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他是网球天才

最佳战绩、伤病、手术、积分、奖金、简历……
一个曾被称为天才的网球少年走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九年

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着墨尔本公园球场的每一个角落，柏衍与阿根廷人特伦格里蒂的比赛已经进行了超过两个小时——这是2016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男单资格赛的第三轮，获胜者将进入澳网男单正赛；这也是柏衍在24小时内打的第二场比赛，此前的那一场比赛时间也超过两个小时。

场边记分牌上的数字记录着这场比赛的艰难——4:6/7:6/0:3，柏衍是在第二盘抢七取胜的人，也是在第三盘明显落后的人，更糟糕的是手术过的肘部已经难以招架对手的每一次击球，放弃还是继续，柏衍必须迅速做出决定。

这是柏衍成年后参加的第一次大满贯赛事，是的，成年。但这并非他第一次来到墨尔本公园球场，九年前的几乎同一时间，17岁的他在这里闯入了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青少年赛的八强，那是迄今为止中国男子球员在该级别赛事中的最佳战绩。那时，人们叫他“天才”、“先锋”、“新希望”。

九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切，墨尔本公园球场场地的颜色变了，底线上“Melbourne”的字样变了，连球场的位置都和以前不一样了，2007年的那个柏衍也不会想到自己再一次来到这里会是在九年之后。

“大人”的世界

出于改善体质的目的，母亲最初让柏衍学的是舞蹈，练国标和斗牛。但他却对隔壁的网球场动了心。

6岁那年，柏衍在南京中山东路体校开始学打网球，直到四年后被王越发现。王越曾经是中国国家网球队的教练，还去美国进修和执教过，从看到柏衍的那一刻起，他就决定将这个瘦瘦高高的男孩招入自己的中国网球学校。

他开始跟着王越训练、比赛，和其他在举国体制下、走传统的“体校-省队-国家队”路线的中国运动员相比，柏衍成了一个特例，以独立的个人姿态走入了网球世界。那一年，柏衍10岁。

在同龄人中，他的确是最出众的那一个——10岁时就拿到12岁组的全国冠军，2005年开始参加世界青少年比赛，一年后拿到中网青少年组亚军和亚洲青少年锦标赛冠军，2007年则进入澳网青少年赛的男单八强。

顶着天才的标签，心气颇高的柏衍想尽快离开青少年比赛，转入成人赛事，“个体户”的身份可以让他自由地完成这个选择，他想看看“大人”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只是，“大人”的世界有“大人”的玩法，职业而严苛。

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根据ATP（男子职业网球协会）和ITF（国际网球联合会）的规定，ATP巡回赛分为250级赛事、500级赛事以及1000级的大师赛。每个级别的比赛有着严格的积分要求和奖金制度。像柏衍这样的青少年球员转入职业网坛时没有任何积分，他们只能像登山一样从最低级别、积分最少的ITF希望赛打起，一点一点地积累积分，当积分累积到一定数量时才有机会参加更高级别的赛事。积分越高、排名越高，参加比赛的等级就越高，而等级越高则意味着你能获得的奖金和商业机会也在逐级增加。

这就是“大人”的世界，任何一位想要进入其中的年轻人都需要完成一个从青少年赛到职业网球的转换，做好身体和心理的准备去面对“职业”的森严等级和商业规则。

对欧美球员而言，这个转换并不困难，因为他们的国家不仅有几十年、近百年的深厚网球底蕴，还有网协的支持和前辈们的提点。欧洲和美国都有成系列的青少年比赛，经纪公司和赞助商的球探会从中挑出好苗子，从十几岁就给他们提供赞助。这种赞助除了经济上的，还包括心理、医疗、公关和媒体。在澳大利亚，前辈球员休伊特会主动帮助托米奇、克耶高斯这些年轻球员。尽管他们因为口无遮拦、超速、夜生活丰富而被媒体口诛笔伐，休伊特仍然愿意和他们一起参加比赛，当他们的导师。

在中国，网球得到重视是2004年的事。那一年，李婷和孙甜甜获得了雅典奥运会网球女子双打的金牌，比起国外的职业球员各自为伍的状况，她们在举国体制下长期配对训练的默契显露出了威力。从那一年起，中国网协制定了“以双打带单打，以女子带男子”的发展战略。

即便如此，比起已有上百年历史的职业网球来说，中国网球依然是个对“职业”不甚了解的门外汉，几乎没有任何市场支撑体系和经验可以提供给想要走入职业网球世界的年轻人，摸着石头过河成了柏衍和教练王越唯一能做的事情。

为了快速提升自己的排名，柏衍一头扎进成年人的世界，却发现最低级别的ITF希望赛并不只是年轻人的比赛，还有很多已经二十七八岁，甚至年过三十但积分仍不足以参加高级别赛事的球员——他们有身高有体重，有良好的击球力量和跑动速度，还有柏衍见都没见过的比赛经验……他急于在这片新世界中闯出一片天，大量参加比赛，透支体能，在走入“大人”的世界不足一年时，伤病出现了。

“失策”

2009年5月26日早上，护士将柏衍叫醒，给了他一套手术服，让他去卫生间换好。他按照指示换衣服、洗脸、洗手，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医院接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超出预定的时间一倍。医生从他的右肘里取出一块小指甲一样大的游离骨，然后告诉他需要用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但他只用了4个月就重回球场。

之所以着急复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几个月后的全运会。

职业网球的世界就是一个商业的世界，一个个商业团队以球员为核心建立，球员既是“商品”也是老板，以成绩来兑换收益养活整个团队，自负盈亏——积分决定着参赛级别，参赛级别决定着奖金数额，奖金数额决定着教练、理疗师、经纪人、翻译、后勤等的水准。

这就是职业球员的艰辛之处。他们往往看上去光鲜，可以在世界各地领略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拿走巨额奖金，签下梅赛德斯-奔驰这样顶级的赞助商。但那只是少数人的荣光，大部分人都还在为了生计奔波——大部分时候他们是不住酒店的，而是会选择家庭公寓或者其他更加便宜的住宿方式。

曾经在温网淘汰过费德勒的乌克兰人斯塔霍夫斯基坦言，“如果你的排名无法进入世界前20，那就很难获得奖金之外的收入，日子会相当辛苦。” 即便是世界排名已经进入前10的凯文·安德森，他的妻子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职业球员在实际生活中大都是一些需要省吃俭用的loser。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姓费德勒或者纳达尔。”

举国体制下的中国球员原本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国家会为他们负担几乎所有的费用，他们外出参加任何比赛，所有的机票、食宿、外教的费用都由国家队提供，这曾让世界排名第一的毛瑞斯莫也忍不住羡慕。

但是，体制外的柏衍无法享受这些待遇，如果想借助体制内的资源、获得资金等支持，代表某个省或直辖市参加全运会是他可以选择的唯一方法。只要稍微了解中国体育制度的人就会知道全运会意味着什么——各个省市地方政府将它和奥运会当做衡量官员政绩的标准，为了能够在比赛中夺得更多的金牌，他们会“挖人”来替本省市出战。

2009年，第十一届全运会，刚刚伤愈的柏衍作为8号种子代表上海队出赛，与他一同出现的还有3号种子、江苏队的张择和同队的9号种子吴迪，后两者都是依循中国运动员成长路径的体制内球员。

在全运会网球男子单打的比赛中，右手手肘贴着防护胶带的柏衍在决胜盘输给了比自己小一岁的张择无缘四强，金牌则属于吴迪。在接下来和公茂鑫争夺第5名的比赛中，柏衍感到下腹部疼痛，最后不得不被救护车送去医院。一个多月以后，他再一次躺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病历卡上的病因是：先天性精索静脉曲张。这两次手术的切口都很深，有些肌肉被切断了。但是国内当时的运动医学不是很发达，又没有可以提供帮助的职业运动康复师，柏衍和教练都以为做手术就跟生病一样，只要治好了就没问题。“核心肌肉受损后，肌肉群就变得不再平衡，疲劳时会引发腰背部的伤病。”柏衍几年后才明白了这个事实。

等到一年之后的2010年5月重新开始有球训练时，柏衍之前好容易积累起来的ATP积分已经变成了0，一切必须从零开始。

这是职业网球给匆忙闯入的柏衍上的重要一课，“小时候打比赛，没有人在你的身体到达极限的时候把你拉回来，自己更是恨不得趁着状态好赢下全世界。伤病、过分透支的身体能力、选择比赛的不规律、要在身体和心理上做好随时能够上场比赛的准备……这些都是需要总结的事情。”如今，回想起当年的柏衍这样说道。

自由的“悬浮”

2010年上海大师赛，首轮击败强劲对手的柏衍在赛后接受采访（IC图）

在柏衍不断受伤、手术、养伤的这一年多中，中国网球从体制到环境，发生着巨变。

随着女子球员成绩的日益突出，保留更多个人收入、建立团队的想法逐渐成为主流。最终，2009年初，网协同意李娜、郑洁、彭帅、晏紫“单飞”，她们要将收入的8%至12%上交，作为国家队下一代球员的培养基金。那时，李娜、郑洁们被称为“金花”，而柏衍、吴迪、张择等男球员则被称为“小草”。

“金花”的“单飞”模式很难同样运用于“小草”，毕竟他们的奖金还不足以支持这些年轻人起飞，但体制的松动也使得无论是国家队还是省队，都对男子球员实行了比以往更加宽松的管理，除非有大型比赛，更多的时候，他们都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可以自己决定聘请什么样的教练、参加什么样的比赛。这样一来，国家体系同男网球员的关系也从完全责任变成了部分责任——有比赛、需要出成绩的时候，才有责任。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顶级赛事不断进入中国，世界网球职业巡回赛的“中国赛季”逐渐形成，在本国举行比赛的好处是本土球员可以获得外卡参赛的机会，对于积分有限的中国男网球员，这无疑是证明和表现自己的好机会。

2010年10月，伤愈复出的柏衍拿到一张上海大师赛的外卡，首轮对阵曾经世界排名第8的捷克名将斯捷潘内克。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以2比0击败了对手，成为有史以来第二个在ATP1000级别赛事中取得胜利的中国大陆球员。当他以一个转身180度的跳跃握拳庆祝胜利的那一刻，全场都被点燃，那个 “天才”似乎又回来了。

只是这股浪潮的热度只维持了一周，毕竟，不是每一项大赛都会给中国球员颁发外卡，柏衍们更多地还是在低级别的比赛中争夺积分。由于体制的松动，柏衍曾经作为“体制外个体户”所面临的问题也变成了中国男网球员普遍面临的问题。

由于个人身体原因以及要照顾赴美打球的女儿，教练王越陪伴在柏衍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2013年，柏衍代表湖北队打了全运会，并在之后一年以湖北队队员在网协注册，但从2010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他仍然基本处于“自治”的状态——根据自身的状况给自己制定训练计划，也会在比赛中积极地向高水平球员的团队咨询如何安排饮食、如何进行恢复训练，孤独地在“天才”和容易受伤的“玻璃人”之间游走。

来自体制内的吴迪的状况并没有比柏衍好多少。虽然曾经在代表国家队出战戴维斯杯时有过多次惊艳的表现，还拿到了2013年全运会的网球男单冠军，但进入2014年后，由于个人成绩起起伏伏，吴迪的教练也是有一搭没一搭。他所在的上海俱乐部给他配了一位年纪差不多大的“助手”，不是教练，“没有正确的人引导我怎么做。如果（自己）觉得有可能这么做，就这么做一段时间；有可能那么做，就那么做一段时间，走了一段弯路。”

曾经创造出中国大陆男选手最高排名（148位）的张择算是中国男网中条件最好的球员。他所在的江苏队为他请来了外教，但他和外教外出参加职业巡回赛的费用还是需要自己承担。“每一站的消费都很多，压力都在自己身上。我也一直在寻找赞助。”

谈及赞助，吴迪提到了日本球员锦织圭。

和柏衍同龄的锦织圭目前排名世界第七，是如今唯一能和世界男子网坛顶尖高手抗衡的亚洲选手，在过去两年的四大满贯赛事中，他的状态稳定并屡有惊人的表现，例如在2014年的美网半决赛中击败了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他的成功来自日本网协的“45计划”，意在培养更多的优秀网球运动员以突破日本名将松冈修造在1986年创造的世界第46位的最佳排名。

这一计划由日本网协牵头，索尼等大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通过选拔赛遴选出12岁以下的好苗子，将他们送去美国训练。在“45计划”的支持下，从16岁开始，锦织圭就拥有了自己的团队，成员包括击球教练、体能师、心理医生、媒体顾问、营养师、陪练，甚至还有家长联络专员。这些钱都来自索尼公司前CEO盛田正明所设立的网球基金会，而锦织圭还只是基金会20多年来培养的球员之一。

在中国，李娜等女球员的惊艳表现的确吸引了更多商业企业关注网球，但对于成绩并不突出的男网球员来说，这也形成了一个怪圈——不是没有赞助商，只是赞助商会对你的成绩有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李娜的大满贯冠军摆在那里，于是，赞助商们被吊高的胃口以及中国男网如今的状况之间，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要不，你就退役吧？”2015年4月，当柏衍带着416位的世界排名去跟几位潜在的赞助商见面时，他得到了这样的回复，“网球就是份工作，工作是需要回报的，有回报才有意义，如果没有回报，还不如不做。”

柏衍从未想过退役。他说，如果退就早退了，那些退役的球员很多都开了网球俱乐部、买了跑车，“我今年26岁，这个年纪放到社会上也就是大学刚毕业，还是个新鲜的人，在网球上也是如此。”

“我的口袋有87块”

“我的两张银行卡里一张剩下8块9，另一张有87块8。”寻求赞助未果，柏衍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2015年，他告别湖北队，在没有挂靠任何省队的状况下以完全个人的身份开始征战一个完整的赛季。

以赛代练——在向其他职业巡回赛的选手取经后，柏衍找到这这样一个克服经济压力的办法，“每打一场比赛就会有收入，可以节省找教练的费用。”柏衍说。

从2015年4月到2015年9月，柏衍马不停蹄地参加了18项比赛，一点一点地积累着积分和奖金。当2015年9月中国赛季开启时，他的世界排名已经从4月初的438位提升到第285位，创造了个人历史最佳排名——他终于凭借排名获得了一个ATP250级赛事、深圳公开赛资格赛的席位。

开赛前的一天夜里，柏衍不知道为什么在梦里哭得很厉害。第二天醒过来，右眼已经无法睁开。医生说是因为疲劳过度，导致他的右眼里起了个水泡。只能以一只眼睛的状态开启中国赛季，他有些焦虑，却没有退路。“说不定一只眼睛会盯得更准呢！射击运动员不都是这种姿势吗？”他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顺势把紧张藏了起来。

2015年9月29日的中午，他在3号球场迎来了自己在深圳公开赛首轮的对手、日本球员仁木拓人。他直落两盘轻松取胜，这一场比赛的胜利让他拿到10590美元奖金，相当于赢得了5个ITF希望赛冠军。“我去夏威夷的钱有了！”当柏衍接受完电视台采访跳上电瓶车时，终于忍不住跟一直给他做拉拉队的室友何叶聪分享自己的喜悦。

至于夏威夷，除了想要在年末给自己放一个小假之外，柏衍希望在那里见到自己最尊敬的导师大卫·波特。“大卫是美国职业网球协会前主席，是一位大师级的教练。我和他认识很久了，这次去到夏威夷，我会住在他家里，晚上就能跟他聊聊关于我打球方面的事情。他总是能够解答我在职业巡回赛中的疑惑。”

在见大卫·波特之前，柏衍还需要继续为积分和奖金奋斗。

深圳公开赛的第二轮，柏衍输给了世界排名前50的马纳里诺。第二盘比赛中，他在打丢一个好球后做了一个摔拍子的动作，但随即很快便收了手。“我的拍子是2011年小德用的mp，工厂已经不再生产，我自己也只剩下了3把。所以就算再想摔，最后都还是会忍住，最多只能轻轻地丢一下。”

同样的话，吴迪也不止一次地说过。2014年年末和球拍赞助商的合同到期之后，对方并没有跟他续约，所以他不得不带着拍面没有涂装的球拍出战中国赛季和2016年的澳网。“我以前有过12支的Youtek Radical mp，但是已经打坏了六七支，所以现在每次比赛都带着剩下的那几支。”

对于中国男网少人关注的现状，多年来服务于国内大小赛事的穿线师们深有体会。蔡建东就是其中一位。“一年的话，顶级球员要用大概三四十支球拍，他们还可以提改球拍的要求，我们的球员根本没有这种待遇。至于球线，因为其性能会从穿好之后慢慢下降，最好是提前两小时穿。但包括中国选手在内绝大多数球员使用的球拍都是好几个小时之前甚至前一天穿好的，他们也已经适应了这种节奏。”

带着仅有的3支球拍，柏衍终于去了夏威夷。他见到了大卫·波特，并在其指导下调整了自己的步伐和很多技术动作，他用在深圳获得的奖金支付了大卫的指导费，然后带着指导的成果来到了墨尔本。

墨尔本的烈日下，柏衍还在为要不要放弃做着最后的斗争。

在他和吴迪打资格赛的间隙，澳网国际信号会把直播的画面切换到中央球场，现世界排名第二的穆雷正在那里训练。他的体能教练让他单脚跳过摆在地面上的横杆，针对他相对脆弱的脚踝进行锻炼——职业网球选手的体能训练并不能依靠20公里跑这样简单的方式完成，而是需要针对每一位球员的状况进行系统性的科学制定。目前，柏衍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位专业的体能教练。

终于，柏衍做出了决定，他走向场边向裁判示意弃权退赛。在时隔9年后再一次踏上这片赛场、参加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项大满贯赛事，距离正赛咫尺之遥时，他决定放弃——这应该是这九年来他最重要的所得。赛后，他说：“敢于放弃也是勇气的体现。”

至于未来，除了继续孤独地完成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柏衍需要完成的，还有他的个人简历，从去年10月开始，他就已经认真地在做这件事。下次见赞助商，他可以直接把它拿给对方看。简历上，自我介绍一栏写着的依然是“中国男网希望之星”——九年前他被当做天才时人们给他的称呼，只是在这个称呼的上方，多了一句话：“It's not just a game，it's a way of life。”

看天下339期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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