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中北部出发,有两条路通望宽广的蒙古草原:一条往西,经杀虎口出关;一条往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然而,不论走哪条路,山西人首先要面对的都是巍然挺立在其面前的万里长城。
原文:天时是指明朝实施“开中制”,为晋商发展提供了契机,上文说过山西人原本不想经商,他们恋家也保守,山西人之所以能经商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地理是指山西在当时处于南北交通的要道,南来北往的货商都要途经山西;其次是山西地产丰富,矿产加工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为晋商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人和是指山西商人除了注重团体发展、注重与各地商人的和谐相处外,还注重与官府的交好,这些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群体力量的发挥。他们用传统的同乡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爷的方式,加强相互间的认识,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交往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这些不同的商帮,在帮内互相扶助,共同进退,颇似现代的流行的“战略同盟”、合作伙伴。晋商还发明了著名的“联号制”,并创立了“股份制”的雏形。
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的经营实力了。
山西商人最先冲破了地域的局限,开阔了视野,看到了缤纷多彩的外部世界: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敢于闯荡四海的观念,“若问我祖来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这是一句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民谣。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心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
晋商之所以能经营天下,最为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其经营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推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
山西票号的创立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大创举,然而,山西票号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屡经战乱,饱受考验。每次战乱都经受了不小的冲击,但晋商并没有因此而陷入停滞不前甚而畏缩后退的境地。战乱中山西票商们依然伸缩有道,不放弃任何一次能“捞银子”的机会。他们根据形势的需要,或放手经营甘冒风险,或收缩业务,护己营利。
“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这是明清时期山西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在商居于末的“士农工商”式传统社会结构中,山西人当时这种对商业利益毫不掩饰的追逐,令时人为之恻目不已。
“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晋商曾经独领风骚、叱咤于中国的大地上,他们经营的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商号,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称雄国内商界长达500年之久。他们对中国商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资格在中国金融史上大书特书。
晋商早在明朝就开始在边疆经营各种贸易,在清入关以前,曾以贸易方式为清政权输送军用物资,甚至提供情报,传递文书,于是得到了清政府的器重。山西商人也顺势做起了皇商,他们以皇商的身份领取政治资本,享有深入蒙地贸易的特权,每年向皇室提供所需要的物品。
山西商人能享誉海内外,除了其“足迹遍天下”的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晋商经营行业广泛,某些行业在全国独占鳌头。经营行业广泛而且一些行业为其垄断,使其信誉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商帮。
晋商之所以能称霸商界长达二百余年就在其制定的票号规则极严密,杜绝了票号中人可能会造成的疏漏与损害,也尽可能地堵塞了诈骗活动的发生,把经营纳入了一个严谨规范的轨道。
晚清社会极为动荡不安,战乱连年,而晋商是战乱的直接受害者。
创业之难是尽人皆知的。守业不易就不一定是人人会明白的。
平安是福,这是中国人共同的观点。希望有安国安民的鸿鹄之志者,名叫安国、安民;希望能继承祖业的,叫安祖、安先;不求闻达只愿平定的,叫安定;由乱到定的,叫新安;由弱到强的,叫宏安;由穷到富的,叫金安。总之,一切以安为主。如果说故宫是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腐败、没落的根源的话,那一家又一家大院正是晋商衰败的象征。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南钱庄、北票号,融为一条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历史脉络。“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被公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平遥、太谷、祁县“金三角”使晋商走上历史巅峰。
古往今来,许多成功的经营者,都十分注重节俭。商人们虽然积财数千万计,但勤俭既是经营的正道,也是修身、正己、立志、创业之精神的体现。“世事无奇,唯忠唯恕;治家有道,克勤克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在《尚书·大禹谟》中最有教谕。一国一邦的兴衰也往往是“成由勤俭败由奢”。山西商人从创业到获取成功的极富时代,始终克守勤俭,留下了晋商俭约的美誉。勤俭之风是山西人在艰苦中保护自我,造福后代的本能,也是山西商人积累财富的有效途径,在晋商发迹的初期,山西人给省外人士的印象是“陋而实”,不尚奢华的风尚也确实避免许多浪费与挥霍,每当外省人讥讽山西人吝啬、小气时,山西人理直气壮的回答足:“说小气就小气,各人心中有主意。”这一点也显示出山西人的精明和有主见,而这在现代山西人中仍有遗留。
晋商,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商业历史上称雄500多年,除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外,更为重要的是山西商人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那就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些经商始祖,靠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他们敢说敢干,敢作敢当,勤奋刻苦,吃苦耐劳,不怕牺牲,表现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惊人毅力。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能把这种精神坚持下去,发迹致富后也不忘记,代代相传。
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人处其逸,我任其劳,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而以后日之食贫为可虑。”
但是晋商的特别之处在于,不论大小伙计,甚至掌柜和一些资本家,大多都是从小相公做起的。大多数都是从小相公熬成先生、掌柜,最后成为资本家,当然也有不少的人连小相公都做不好。这是因为做小相公是店铺中最苦和最低层的人,如果一个人不能吃苦、不勤劳、不敬业,钱财上公私不分,那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商人,或早或迟总会被店铺辞掉。所以说,做小相公也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
晋商家族之所以能盛及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古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族内部兄弟团结一致,共同经营,各自从事的行业互相补益,决没有瞬间衰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