟的住房社会保障责任强制的压在了地方政府的头上。而地方政府的财力又恰恰要从土地中获取，才能保障户籍人口的保障性住房问题，因此住房不但是压在政府头上必须保障的一座大山，也是政府实施保障政策的一个经济来源。

地方政府比《经济半小时》更聪明的正在于官员们知道自己面临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交通资源在人口集中时的矛盾，但更知道住房压力是城市化中的首要和负担最重的矛盾。地方政府还知道不管有没有购房入户的规定，这些外来人口已经在这个城市中生活，不但占用着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也在影响着交通的资源，但他们也在这个城市中做出贡献，无非他们没有户籍、没有享有因户籍而带来的公共资源。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歧视与不公平待遇，而如果没有购房入户就允许他们改变户籍，就会给城市带来更多的公共开支负担，包括住房的保障责任。

恰恰是住房入户才合理的解决了这一双方的矛盾，政府用住房作为限制入户的门槛，移民以住房作为换取户籍的代价，减少政府的担忧与负担；政府用住房市场的活跃与税收，包括从土地中获取的收益，承担移民转为户籍人口的其他公共支付和责任。岂不恰恰是一种利益平分与双赢的最佳结果吗？岂不是对户籍制度的一种改革吗？怎么能说是与户籍制度改革冲突的悖论呢？

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不考虑政府责任与负担，尤其是不考虑政府住房保障的责任，那么户籍制度一旦放开，允许农民自由的进入城市，那对政府对社会都将只能是一种灾难。不仅当地政府根本不可能承受这种住房保障的责任，城市中也必然会出现大量的贫民窟，让户籍改革无法实现，也让那些早已在城市中买了房、生活了多年的“移民”没有机会成为城市的市民。至少购房入户让这些长期的移民与准备长期的移民有了一个机会，也等于开了个户籍转换的口子。如果所有的城市都有了这种购房入户的改革，至少可以让中国更多的非城市人口有了成为城市人口的机会，有了享有更好的子女教育、就业、医疗的机会。

换个经济算账，购房入户至少形成了私有财产，这种私有财产归以所有并且可能升值创造财产性收入，又怎么算得上是换取身份的代价呢？户籍同时带来了教育、医疗等其他公共资源的享有，并且是花高价都可能换不来的权利，这种因非户籍而增加的费用并不比购房的费用便宜。因此购房作为入户的门槛，既有其政治上的合理性，也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

如果移民的农户能用购房入户的方式改变了户籍，而农村的土地承包权仍留给了家里的其他人，对全家不更是个贡献与收益吗？（嫁女入城而土地承包权不变）。

北京的户籍人口大约只有1200多万人，但常住人口为1600多万人，其中有约400万是无户籍但长期生存在这个城市的人口，他们仍无法改变户籍关系。

《经济半小时》似乎并没有算政府的账、购房人的账和社会平衡的账，更没有算过制度改革成本的账。好像《经济半小时》并不知道经济的含义，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也。

从三鹿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不救市场就没有企业；不久企业就没有奶农的收益。只保奶农先救奶农的结果是伊利近十万吨奶粉的库存，当伊利无法再增加库存时，伊利倒了，还有什么企业来就奶农呢？

房地产市场也同样，不救市场，难道会有更便宜的房子和住房条件的改善吗？请问没有更多的人购买商品房以扩大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最低生活保障的住房面积和标准会提高吗！

一提到有钱人住了好房子，全社会（尤其是《经济半小时》）就恨得咬牙切齿，似乎富人将资源都占用了，穷人就会更穷。资本主义社会所反映出的贫富差别就一定会在中国出现。但中国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保障制度，如最低工资、失业救济、住房保障最低标准等，又有哪一个不是随着社会总体水平发展而提高和增加的呢。没有有钱人拉动整体水平的上升，又怎么会有平均水平的增长呢……

无非要解决的只是如何用税收去平衡，如何将高收入家庭的税收向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仇恨房地产业是没有任何经济学上的道理的。中国不是有《房地产法》吗？《房地产法》不明显说明，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吗？仇恨政府的购房入户更没有任何道理了。《经济半小时》为了传播这种仇恨，将以上几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的问题故意串联在一起，用批评政府购房入户政策的方式间接打击房地产市场和经济，最终试图实现打倒房地产商的目的。却不知道当预定的出发点是错误的时，必然导致其方法、判断与分析都发生了错误，最终结论也是错误的。

还好我们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像《经济半小时》的主持人、编导们那么愚蠢，没有受这些书呆子们的偏见影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并为户籍制度的改革做出了贡献。用购房入户的方式既有利于解决非农、农民入户的长期矛盾，又有利于解决城市的快速膨胀和政府的保障负担。这本就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却被当作了批判与攻击的对象。

难道《经济半小时》誓死也不愿意让农民有任何机会变成城市户口的城市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