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伦理？

“ 杨帆事件”越来越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娱乐化品质。
　　
　　事发当日（1月4日），杨帆在自己的课堂上大骂未到堂学生是畜生，并锁门点名，与准备离去的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7日，同是法大教师的副教授萧瀚即在网上表示，杨帆辱骂学生在先，有违师道。
“以杨教授的日常行为而论，该女生不但不是错，而且还是自发的正当的尊严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表现。”
　　
　　杨帆在稍后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声称，“这个事件已经上升到学校声誉，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地步”。1月11日，萧瀚提出辞职。在辞职声明中，萧瀚说自己“和杨帆教授往日无私怨，今日无私仇，但是我和他有不共戴天的公仇，就是来自教师伦理之仇”。（1月12日《南方都市报》）
　　
　　本来不是“局中人”，却勇敢（或者说莽撞）地跳将出来进行公共表达的萧瀚，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教师伦理？或者把概念的范围稍稍扩大一下，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伦理以维系、调和、重建师生关系？
　　
　　不管承认不承认还是在哪一个层面上承认，我们目前的师生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些危机。见诸媒体的“辱师事件”、“虐生事件”甚至“杨帆事件”，不过是危机的极端表现罢了。把这些危机个例定性为“师生关系紧张”，同样是息事宁人各打五十大板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做只能把表象背后的问题掩饰起来，并不能厘清什么、解决什么。
　　
　　师生关系紧张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的是师生双方深刻的互相不信任。在不信任的情绪背景下，师生关系前所未有的堕落、破落、零落。
　　
　　从弟子问学——师者施教这一对最基本的关系上分析，问者、教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堕落为功利主义的互相利用。师生都比较关注对方的可利用价值，衡量的眼光不再聚焦在人和学问上，而是集中在各自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关系上。这也是官员学生的导师多为名教授、研究生大都称呼导师为老板的缘由。
　　
　　在功利主义思路的驱使下，传统的为所有人向往的温和师生关系迅速异化，而焦躁、暴戾、武断的风气却在校园里潜滋暗长，有时候连表面的一点体面也不再保有，甚至明目张胆的大行其道。时不时的，像杨帆教授与女生发生肢体冲突一样，以这种令社会大众目瞪口呆的行状溢出校园，成为街谈巷议的公共事件。
　　
　　师生双方的互相不信任还体现在缺乏认真的追问和反思上。几乎每一次事件在演进过程中，都会演绎成为一个具有娱乐品质的故事，故事中，当事各方不论是否愿意都被涂抹成娱乐剧的角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什么也剩不下，风行水上，波澜不惊，大不了再发生一次，以愉悦大众贫乏的生活，刺激人们淡忘的记忆。
　　
　　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帆事件”的主角杨帆教授说过的一句话其实还是有道理的，那就是这个事件“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地步”。话很大，想必也会招来社会上关心这一事件的人的更猛烈的批判。但如果从如何重建教育伦理这一宏大的课题看，称其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并无什么不合适。教育不就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么！
　　
　　查《礼记·学记》有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这大概就是杨帆教授及其支持者所谓的“师道尊严”的出处。多少年来，师者每每引用这样的话以捍卫师者的尊严，在这样的强势下，学生的个性自由和创新精神受到挤压，因而每每遭到反弹，传统的历史合理性也在新的社会伦理条件下被屡屡质疑。
　　
　　其实，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追求平等。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社会中，平等的资源向来比较稀缺，体现在师生关系上，更是如此。惟其稀缺，更应该戮力以求，建设一种崭新的有助于师生双方身心愉悦的关系，以挽救教育伦理全面堕落的危机。当然，在这样的重建中，师者、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更具有主动性。
　　
　　现在“杨帆事件”还在沸沸扬扬的进行中，而且已经有了萧瀚副教授认真的追问和反思，不知道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官员们有没有能力接过这个球，切实的展开有关师道尊严的讨论，认真追问和反思教育秩序的混乱，平等的而不是粗暴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人文的而不是实用的，讨论中国当下面临的教育伦理危机，并澄清一些误区和迷局。
　　
　　如果讨论果能获得一些我们久违了的共识，比如大学的包容、人格的平等、爱与善良、教学相长、推己及人……云云，则不仅仅是大学师生的福音，同样也是中国教育的希望所在。就像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博客上撰文评价萧瀚那样，“对于这种特立独行之人予以包容，正是高校的希望所在——自由孕育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